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喬木談毛澤東與“大躍進”、“文革”

山河學苑

作者：人民網(wǎng)圖片：選自網(wǎng)絡 大躍進”形成高潮以后 1958年1月南寧會議反“反冒進”后，3月召開的成都會議（3月9日至26日，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繼續(xù)批判“反冒進”。4月武昌會議是南寧會議、成都會議的繼續(xù)，其主旋律是鼓足干勁。這時“大躍進”的高潮開始在一些省份掀起。會上，毛澤東雖然多次談到要留有余地、壓縮空氣，但沒有引起重視，因為總的方針是“鼓足干勁，氣可鼓而不可泄”。到5月間的八大二次會議（5月5日至23日），一方面根據(jù)毛澤東的意見正式改變八大一次會議關于國內(nèi)主要矛盾的提法，一方面正式通過毛澤東倡議的“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肯定“大躍進”標志著我國正在經(jīng)歷“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偉大時期。解放思想、敢想敢做的呼聲壓倒一切。到了6月，農(nóng)業(yè)上開始大放生產(chǎn)“衛(wèi)星”，接著鋼鐵“衛(wèi)星”、煤炭“衛(wèi)星”也陸續(xù)“上天”?！按筌S進”形成高潮，“浮夸風”泛濫，“共產(chǎn)風”刮起。1958年4月15日，毛澤東在廣州寫了《介紹一個合作社》，推薦“一個苦戰(zhàn)二年改變了面貌的合作社”——中共河南省封丘縣應舉農(nóng)業(yè)合作社。毛澤東在文中說，由這個合作社的事跡，看到“共產(chǎn)主義精神在全國蓬勃發(fā)展。廣大群眾的政治覺悟迅速提高”?！坝纱丝磥?，我國趕上英美不需要從前所想的那樣長的時間了，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也就夠了。”指出：“除了黨的領導之外，六億人口是一個決定的因素。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干勁大。從來也沒有看見人民群眾像現(xiàn)在這樣精神振奮，斗志昂揚，意氣風發(fā)?！边€指出：“除了別的特點之外，中國六億人口的顯著特點是一窮二白。這些看起來是壞事，其實是好事。窮則思變，要干，要革命。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畫圖?！?lt;/p>當天，毛澤東致函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陳云、胡喬木、吳冷西各同志：“此件請審閱。如同意，請冷西同志在人民日報上發(fā)表。”胡喬木綜合各方面的意見，覺得對二十五年要趕上英美要留有余地，因此他給毛澤東寫了一個建議：“原說十五年趕上英國，現(xiàn)說不需要從前所想的那樣長的時間，二十五年就可以趕上英美，似覺復雜；可否改為：我國趕上英國固然不需要很長時間，就是趕上美國，也不需要從前所想的……”看了胡喬木的意見，毛澤東寫了一段批語：“十年可以趕上英國，再有十年可以趕上美國，說‘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趕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的?！迥贲s上英國’的口號仍不變?！薄督榻B一個合作社》中的這句話則改成：“由此看來，我國在工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方面趕上資本主義大國，可能不需要從前所想的那樣長的時間了?！?lt;/p>毛澤東的這篇短文，于1958年6月1日發(fā)表在《紅旗》雜志創(chuàng)刊號上，同日《人民日報》轉(zhuǎn)載，立即在全國傳誦，推動了“大躍進”高潮的到來。1958年8月的北戴河會議（17日至30日，政治局擴大會議），把1958年的鋼產(chǎn)量指標提到1070萬噸，比1957年增加一倍；1959年則要求達到2700萬噸，爭取3000萬噸。這些指標寫進了會議決定和公報。胡喬木是這兩個文件的起草者。北戴河會議后，“大躍進”發(fā)展到狂熱境地。胡喬木作為中共八屆中央委員會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央政治局秘書，自然不可能置之度外，勢必也投入了“大躍進”的洪流之中。關于“大躍進”，鄧小平在1980年4月間總結(jié)說：“‘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fā)熱，我們不發(fā)熱？