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大同觀音堂始建年代之我見（修改稿）Les <p class="ql-block">作者：劉艾珍</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當年梁思成林徽因來云岡石窟考察，在從大同市區(qū)去往云岡石窟的路上，于7.5公里處經(jīng)過一座小的寺廟。雖然他們匆匆的腳步穿過寺廟腳下的劵洞，但遺憾的是，他們的相遇僅僅是“擦肩而過”?？赡苁撬聫R太小，小到?jīng)]有引起他們足夠的注意，也可能是去往云岡石窟的心情太過急切，總之，對于這座寺廟，梁思成與林徽因只留下一張券洞的照片，沒有任何文字。</p><p class="ql-block">這座寺廟，叫觀音堂。觀音堂寺廟雖小，但并不簡單。小，只是它的體量，言其廟貌，卻是極美的。觀音堂是武州川的守護者，站在武州川岸畔，向北仰望，一面琉璃龍壁光彩熠熠。壁后一座寺廟靈瓏精巧，雅致而清幽。從寺院山門到窯殿，順著山坡疊次而上，像一件精美的工藝作品，鑲嵌在山的腳下。隔著久遠的歲月，依然感受得到它的超凡脫俗。觀音堂的院子不大，建筑也不多，一座觀音大殿居于院子中央；殿后是三間窯殿，原為三圣殿。大殿前院東西兩角建有關帝殿和財神殿，兩殿后分別為鐘鼓樓，二殿二樓都極小巧。出了二門迎面是座南面北的樂樓（戲臺）；樂樓下便是向西出口外的必過之券洞。觀音堂的山門很特殊，不在中軸線上，且低于寺院，那種僧敲月下的小門，很含蓄地開于東側(cè)。全國唯一的雙面琉璃三龍照壁隔開了佛界與俗界的清靜與繁華。</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color:rgb(255, 138, 0);">大同觀音堂外景</span></p> <p class="ql-block">然而，觀音堂最為吸引人的還是它所承載的歷史文化內(nèi)涵，一個用獨特、另類、奇幻和不可思議等語言編造著千年信史的小廟，其信息量早溢出了它的體量，其價值也倍勝于“美”的承載。</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一、<b>一段由史志、傳奇和碑記共同演繹的創(chuàng)建因緣</b></p><p class="ql-block">關于觀音堂的來歷，民間有傳說，地方史志和寺院里留存的碑碣中也有記載。明正德年《大同府志》中記：“觀音堂，在府城西十五里，金重熙間修。相（像）有飛來佛??”。［注1 ］這是關于觀音堂最早的一則文字記載，距今已508年了（1515年）。</p><p class="ql-block">所謂“相（像）有飛來佛”，可能本自當?shù)氐囊粋€由來既久的民間傳說。諺云：山不轉(zhuǎn)水轉(zhuǎn)；水不轉(zhuǎn)路轉(zhuǎn)。觀音堂就建在山轉(zhuǎn)水轉(zhuǎn)路也轉(zhuǎn)的“蝦蟆石灣”（舊名）中。相傳：觀音堂所居小山之東，有一巨石形似蟾蜍，每逢夏雨滂沱，即現(xiàn)形作怪，致武州川泛濫成災，道路阻絕。有一年災妖又至，天上忽現(xiàn)觀音菩薩丈六金身，攜左右脅侍、明王，自“西秦”之“萬佛洞”，飛住水門頂山頭，鎮(zhèn)妖彌災。為了禮頌觀音菩薩圣跡，人們請移佛趾于山下，建寺以為常祀，后每年六月十九日漸成娛圣之節(jié)。</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color:rgb(255, 138, 0);">明正德版《大同府志》記大同觀音堂</span></p> <p class="ql-block">觀音堂內(nèi)關于寺建時間最早、要素最全的碑刻是：《明萬歷三十五年陳所學碑記》（1607），碑載：“云中城以西越十五里之遙，有觀音古剎，流傳原地名蝦蟆石灣，怪物數(shù)擾害其間，民用不寧，道路阻塞。金重熙年之六月又九日，忽大士現(xiàn)丈六金身，偕左右菩薩明王從秦萬佛洞飛住水門頂山頭，從此妖魔降滅，地方寧謐。父老聚族而議，山勢峣屼，不便修廟貌，請得移平地便。旋蒙神顯靈異，頓徙坦途。繇是大眾鳩工立寺??”