古道西風瘦馬斷腸人在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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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爾山著?? 引子 明天要去普洱市，今晨刷刷網(wǎng)頁，做點功課。課題是西南“茶馬古道”，網(wǎng)上一片熱烈，可憐真正可讀、可聽的文字幾乎沒有。大概齊的都是在做旅游攻略吧，“穿越大好河山，”“此處風光獨好”，云云。對于擴大內(nèi)需，這當然很必需，可惜不對我的胃口。很少有人把“茶馬古道”作為歷史題材，去研究，去甄別……這讓我很沮喪，我老了，見不得抹去了歲月艱辛與愁苦的輕浮，和無視生命掙扎與頑強的冷漠。我也不懂為什么這些昔日荒無人煙的地方，而今卻是蜂房蟻穴般的摩肩接踵？如此多的人來此蹭歲月，打卡燒錢，累如乏犬——我真不知道他們的審美價值何在？所以，我必須換個角度。真正把視覺聚焦在人類生存的原點之上，寫一篇題目叫作“古道西風瘦馬，斷腸人在天涯”的文章——讓這名符其實的“古道”，真實的大西南的風風雨雨，和穿行橫斷山脈的馬幫，特別是那一個個有家難回或者無家可歸的“斷腸人”出現(xiàn)在歷史的定格之中。 茶道何所在，新橋共老橋 天賜 世界萬物，何生何滅？何去何存？原本是一種天數(shù)，所謂“一方水土，養(yǎng)一方人”是也。譬如這茶，就是大自然對于彩云之南的一種“賜與”。植物種類學證明，世界原生態(tài)古茶樹就生長在中國的云南。 在普洱搏物館二層的展廳中有一塊很大的展版，形象地展示了“古茶”宗族的“五世同堂”。 古茶今茶，五世同堂 現(xiàn)在仍在茂盛生長的野生型古茶樹在瀾滄江流域和怒江流域西岸均有分布。其樹型、葉片及繁殖器官等植物學形態(tài)特征相同，均屬于同一類型。普洱市境內(nèi)野生古茶樹主要散生于無量山、哀牢山和瀾滄江兩岸，海拔1800-2600米的山地原始森林中。面積大約5000公項，鎮(zhèn)沅縣千家寨一株，樹齡已過2700余年的古茶，被稱為“古茶王”。 鎮(zhèn)沅縣千家寨“古茶王” “古茶王”的父本系統(tǒng)是具有三級網(wǎng)狀葉脈的“中華木蘭”，生活在距今約2500萬年前（晚第三紀中新世）。地質(zhì)學和古生物學家在哀牢山以西、橫斷山脈傾伏地段以南的瀾滄江、怒江、伊洛瓦底江三大水系之間發(fā)現(xiàn)的中華木蘭化石分布，正好為今野生大茶樹王的發(fā)育和傳播范圍。1978年，在普洱市景谷縣、景東縣、瀾滄縣發(fā)現(xiàn)了寬葉木蘭（新種）化石。經(jīng)地質(zhì)年代測定，這些古木蘭化石距今約3540萬年。這種滇西南發(fā)現(xiàn)的第三紀景谷寬葉木蘭（新種），被認定為茶屬植物垂直演化的始祖。 古茶王的“子本”系統(tǒng)，在學術上被稱為“過渡型古茶樹”。今“瀾滄邦崴大茶樹”的枝葉、芽梢具有栽培型茶樹的特征，而花、果則具有野生茶樹的形態(tài)，為典型的過渡型古茶樹，這是人類馴化茶樹植物實踐活動的“活化石”。其樹齡距今已有1700余年了。有子必有孫，今天我們可以看到：以瀾滄江為界，東部攸樂、革登、倚邦、蠻磚、莽枝、易武（曼撒）等；西部南糯、動宋、景邁、布朗、巴達等，仍然郁郁蔥蔥，枝繁葉茂的古茶林，它們就是原始古茶“無窮潰”的晚輩孫兒，論年齡也大約有1300余年了。 天工 造物主的賜予，還須被賜予者的回化和索取，當“賜予”和“回化”真正結合起來，這才構成了所謂的“造化”。茶作為人類的一大“造化”，大約是從“神農(nóng)嘗百草”開始的?！渡褶r(nóng)本草經(jīng)》上說：“神農(nóng)嘗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相關的記載還見于漢.劉安的《淮南子.修務訓》、晉.干寶的《搜神記》、晉.皇甫謐的《帝王世紀》、唐.司馬貞的《史記·補三皇本紀》等）。人所共知，神農(nóng)氏上古世稱“炎帝”，他和稱“黃帝”的軒轅氏，是中華民族的共同祖先。作為民族共崇的偉大始祖，神農(nóng)的創(chuàng)世傳說是很多的，如教民稼穡、飼養(yǎng)、制陶、紡織，被尊為農(nóng)神；如擊燧鉆木，以火得王；還有遍嘗百草，創(chuàng)藥解毒，救夭傷之命，公認為中醫(yī)藥的發(fā)明家，等等?！