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陳云同志沒有說話?！?胡喬木自然也不例外。 1991年8月，胡喬木在談寫作《回憶毛澤東》一書的設想時曾對為什么提出“大躍進”進行了回顧和總結(jié)。他認為，一是毛澤東覺得1957年反右派斗爭勝利了，群眾發(fā)動起來了，群眾中蘊藏著很大的積極性；一是毛主席對1957年國際上各國共產(chǎn)黨開的莫斯科會議非常滿意，加上蘇聯(lián)的人造衛(wèi)星上天，確實感到勝利在我們一邊，提出東風壓倒西風，超英趕美。特別是他相信中國黨領導經(jīng)濟建設，能夠有更快的發(fā)展。這些都為“大躍進”的提出打下基礎。1958年《人民日報》的元旦社論《乘風破浪》，其中就有鼓起干勁、力爭上游的話。后來他接受了一位民主人士的建議，將“鼓起”改為“鼓足”。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提法就這樣逐漸形成了。有這些內(nèi)外因素，毛主席覺得可以探索一種更高的發(fā)展速度。把群眾發(fā)動起來，而且是全國發(fā)動起來，生產(chǎn)一定會大躍進。人們在勝利面前常常容易沖昏頭腦。胡喬木這樣來總結(jié)一個重大歷史問題的經(jīng)驗教訓，是很有見地的。1990年初，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準備寫作《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七十年》（以下簡稱《七十年》）。4月，黨史研究室把初擬的提綱送給胡喬木，胡喬木看后，批評提綱“思路不清楚”，他特別針對建國之初圍繞合作化問題的波折強調(diào)：“‘合作化高潮’不宜用肯定的口氣來講，類似的說法還很多。”所謂合作化高潮，是指1955年在毛澤東推動下開始的全國合作化運動。1953年開始，全國發(fā)展農(nóng)業(yè)合作社。1954年1月，鑒于農(nóng)業(yè)合作社發(fā)展中出現(xiàn)不顧條件、急于求成的苗頭，中央農(nóng)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建議對合作社“控制發(fā)展，著重鞏固”。中共中央采納了鄧子恢的建議，1月10日，發(fā)出《關于整頓和鞏固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合作社的通知》，給迅速發(fā)展的合作社降溫。事隔一年之后，1955年7月，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qū)黨委書記會議上嚴厲批評鄧子恢等像小腳女人，在合作社問題上已經(jīng)落在了群眾運動后面，提出農(nóng)業(yè)合作化目前不是下馬問題，而是趕快上馬的問題。在毛澤東強力推動下，中國的農(nóng)業(yè)社會主義改造進入高潮。由此造成速度上求快、規(guī)模上求大、所有制上求公的傾向，給仍處于傳統(tǒng)發(fā)展水平的中國農(nóng)業(yè)，帶來了許多問題。1990年前后，中國的改革遭遇一些困難，人們在很多問題上的認知稍顯迷茫，這種狀況不可避免地反映在對既往歷史的認知中?？吹贸鰜恚鷨棠驹谶@一點上是清醒和堅定的，他針對寫作提綱中肯定“合作化高潮”的思路指出：“像這樣的事情沒法肯定的。如果這可以肯定，歷史就是任意的。黨也是在全國會議上決定的（指合作化運動），說推翻就推翻了，當然不能指責太多，但也不能原諒太多。從歷史上最高的‘董狐筆’，該怎么說就怎么說。歷史要有政治性，不能把所有既成的事實加以合理化。而且批判鄧子恢是‘小腳女人’是錯誤的，可以說是黨內(nèi)的公論。所以《七十年》一書對這樣的問題，不說得公道，怎么行？” 黨史要有政治性，黨史也要有“董狐筆”，這是胡喬木對《七十年》提出的很高要求，是他對黨、對歷史均抱持的負責任態(tài)度。對建國后黨的歷史經(jīng)驗的總結(jié)，直接關系到黨對現(xiàn)實和未來的認知，胡喬木特別重視。談話中，他回顧了50年代開始“毛主席工作里的任意性、工作指導中的任意性”造成的一系列問題，分析了毛澤東發(fā)動并堅持文革錯誤的根源：“他又覺得還有一套既不同于林彪、‘四人幫’，又不同于周恩來、鄧小平那樣的一種革命。這根本是幻想，他也說不出來，也找不出這個力量，因為本來就不存在。這是他脫離實際、脫離群眾，造成這樣一個結(jié)局?！焙鷨棠久鎸栴}，不回避，不袒護，又不走極端，尖銳指出，中肯解釋，讓人心服口服。人們常常說，歷史可作為現(xiàn)實的殷鑒，但這首先要求我們真誠面對歷史，認真總結(jié)經(jīng)驗教訓，持之以中，行之以正，否則失之毫厘可能就謬以千里。胡喬木強調(diào)：越窮越革命，“社會主義不能這樣干，共產(chǎn)主義是遙遠的事，社會主義是很長時期的。階級斗爭不能放在那么突出的地位。