以現(xiàn)在手頭掌握的所有材料來分析，此碑的內(nèi)容完全來自于上述兩個源頭，即：明正德《大同府志》和“蝦蟆石灣觀音降妖傳說”?？梢赃@樣定義：到明萬歷三十五年碑，大同觀音堂關于寺建要素的記載已經(jīng)完全齊備了。</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color:rgb(255, 138, 0);">《明萬歷三十五年陳所學碑記》載觀音堂創(chuàng)建事由及時間</span></p> <p class="ql-block">第一、建寺時間：金重熙年之六月又九日（其中年代來自正德版《大同府志》，月、日可能是由實際存在的六月十九娛圣節(jié)和傳說中觀音由水門頂山頭移趾于山下之情節(jié)而推定的）。</p><p class="ql-block">第二、建寺地點：云中城以西越十五里，蝦蟆石灣西、水門頂山頭對面山腳（城距來自《正德府志》，具體地名則來自傳說中的實際存在）。</p><p class="ql-block">第三、寺祀對象：觀音菩薩、明王、脅侍等（根據(jù)實際存在和傳說情節(jié)，對明正德《大同府志》的“飛來佛”作具像化描述）。</p><p class="ql-block">第四、建寺原因：觀音顯圣，降妖彌災，路通民寧（完全來自傳說，但《大同府志》中“相有飛來佛”依舊是硬核）。</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b>二、兩條校正明碑而又相互對立的觀音堂寺建悖論</b></p><p class="ql-block">關于觀音堂建寺，明正德《大同府志》的“首啟”之記和明萬歷三十五年碑之“始末”之記，到清乾隆四十一年（1752）始被打破。這個時間，去前者（正德版《大同府志》）237年，去后者（萬歷三十五年陳所學碑）也有145年。其實，不光時隔漫長，而且還經(jīng)歷過大同兩次修志：萬歷三十九年大同知府汪承爵撰修的《大同府志》（沒有留存下來）和清順治九年大同知府胡文燁撰修的《云中郡志》，以及觀音堂內(nèi)四次刻碑。</p><p class="ql-block">順治九年（1652），清代大同首任知府胡文燁，重修大同志，定名《云中郡志》。該志書共14卷，上續(xù)明正德《大同府志》，是考據(jù)明末清初大同及周邊地區(qū)風貌的重要參考資料。志中記：觀音堂“城西十五里。金重熙間建。傳有一尊飛來佛。明宣德三年修?！?［注2 ］很顯然順治《大同府志》完全襲用了張欽正德志對于觀音堂寺建的記述。</p><p class="ql-block">四次刻碑：①明萬歷四十七年（1619）《禮觀音堂有序》碑，吳伯輿撰。吳伯輿字福生，明萬歷癸丑科進士。飽學且精于實務。初授戶部主事。值遼東戰(zhàn)事吃緊，朝廷急餉，國庫空虛，其屢疏條陳，受到朝廷重視。萬歷四十六年（1618）八月，升戶部督餉郎中司餉大同。當時大同，兵饑餉缺，發(fā)生嘩變。吳伯輿借糧發(fā)餉，迅速平定鬧餉之風。［注3 ］就在這次緊急軍務之后，吳伯輿邀約幾位軍旅文人，寒冬臘月夜游觀音堂，烹冰煮雪，飲酒賦詩，并寫下這篇很特別的碑文。文中也提到觀音堂的來歷：“堂去城十五里，地名蝦蟆石灣。金重熙年間，大士忽現(xiàn)金身，偕左右菩薩明王，來自秦之萬佛洞，住水門頂山頭而降眾魔。尋以地方禱請，移駐山下而堂成矣?！贝吮膶賲鞘先竹R倥傯抒懷之作，無暇于考證，所言觀音堂事，不過陳所學文的簡略版，故多為舞文弄墨者引，而不為考據(jù)者重。②清順治八年（1651）兵部右侍郎宣大山西總督佟養(yǎng)量所撰碑，此碑為觀音堂清代第一碑，開啟清朝十多次修建觀音堂并且樹碑立石的歷史，頗受學界重視。碑文中雖然也提到觀音堂來歷，但行筆十分慎重。只用“??然廟創(chuàng)於拓跋氏，迄今興廢洊臻而法像猶存??”一語帶過，而無真正實錘的考據(jù)性介述。明顯看出，佟養(yǎng)量對于兩明碑的表述是有疑問的，只是自已亦無定見。</p><p class="ql-block">佟養(yǎng)量是現(xiàn)存觀音堂大殿的重建者，他之所言值得重視。他講的觀音堂始建時間或為北魏。我們可以這樣理解：觀音堂廟址最初有建筑的年代完全可能是北魏年間，但絕不會是觀音堂。