渡褶r(nóng)本草經(jīng)》是依托“神農(nóng)”之名，我國最早的藥物學專著，其實并非出自一時一人之手?！侗静萁?jīng)》雖然成書于東漢，而實際是秦漢時期以及在更早的歷史中，眾多醫(yī)學前驅(qū)者總結、搜集、整理當時藥物學經(jīng)驗成果的專著，是對我國中草藥的第一次系統(tǒng)總結。把這個中國上古史和中世前科學集體人格化之后稱之為“神農(nóng)”，應是一個歷史唯物主義的絕佳話題，茶的發(fā)現(xiàn)，始以藥性而名列其中。就是這個話題中的一種極其光彩的“文明造化”。 “神農(nóng)嘗百草”像 對于古老的傳說而言，我認為時間和地域的是其有無“真實性”的兩個必備的條件。關于時間，我在“天賜”一節(jié)中，提到的“過渡型古茶樹”（今“瀾滄邦崴大茶樹，被稱為人類馴化茶樹植物實踐活動的“活化石”），其樹齡距今已有1700余年了。而神農(nóng)氏所處時代，一般地被公認為新石器時代，距今3000年左右的時間段中。從茶的最原始的“可用性”的發(fā)現(xiàn)，到經(jīng)人類栽培馴化“過渡性茶樹”的出觀，經(jīng)歷了大約一千多年的時間，而且在如此漫長的時間中，茶還經(jīng)歷了由藥材到食材，又由食材到飲料的實踐性轉化，這樣的演化過程應該是可信的。關于神農(nóng)氏活動的地域，過去我們的習慣認識是“黃帝在中原，炎帝在秦隴”，這大概是由農(nóng)業(yè)“粟”的出產(chǎn)導向而形成的。但是，根據(jù)最新的研究成果，神農(nóng)氏的活動地域在迅速的擴大。荊、湘以及吳楚，以水稻是中國最早的農(nóng)作物，而申言自己也是神農(nóng)故里，前不久我們?nèi)氪ㄓ螝v，見聞三星堆的專家，亦都認為川西高原的蠶叢和成都平原的杜宇當為神農(nóng)氏的子孫。我今天的主題，又把神農(nóng)直接推到了彩云之南，橫斷山脈，三江并流之地。我想這大概不必再進行復雜而周嚴的論證了，神農(nóng)，作為中華民族采集之祖，農(nóng)業(yè)之神，醫(yī)藥之王，他本身就是一個關聯(lián)極高的文化共主。說他是茶的第一個發(fā)現(xiàn)者，并不突兀。 “茶”字的金文形象，是一個人在樹上采摘。最初寫成“荼”，表達多種意義的采摘目標，有苦菜也有茶葉，后來逐漸分離，形成專義的“茶”字。在兩漢時期，茶事的記載開始出現(xiàn)在《爾雅》和《說文解字》等專門研究文字的古籍中，標志著中國茶文化進入了有文字記錄的階段。又如《僮約》，是西漢王褒所寫的一篇契約，文中提到“武陽買茶”和“烹茶盡具”，說明當時茶葉已經(jīng)作為商品進行買賣。漢朝的文人飲茶的描述，在后來的古籍之中已經(jīng)屢見不鮮，像司馬相如和卓文君，還有楊雄等等。這些文士的活動地域多在蜀地，說明“茶”，先由云南傳入了四川。司馬相如在《凡將篇》中將茶（“荈詫”）列為藥物，這說明漢朝時期茶的飲用還帶有早期藥用的原始性狀。到晉王異撰寫《神異記》（見《古小說鈞沉》）有了丹丘子和黃山君（這是丹丘和黃山的兩位仙人）的故事時，反映了當時茶的生產(chǎn)和飲用又從巴蜀傳播到了荊楚，甚至徽浙。馬王堆出土的文物也證明了荊楚茶業(yè)在漢代已經(jīng)發(fā)展到了今湖南、廣東和江西接壤的荼陵。人工植茶，已然司空見慣。標志著茶圣陸羽的時代快到了。 “茶圣”陸羽畫像 陸羽是我國唐代著名的茶學家。他出生于公元733年，逝世于804年，字鴻漸，原籍復州竟陵（今湖北天門）。陸羽生活的唐朝，已是一個茶事鼎盛的時代。陸羽一生經(jīng)歷，都與茶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從幼年在佛寺中為師父煮茶，到青年時代游歷山野，訪茶問茶，再到老、壯，醉心茶的著述。他以畢生的精力詮釋了茶文化的深刻內(nèi)涵。最終撰寫出了世界上第一部茶葉專著——《茶經(jīng)》?。在《茶經(jīng)》中陸羽對茶的性狀、品質(zhì)、產(chǎn)地、種植、采制、烹飲、器具等方面進行全面而深入論述，被譽世界現(xiàn)存最早、最完整、最全面茶史和茶藝專著?。自陸羽著《茶經(jīng)》之后，茶葉專著陸續(xù)問世，進一步推動了中國茶事的發(fā)展。代表作品有宋代蔡襄的《茶錄》、宋徽宗趙佶《大觀茶論》，明代錢椿年撰、顧元慶?！