認識這一點，是付出了很大代價的，是很不容易的”。作為黨內(nèi)精通歷史的理論家，胡喬木此語，現(xiàn)在讀來，仍然語重心長。上世紀90年代，由中共黨史領導小組批準，《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七十年》出版。這部記述中共從1921到1991年七十年歷史的著作，在官方版本中具有相當高的權(quán)威性和良好口碑。黨史專家金沖及參與了整個寫作過程，他記下的胡喬木在寫作期間的談話，既是關于這本書寫作的歷史，也是兼具政治和學術(shù)雙重身份的黨內(nèi)高層對這段歷史真實認知的心聲。如果說《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七十年》是中共黨內(nèi)公認的高水平書寫，那么金沖及記錄下的胡喬木的談話，應該就是當時胡喬木智慧和學識最生動的展現(xiàn)。 毛澤東發(fā)動并堅持“文革”錯誤的根源作為中共黨內(nèi)負有盛名的理論家和歷史學家，胡喬木在談話中除辨正史實、梳理思路外，還不時傳遞出他們對歷史認識的思考，在談到毛澤東50年代后常常違背自己的思路，造成一系列失誤時，胡喬木的感嘆尤其讓人印象深刻：“歷史有時不一定完全合乎邏輯?！?lt;/p>胡喬木的這句話的確是治史者的經(jīng)驗之談。很多研究歷史的人都會發(fā)現(xiàn)，歷史運動在呈現(xiàn)出一定的趨勢同時，常常還會伴隨難以臆測的各種各樣的偶然因素，這些偶然因素左右歷史的具體運動，有時甚至會改變歷史的方向。比如胡喬木認為，文化大革命不是中國共產(chǎn)主義運動的必然，如果沒有毛澤東的晚年錯誤，這樣的一次全局性失誤不一定必然發(fā)生。確實，在共產(chǎn)主義革命中，領袖的巨大影響力決不能輕易忽視，而領袖的生成與行為，有必然也有偶然。胡喬木作為精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他當然懂得歷史趨勢的巨大威力，但也絕不會忽視影響歷史運動的諸多因素，世界常新、歷史同樣常新。 胡喬木希望寫一部立得住的信史。所以，他提出：“歷史需要不斷重新觀察，每次觀察要有新的內(nèi)容。歷史是非常豐富的，可以從許多角度來觀察。人們的思想也不會像我們現(xiàn)在想的那么簡單的幾條。他們有各種各樣的想法。社會生活是復雜的，要宣傳黨的七十年，就要看到它的豐富性和復雜性，不是老一套，重播一遍，要確實說出新東西?！币瓿尚攀返慕?gòu)，確立事實的基礎當然是首先需完成的任務，而站到現(xiàn)時代的高度，汲取人類不斷進步著的認知成果也十分必要，其中，擺脫線性思維，直面歷史的豐富性和復雜性尤為關鍵。事實上，胡喬木當年提出的任務，在當今的黨史研究中也還是一個亟待深化的方向。作為一部承擔一定政治功能的黨史著作，《七十年》的寫作有其專門性和針對性。比如對“文化大革命”的書寫，胡繩一再強調(diào)，《七十年》中的“文化大革命”部分不要寫成“文革”史，而是黨史中的“文革”階段，具體而言，書中既要寫“文革”的錯誤，也要寫“文革”中抵制錯誤的人們，要讓人從黨的失誤中看到希望。胡繩這個思路提醒我們，黨史的書寫既是歷史，但又有其特殊性，黨史的書寫和純粹學術(shù)化的對黨的歷史的研究有同有異。從黨的角度寫黨史可能是一種寫法，從學術(shù)角度寫黨史則可能是另一種寫法，在保持歷史的求真求實基礎上，前者重在資政育人，后者則重在還原事實，前者重在當下，后者則重在長遠。在當代中國，兩者將有可能長期并存。《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七十年》出版已經(jīng)20多年了，整理者金沖及先生當時還當盛年，如今也已年至耄耋。金先生在前言中兩次提到，這些話是胡喬木20多年前說的，有當時的歷史背景，希望不會引起誤解。我想，這正是歷史的精髓。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背景，面對著自己的問題，他人無法越俎代庖，也不必為之強行背書，同情、理解是后人對前人的尊重，批判亦然。20多年過去了，讀胡喬木的談話，的確還是能從中體認到人類智慧的光芒。 （注：本文原載于“文史雜談”公眾號，整理自人民網(wǎng)文史頻道，內(nèi)容版權(quán)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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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喬木談毛澤東與“大躍進”、“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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