恫枳V》、張源的《茶錄》，清代劉源長《茶史》等。 我國明代著名的科學著作家宋應星，把中國農(nóng)業(yè)手工業(yè)的科學發(fā)現(xiàn)和發(fā)明，以及技術的創(chuàng)造稱為“天工開物”。茶，發(fā)乎神農(nóng)，興于隋唐，盛起宋代，煥然明清，就是一項開發(fā)物類的偉大“天工”。 天緣 柴米油鹽醬醋茶，七種人的生活必須品中，“茶”是排最后一位的，但是，從歷史上看，它的商業(yè)半徑卻是最大的，這種情況，和服飾材料中的“絲綢”，日常生活用具中的“陶瓷”的情狀很相似。我在上文舉例時提到過西漢王褒的《僮約》，契約中的“武陽買茶”和“烹茶盡具”，說明早在西漢時期，我國生產(chǎn)的茶已經(jīng)進入了商品的交換領域。而茶能夠跨出國門，形成巨大的商業(yè)半徑，則是得益于不同地域產(chǎn)業(yè)和人的生活習性之間的巨大差異性，以及商品交換與貿(mào)易中形成的強大互補性。同時，差異和互補長時間的相互作用，又必然把各種經(jīng)濟、文化、宗教、外交、軍事、政治因素帶入，形成了我們常說的商業(yè)“地緣特征”。 這里“地緣”一詞中的“緣”，明白借用了佛教“因緣”論中，“緣”字深刻的哲學含義。即一切事物因緣和合而生，因緣散盡而滅。我們不應把它看成是一種“宿命”，而要認識這是世界萬物內(nèi)部本身蘊藏的相互依存、互為條件的關系。茶的境遇本是一種“天緣”——其本質(zhì)是這個世界上眾多的游牧民族（和其它非農(nóng)耕之族），食用大量的肉、奶之食，而必須助消化的食品或飲料。商業(yè)長臂取利，不過順勢而為罷了。 “禪茶”一味 關于茶葉長線貿(mào)易的發(fā)生發(fā)展，以及商道的形成，這是一個爭論很大的話題。換言之，即：“茶馬古道”，路在何方？漢晉唐宋，始于何時？有相當一部分學者認為，中國茶葉走出國門的貿(mào)易，可能很早，即在西漢張騫通西域之后，古絲綢之路上亦即有了茶商的蹤跡。有人考據(jù)，中國茶葉最早輸出的時間在公元473-476年間（北魏平城時期），由土耳其商人越過蔥嶺來我國西北邊境以物易茶。這被認為是最早的記錄?？紤]到公元紀年前后，茶的種植和制作已經(jīng)從云貴高原進入成都平原，后又由蜀入秦，來到中原；特別是經(jīng)兩漢400年，歷兩晉南北朝亂世，到北魏再度統(tǒng)一中國北方，東西貫通的國際商道——絲綢之路再度活躍起來時；由土耳其商人越過蔥嶺，到達絲路南線以物易茶……我認為這樣史料是完全可以取信的。但是，按照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在定義“絲綢之路”時（1877年）的考量，這條世界最早最長的東西商貿(mào)大通道上，流動商品之大宗是“絲綢和棉花”而非“茶葉”，茶的貿(mào)易可能存在，但認定其為“茶道”亦或“茶馬古道”，都是不合適、不洽當?shù)?。還有更多的學者認為，按照地緣習性和文化傳播，中國茶的長線貿(mào)易目的地首先應該在青藏高原上的民族國家和南亞次大陸，而非中亞和西亞，而且較大宗的茶葉輸出之起始時間，絕不可能在漢代或南北朝，而是在唐朝。他們認為：唐朝和青藏高原上的吐蕃建立“藩屬”關系，文成公主（641年）和金城公主（710年）先后入藏和親，帶去了中原文化以及生活習俗，包括“唐茶”和成套的茶樹種植和茶葉制作技術（時稱“賜茶”）。茶“化肉乳之膩“和“解青稞之熱”的特別功能，深受藏人青睞，加速了吐蕃對茶文化的接納。同時，吐蕃佛教也深受唐朝影響，僧人坐禪可飲茶提神，“禪茶一味”，應運之生，進一步推動茶葉需求向社會更深文化層次潛入。造成了從7至9世紀，漢藏之間茶葉的大宗貿(mào)易。關于唐茶的貿(mào)易通道，這一派基本鎖定的是“唐蕃古道”，即當年文成公主出嫁時所走的那條道——翻日月山，過格爾木，穿唐古拉山，抵藏北那曲，最后覆蓋前藏后藏（即今青藏公路舊線）。他們還認定，今甘肅省唐蕃古道與絲綢之路南線之交匯點上的河州風林關，為“天下茶馬古道第一關”。我非常贊賞這一派所認定的中國茶葉對外大宗貿(mào)易始于唐朝的觀點。但是對于他們認定“唐蕃古道”即是“茶馬古道”的觀點則不敢茍同。眾所周知，唐蕃古道的歷史定性基本是唐朝和吐蕃在公元7世紀時的政治、軍事通道，風林關的故事也是張騫出使西域，霍去病北擊兇奴，崔玉林持節(jié)吐蕃，唐文成、金城遠嫁雪域，等等。我讀過唐張藉寫風林關的詩：“風林關里水東流，白草黃榆六十秋。邊將皆承主恩澤，無人解道取涼州”。顯見其并非是一條溝通產(chǎn)銷，便捷商驛，集散貨物的成熟商卡。而是一處戰(zhàn)守之“鎖鑰”，而且在唐“安史之亂”后便已關閉。晚唐、五代、以及宋代，漢藏之間的商貿(mào)交通，在逐漸向南移動，通過南詔和吐谷渾，由滇蜀產(chǎn)茶區(qū)直接入藏的“茶馬古道”才開始形成。 滇川藏茶馬古道示意圖 我個人認為，我國古代，真正意義上的、專門以茶馬生意為大宗為主導的、也可稱為最古老的“茶馬古道”是兩條（一）滇藏茶馬古道：茶葉產(chǎn)地是以云南思茅（今普洱市）為中心的瀾滄江、怒江中上游古原生茶地帶。從思茅（集散地）出，經(jīng)由大理、麗江和察關，入藏后經(jīng)林芝，抵達拉薩。（二）川藏茶馬古道：茶葉產(chǎn)地是以四川蒙頂山、峨眉山、青城山、邛崍、宜賓為中心，向北延伸至平武、青川，向東輻射至達州、萬源的產(chǎn)茶網(wǎng)絡。從雅安（集散地）出，經(jīng)由松潘、康定（打箭爐）、昌都，入藏后亦經(jīng)林芝，抵達拉薩。這兩條古茶道，從唐代開始就被茶商有所踩踏，漸走漸熟，漸行漸遠。到了北宋時代，由于宋迋與北方的契丹遼和西北方的黨項夏（南宋時則與女真金對峙），長期不睦，征伐不斷。當時國防必須的戰(zhàn)略物資——戰(zhàn)馬，已無法從漠北和西域獲得。通過茶葉貿(mào)易，交換獲取優(yōu)良“吐蕃馬”，迅速上升為北宋的國防要務?！安桉R古道”這個名稱才真正成為一種古代商業(yè)通路的正式稱謂和標簽。為了確?！敖粨Q”的有效性和隱定性，宋朝對于己方的茶葉，實行“專營”，國家設立“茶馬司”，茶道上設置“茶卡”進行管理，即“榷茶制”。后來出現(xiàn)了私茶販賣等問題，又推出了“茶引制”和“引岸制”，即商人經(jīng)營茶葉生意，要先行納稅，取得“茶引”（以納稅憑證取得許可和配納）以保證國家的稅收和戰(zhàn)略利益的實現(xiàn)……隨著國家行政干預的介入，這兩條古道上的物質(zhì)流通，市場行為，便逐漸形成了長久化、穩(wěn)定化和規(guī)范化的格局。天下大事，趨勢而興，茶馬古道，亦是如此！路在滇蜀為頭，到藏以銷，時在以唐為始，及宋成型。 天路 昆明大觀樓著名的長聯(lián)中，有兩個常被文人們說道的典故：一個是“宋揮玉斧”，另一個是“元跨革囊”。這兩個典故所講述的地緣歷史，其實對于滇蜀藏的茶馬貿(mào)易產(chǎn)生過極其深遠的影響?！八螕]玉斧”講得是宋太祖趙匡胤用書案上的小玉斧在宋朝大西南的版圖上，輕輕劈了一下，表示他對于煙瘴茫茫的西南邊陲管不過來，表達有放棄之意。宋太祖的這種意向，實際上是整個宋朝（包括南宋）對于西南民族實行“羈縻”式管理的政治“底色”。羈縻政策是通過溫和、寬松的方式，在保持原有的社會組織形式和管理機構不變的情況下，通過經(jīng)濟和物質(zhì)利益進行控制和撫慰來實現(xiàn)統(tǒng)治。?很顯然，這種管理模式對于川藏、滇藏古道上的茶馬貿(mào)易是有極大的培育之功的。“元跨革囊”，說得是公元1253年，元世祖忽必烈為了對南宋實現(xiàn)背后戰(zhàn)略包圍，親率10萬元軍，劍指云南，坐鎮(zhèn)中路，用牛羊皮制成革囊，搶渡金沙江，一舉拿下大理，進而經(jīng)略云、貴、藏、緬及中南半島的戰(zhàn)役。蒙元是一個橫跨歐亞疆域無邊的大帝國。帝國的特色是，鐵騎圈地，商業(yè)結網(wǎng)，取利而強。在元的治下，中國茶已不僅僅是踏上雪域高原和走進中亞西亞，而是在四海通商的條件下，遠銷至幾乎整個亞歐大陸上的大部分國家，包括近陸的島國。當然，這其中，作為最早的最大量級的滇藏、川藏“茶馬古道”，也因西藏和印度次大陸茶路的開通和印度與英國海上茶貿(mào)的建立，變得更加繁忙和充實了。 滇藏、川藏茶馬古道，蠕蟲般的穿行于云貴高原和“世界屋脊”之上，慣常被浪漫主義的文學稱為“天路行止”。然而，若要論及艱難、險絕和恐怖來，此道可不是什么“登天”之路，而是在闖“地獄之門”。（見以下二表：①滇藏古道所歷茶卡節(jié)點及高山大川一覽；②川藏古道所歷茶卡節(jié)點及高山大川一覽）。 （表一） （表二） 表一所示，滇藏茶道要經(jīng)過“三江并流區(qū)”（金沙江、瀾滄江、怒江在滇西北并行），大江深切形成的" V "形峽谷，馬幫需反復翻山渡江，危險性極大；商道要通過多處高海拔埡口（如，白馬雪山埡口4292米、紅拉山埡口4446米、米拉山口5130米），缺氧與嚴寒是對人畜耐力的高強度考驗。還有極端天氣，如梅里雪山區(qū)域多暴雪，帕隆藏布峽谷雨季易發(fā)山洪，冬季路段封凍，滑墜隨時發(fā)生，無處不有奪命的關口。另據(jù)《茶馬古道災害志》的統(tǒng)計，從1720年到1911年，川藏古道東達山段，每千馱缺氧凍亡率高達47.3人；金沙江溜索，每千馱索斷溺水死亡率為29.1人；滇藏古道怒江七十二拐，每千馱墜崖和落石死亡率為38.6人……這豈不等于過“鬼門關”嗎！ 川藏茶馬古道上的“背夫” 中國古代經(jīng)商是要拜師學藝，諳行入幫的。闖茶馬古道，既是一種玩命的“行當”，而卻能歷世一千二百多年，甚至更久，始終傳承不息，其中必有深刻的根源。這個問題，對我而言，具有極強的吸引力。2023年冬我寫作《南井觀天錄》時，專門考察過川藏道上的茶葉運輸?shù)那闆r，始知，川藏道全程中不僅有“馬幫”、“牦牛幫”，還有因崖路太窄，馬牛馱子不能錯道，不得不用的“背夫幫”。背夫幫乃是其中最最苦累最最危險的一種“苦力”。川藏道上，從天全（今屬雅安市）到康定180公里，茶包全用人背（其中，二郎山下的新溝60公里，新溝到瀘定60公里，瀘定到康定又是60公里。背過去要走20天，算上返程，差不多來回一個月，這就是一段“鬼門關”）。天全的茶號有專門發(fā)“背子茶”的，而康定有分號負責收茶。背夫要穿專門的偏耳子草鞋、打綁腿、提拐子、背茶架子，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裝備。丁字形的木拐子是要背夫自己來做的，拐子兩尺多高，頭上裝有鐵的拐釘子，要與自己的身高比例相適應，茶道上走累了，茶不下肩，可把茶包背架子撐在拐子上歇息，歇夠了不用助力可以繼續(xù)走。如果翻雪山，路上石板打滑，也要靠拐子作支撐，否則摔倒了就會起不來。所以拐子是背夫的命根子，一定要親手制作，務求得心應手。背架子是木頭做的，墊上棕墊子。背系（背帶）用竹條擰成。捆茶要用麻繩，并且要用翹別子把它翹緊，決不能在道上發(fā)生松動。一包茶的重量有16斤一18斤，最重的20斤。力氣大的一次背十四五包，約200多斤。少的也要背十包，一百七八十斤。背茶一走就是一整天，天不亮就要起床，背上茶包走到八九點鐘到路邊的“歇店子”吃早飯，吃的是自己背著的玉米饃饃，買一碗店里的豆花，然后再上路行走。走到下午天快黑時，方可住店、打尖，飯后自己準備第二天的干糧，才能休息睡覺。路上不管天晴下雨都行走，茶包子上蓋一塊棕毯，風雨無阻。背夫的領頭人叫“交頭”，由交頭約五到十人，合開一張運單一起上路，“交頭”走在最前面當掌“拐師”，大家跟著掌拐師走。路上歇氣、過橋、過溝，路滑、當心暗冰……掌拐師就用拐子敲路上的石頭，前敲后應，數(shù)不準錯，指令皆如約定，整齊劃一，背夫不能超前，也不準掉隊，組成一列生命共同體。出發(fā)領茶時只給一半運費，僅夠路上盤纏，背到康定交回收單，才能結賬領余款，給了“交頭”的“抽頭”，便是自己的一趟所得。茶號從不賴背夫的工錢，因為這不僅是“血汗錢”，更是“命換錢”，但背夫把茶弄掉了是要賠錢的。同時，如果在茶路上背夫病了、摔死了，茶號不負責任，而茶包弄丟了，要由交頭負責賠償，這是行規(guī)。 與川藏道不同，滇藏道上基本都是“馬幫”，進入藏區(qū)后也有“牦牛幫”（我今年到普洱重點是想研究馬幫內(nèi)部的運作機制）。馬幫的主體是趕馬人，稱“馬腳子”。馬幫的首領稱為“鍋頭”，他們既是經(jīng)營者、趕馬人的雇主，也是運輸活動的直接參與者。馬鍋頭與商號密切合作，利益相輔相成。一般來說，滇藏道馬幫的組織形式有三種。一種是家族式的，全家人都投入馬幫的經(jīng)營活動中，騾馬全為自家所有，而且就以自家的姓氏命名。第二種是逗湊幫，一般是同一村子或相近村子的人，每家出幾匹騾馬，結隊而行，各自照看自家的騾馬，選一個德高望重、經(jīng)驗豐富的人作鍋頭，由其出面聯(lián)系生意，結算分紅時可多得兩成左右的收入。第三種稱為“結幫”，它沒有固定的組織，僅是因為走同一條路，或是接受了同一宗業(yè)務，走到了一起。這幾種組織形式有時會攪和在一起，成為復雜而有趣的馬幫景觀。在路上，馬腳子必須聽從馬鍋頭的指揮。馬鍋頭是一隊馬幫的核心，他負責各種采買開銷，聯(lián)系業(yè)務，交涉事情，甚至在野外打尖吃飯時，也要由馬鍋頭掌勺分飯分菜。趕馬人只是馬鍋頭雇用的小工。但馬鍋頭和馬腳子之間并不單純是雇主與雇工的關系。馬鍋頭，尤其是一些小馬幫的鍋頭，大多是直接參加趕馬的勞動者，與眾多趕馬人同吃一鍋飯。鍋頭的名稱也就由此而來。有的馬腳子經(jīng)過一段時間的努力，也會擁有屬于自己的一兩匹騾馬，上路時將自己的騾馬加入馬幫，賺取自己的一份運費；如果再有些本錢，更可以備上一些貨物馱上，自己也就有了一份利潤。這樣發(fā)展下去，一些馬腳子就成了小馬鍋頭或小老板。這就是他們說的“富貴險中求”。一個馬腳子最多可照看12匹騾馬，那要極能干的了（一般的馬腳子負責七八匹騾馬）。一個馬腳子和他所照管的騾馬及其貨物通稱為“一把”。這樣幾把、十幾把（也有幾十把的大幫）結成了馬幫，是一個生死相依的緊密組織，在行規(guī)的約束下，集體行動，令行禁止。與當時地方軍閥、土匪（十九世紀以后）的烏合之眾相比，馬幫更像一支訓練有素，組織嚴密的軍隊。馬鍋頭、趕馬人和騾馬們各司其職，按部就班，就像一隊負重而行的螞蟻，或斗折或游行，隊型百變而不紊，每次出門上路，每天從早到晚，他們都在井然有序地運動。對于馬幫而言，最大的威脅是千變?nèi)f化的大自然。高山大川，風霜雨雪，毒草毒水，野獸長蟲，瘟疫疾病，隨時隨地都能置馬幫于死地。所以在馬幫中最神圣的東西是“實踐經(jīng)驗”，每個人都需要被引領和教授，每個人都要經(jīng)受長期的考驗和磨煉。馬幫是一個崇尚勞動、崇尚經(jīng)驗、崇尚冒險，同時克守互助、克守行規(guī)、克守商業(yè)信譽的行為集體。所有這些人文品質(zhì)，都由命證而來。 滇藏茶馬古道上的“馬幫” 關于前面提到的“富貴險中求”，對于大多數(shù)“馬腳子”而言，當然是過于“奢侈”而不可得的。但是這條人世“天路”，在茫茫的古道上也并非不可通達。云南走西藏的馬幫一般都是家族大商號的馬幫。馬腳子給商號趕上三年馬，不違規(guī)、不犯錯，就可分得一匹騾子，這匹騾子的開銷費用歸商號出，而這匹騾子掙得的錢全歸趕馬人。這樣，一個精明的馬腳子，有了幾匹騾馬后，就會脫離馬幫，走“結幫”，自己趕自己的馬，漸漸做起鍋頭來（這種分群行為是行規(guī)允許的）。需要說明的是，在滇藏古道上，祖祖輩輩叱咤風云的那些大掌柜、大馬鍋頭們，無一不是這么一步一步發(fā)達起來的，他們知道這其中的艱辛和不易，知道這是用血驗命證的果實，所以他們也在拼命的維護這份遙向蒼天討要榮譽的“傳承”。從某種特別的人文意義講，這也真正是一條“天路”。馬幫之行，在中國歷史上存續(xù)一千二百多年，甚至更久。除了要吃飯，求生存的生命需求外，還有它更為深刻的人倫天理。 天堂 根據(jù)我的研究，中國古代茶葉國際貿(mào)易的衰落，幾乎與中國進入近代史，淪落為半封建半殖民地同步。在19世紀初，中國還是全球最大的茶葉生產(chǎn)國和出口國，壟斷著全球茶葉市場。歐州國家，尤其是英國對茶葉的需求與日俱增（尤其是紅茶），茶葉成為英國東印度公司從中國進口的核心商品。英國對華貿(mào)易長期存在逆差，大量白銀流入中國。為了打破中國對于茶葉的壟斷，1830年代，東印度公司發(fā)現(xiàn)其殖民地印度的阿薩姆地區(qū)非常適合種植茶樹，于是開始移植中國茶種并改良技術，建立茶葉種植園。19世紀后期，錫蘭（英屬）因咖啡種植園病害，也改種茶葉，迅速成為重要產(chǎn)區(qū)。英國引入機械化生產(chǎn)和規(guī)?；?jīng)營，結合殖民地的廉價勞動力，顯著降低成本，印度、錫蘭茶葉憑借低價和標準化生產(chǎn)搶占市場。恰于此時，中國南方大部分產(chǎn)茶省份爆發(fā)太平天國農(nóng)民戰(zhàn)爭，茶園荒蕪，茶道阻絕，至19世紀末，中國在全球茶葉出口份額從90%以上，速降至不足10%。印度、錫蘭崛起為茶葉出口中心，英國掌控了全球茶葉供應鏈。英國東印度公司瓦解中國在茶葉國際市場龍頭地位的過程，詮釋了近代中國全面衰落的本質(zhì)。在這樣的全球商業(yè)的大變局中，滇川藏茶馬古道上的馬幫故事，也走進了夕陽西下的黃昏。話到此處，也就回應了本文的題目：“古道西風瘦馬，斷腸人在天涯?！?lt;/p> 一百年后的1930年代，在“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滇川藏茶馬古道，用它鑲嵌在地球上最古老的筋骨和最后一滴尚在流淌的血脈，作了它為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的犧牲獻祭：1937年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后，日軍封鎖了中國東部沿海港口，滇緬公路（1938年通車）成為主要國際援助通道。茶馬古道的滇藏段與滇緬公路形成內(nèi)外互補，被整合進戰(zhàn)時運輸網(wǎng)絡，專用于轉運從緬甸、印度經(jīng)西藏輸入中國的物資，如藥品和軍械等等。此外，云南普洱茶、四川邊茶通過茶馬古道運往西藏，換取藏區(qū)的皮毛、藥材，在國際上所得外匯，也竭盡全力，苦苦支撐著戰(zhàn)時經(jīng)濟。1942年滇緬公路被日軍切斷后，部分物資改道經(jīng)印度噶倫堡—西藏—川滇的“駝峰航線”陸路支線，茶馬古道成為輔助運輸通道。1944年，美國援華物資經(jīng)印度阿薩姆邦—西藏察隅—云南貢山線路輸入（秘密通道），茶馬古道察隅段又承擔了最關鍵的轉運任務。戰(zhàn)時的馬幫按照政府要求，實行了軍事化轉型，使大西南的馬幫之路，成了抗戰(zhàn)大后方的生命線和保障路。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對茶馬古道運輸線的報道，向世界展現(xiàn)了中國軍民在極端條件下的抵抗意志，和超越時代的偉大人文精神，這一高吭的“絕唱”，傳遍五洲四海，得到了全世界主持正義國家和人民的欣賞和贊嘆。…… 我沒有在刻意去描繪中國茶在滇川藏茶馬古道徹底退出歷史舞臺時的凄美面容，但我想告訴我的讀者，改革開放能讓春風化雨。中國茶，這朵千年奇葩，得沐時代春風，又在中國現(xiàn)代化的土壤中燦然怒放，它不再是凄美的，而是光鮮亮麗，美侖美奐的。請君牢記這兩個時間慨念吧！2005年起，中國重新回到全球最大茶葉生產(chǎn)國的位置上，并保持至今（根據(jù)聯(lián)合國糧農(nóng)組織（FAO）數(shù)據(jù)，2022年中國茶葉產(chǎn)量達335萬噸，占全球總產(chǎn)量的約47%）。2010年代，中國逐步趕上和超過肯尼亞、斯里蘭卡等傳統(tǒng)茶葉出口國，再次成為全球最大茶葉出口國（2019年中國茶葉出口量達36.7萬噸，首次超過肯尼亞）。 茶馬古道，這是一條值得戀戀不舍、無數(shù)次回看的“老路”和“舊路”，并非全是因為“風景這邊獨好”，而更在于它之上印有一個偉大民族在歷史上走過的足跡。去年11月，我和妻子專程去了座落在聞名遐邇的香格里拉中的獨克宗古城（意為月光城）——這是三省交界處，滇川藏茶馬古道交匯的核心節(jié)點。古城處于雪山包圍的盆地中央，同時被石卡山、五鳳山、佛屏山、印心山等雪山所環(huán)抱。我和艾珍在城中居住了三天。我在日記中寫道：“作為茶馬古道上名播中外的古驛站和古互市，獨克宗古城給過我無盡的遐思和猜想：沿漫長的歷史足跡，去尋找被消彌了地平線之后，天堂與人間淆作一體的神秘世界：活佛站在古城對面山頭遙望古城，大龜山上蓮花生大師五心向天結迦趺而坐；古城形似八瓣蓮花，金色的光芒散射空宇；白色的粘土筑就整座城堡和無數(shù)的土樓，招引銀色的月光飄灑下來，猶如觀音頭上圣潔的絹帕。這是我意識中的獨克宗，藏語意中的白色石頭城和藏傳佛教的月光城?！碧孤手v，我彼時彼刻真的分不清自已是處在真正的現(xiàn)實中，還是在意念的天堂里。所以我把這一節(jié)文字定名為“天堂”。 云南中旬獨克宗古城 這些年，我不論走到哪里，都會情不自禁的詢問和記錄當?shù)氐摹懊裆薄Ｎ以诹硪黄沼浿袑懙溃骸埃ú厝藗儯┬陆ǖ牟厥酵翗?，基本的?guī)制是一個梯形體，基礎每邊長20一25米，內(nèi)分三層，總建筑面積1200平到1500平。有些富家，一般要筑成雙拼，前樓是玻璃房為內(nèi)庭院和客廳，后樓是“三層藏樓”即家居，總建筑面積大約為2000～3000平米（按照藏人的習俗，家家戶戶都還要雕梁畫棟，裝飾的豪華無比）。‘這就是現(xiàn)代普通康巴藏人的家居！’此語是車中導游札西先生說的。我被徹底的驚呆了。”……因為在我的想像中，只有天堂中的大神才能有這樣的居所。 香格里拉的藏人“土樓” 今年的正月末的一個清晨，我和艾珍、李兮，乘坐由西雙版納發(fā)出的第一班“復興號”高鐵，在大山中穿行40分鐘，早早叩響了普洱市的大門……便捷的早餐后，我們來到為滇藏茶馬古道起點山口而新建的一座旅游新城。我的日記這樣記述：“青灰色的石板路在春陽下泛著溫潤的光，我們的腳步停在刻有‘萬里茶道第一站’的指示碑前。抬頭望去，姜黃色的建筑群順著山勢次第鋪展，飲馬池倒映著天邊的白云，山坳里的蒼翠的林海中氤氳出深淺不一的琥珀色。纜車的吊索在三月的風中微微顫動，仿佛六百年前馬幫馱隊的銅鈴鐺在我心中抖響，目下美觀整潔的茶園和復原后歪斜零亂的茶路連綴成一片有機整體——這是時代建筑師的‘帽子戲法’ ，讓六百年前的茶道骨架裹上了時空交疊的皮膚。我們都覺著自己飛升于仙界，漫步于天堂，在進行一次高視角的穿越。 云南普洱茶馬古道入口處的新城 在我們告別這座城，打道回府的出租車中，我在閉目養(yǎng)神中聽著司機喋喋不休的吐槽，他說：政府“死守糧食紅線”的決心，驚了他繼發(fā)大財?shù)拿缐簦喝绻业牡?，包括糧田、茶山，都種上近年普洱新引進的咖啡，當年即可收入200萬元，比去年全家的總收入可翻一番。然而可惜，美夢不能成真——政府不允許毀糧茶，而種咖啡！我在深思的沉默中發(fā)笑：感覺司機小哥的抱怨實在太過“奢侈”了。我心想：普洱市總共240萬人口，有130萬是茶農(nóng)，能夠在一條具有1200年歷史，已經(jīng)止息了的古茶道上，聽到一聲如此奢侈的“抱怨”，這本身就是一段神話。 附記 這篇文章拖了不少的時日，總算完結了。雖拖拉，還是與原來的“盤算”相差了很多。我的初心，是對于這個題目所關涉的核心節(jié)點，如云南的普洱、大理（沙溪）、中甸（香格里拉），四川的雅安、康定，西藏的靈芝等，都游走一遍，最好是開車循道，點水淺嘗式的有一點動情動心之后再動筆，所謂換個寫法。可惜，做到這一層次，其實更不易：身許了，事絆；事了了，身纏；到頭依舊是老手舊法，三更燈火五更雞的把字憑空碼出來罷了。好在寫過了，興奮也罷，遺憾也罷，總是了了一樁心愿，也就放下了。這是想在附記中表達的第一件事（時在2025年，舊歷龍蛇相交之際）。 第二件事。我是山西大同人，大同其實也是一個古代茶馬之道的核心節(jié)點城市。一條從福建武夷山巖茶產(chǎn)地，把葉茶制壓成磚茶，然后水陸兼程，輾轉北上，走入浩瀚大漠；穿過今天蒙古國的首都烏蘭巴托（庫倫），最后運到俄國的首都莫斯科，成為沙皇的飲品。而這條全長1.3萬公里（被稱為“萬里茶道”）的亞歐東南—西北大通道，正從“我家”門前經(jīng)過，而且還是由我的“老鄉(xiāng)”（晉商）主辦經(jīng)營，在大同由車馬改作駱駝隊，一路駝鈴，一路狂豪，從十七世紀起，整整走了三百年……然而在我的家鄉(xiāng)的文化底色中，在我的創(chuàng)作圖譜中，竟然沒有這一道雄渾的顏色。其實并非完全“不知道”，而是長期以來，我們對自家文化的充耳不聞和熟視無睹……這壓根兒不是無知，而是無心！不是遺憾，而是慚愧！萬里茶道的時代，晚于滇川藏茶馬古道，但大同有大同的特色。作為明清的“九邊重鎮(zhèn)”之一，大同既是軍鎮(zhèn)也是商鎮(zhèn)。茶道興時國亦興，茶道衰時國亦衰；這是大同行商的內(nèi)在邏輯。僅此，也讓大同話題新鮮的一塌糊涂。大同作為邊疆戰(zhàn)略支點的另一種歷史地位，也該是被論及的時候了。大同的意義從來不僅在于其地理位置的過渡性，更在于它是治疆衛(wèi)國和商業(yè)文明與多元文化共生的典型代表。這一條文化臥龍也該是被激活的時候了。 2025年3月10日（爾山）（12136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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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道西風瘦馬 斷腸人在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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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道西風瘦馬斷腸人在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