從佛教的譯經(jīng)史看，北魏時期并未形成真正的嚴格意義上的觀音崇拜。因此說“廟創(chuàng)于拓跋氏”的說法不是憑空而論，而“猶存”的“法象”卻不可能是北魏時期的。</p><p class="ql-block">另外二碑，分別立于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和五十二年（1712），都是由當時大同縣正堂吳宗豐倡事勒石。所記，前者為修云岡路，后者為整修本堂山門。兩碑均未提觀音堂初建之事，從略。</p><p class="ql-block">真正打破237年沉默的是清乾隆時的大同知府吳輔宏。吳輔宏安徽歙縣人，誥授朝議大夫，乾隆三十五年（1770）出任大同知府。其于任上召陳萬吉等人編撰新的《大同府志》，乾隆四十一年撰修，乾隆四十七年（1782）刻印成書。該志容量較大，三十二卷、首一卷。分別在卷十五和卷六記載觀音堂事。卷十五“祠祀”中記：“府城西十五里佛字灣［注4 ］，遼重熙六年建。明宣德三年修。萬歷三十五年重修，提學副使陳所學記碑存壁間。小碣書大士降妖事（作者注：此為斷句錯誤，應為：提學副使陳所學記，碑存。壁間小碣，書大士降妖事。）戶部分司吳伯輿撰，代宗朱廷（弓＋隹）刻石，石屏（瓶）二，上刻《心經(jīng)》及天啟丙寅知縣王象云款識”。國朝順治六年，姜瓖變，焚毀。八年，總督佟養(yǎng)量重建，有碑記?？滴跷迨辏《四?，相繼修茸?！?［注5 ］另在卷六“武周山石窟”條下記：“舊志載石窟十寺，其名詳見祠祀，疑即《水經(jīng)注》所稱山堂水殿煙寺相望者，已無可稽考。今城西十五里佛字灣觀音堂猶存石佛數(shù)尊，或其遺也”。［注6 ］</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color:rgb(255, 138, 0);">清乾隆《大同府志》記大同觀音堂</span></p> <p class="ql-block">吳輔宏把碑志相沿237年的觀音堂始建時間“金重熙”，改為“遼重熙”。并在志中提示了“陳所學碑”，刻意在于示人，是他糾正了陳所學的“金重熙”之誤。</p><p class="ql-block">誠然，吳輔宏改“金”為“遼”是有他的道理。因為在金朝(1115年一1234年）22個年號之中，并沒有“重熙”這個年號?！爸匚酢蹦晏柺墙鸬那俺|朝第七帝興宗耶律宗真的第二個年號，從1032年——1055年，共13年。大約是吳輔宏發(fā)現(xiàn)了“金朝”與“重熙”的不對應。便把觀音堂的始建由“金”改成了“遼”。國號改變了，朝代提前了。</p><p class="ql-block">吳輔宏的改動，雖然在字面上使觀音堂始建時間的國號和年號相配套，但終因沒有確鑿的論據(jù)而和者蓋寡。乾隆之后，只有一家，即清道光黎中輔（道光時大同知縣）、楊霖修《大同縣志》（1830）時，重復了吳輔宏的觀點?？h志載：觀音堂“在城西十五里佛字灣。遼重熙六年建，明宣德三年修，萬歷三十五年重修，提學副使陳所學記，碑存。壁間小碣書大士降妖事，戶部分司吳伯輿撰，代宗朱廷（弓＋隹）刻石，石屏（瓶）二，上刻《心經(jīng)》及天啟丙寅知縣王象云款識”。［注7 ］從文字上看，黎中輔關于觀音堂的記載，基本上是來源于吳輔宏的《大同府志》中語。而在乾隆后觀音堂又立的五通碑中（道光碑二通，同治、光緒、宣統(tǒng)碑各一）竟無一采信。形成了觀音堂中，眾碑俱不言“遼建”的一邊倒局面。</p><p class="ql-block">存于觀音堂西碑廊的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碑對觀音堂的始建時間又做出了新的判斷，非常引人關注。碑載：“云郡城西十五里觀音堂者，蓋古剎也。剎東灣有石，形似蝦蟆，舊傳物曾作祟，居民被擾，非一日矣。忽靈感大士發(fā)大慈悲，偕諸菩薩十大明王于金淳熙間自西秦萬佛洞降臨，現(xiàn)像山巔，妖乃降伏。人民頂感移像于茲，遂建寺焉?！贝吮年P注點在于碑文中出現(xiàn)了“金淳熙”的新提法。很顯然，道光二十三年碑的作者，對于吳輔宏的修正不以為然，并對乾隆年前明、清志書、碑中反復出現(xiàn)的“金重熙”進行了認真的思考和排查，最后認定：這個“重熙”，其實是與金同時期南宋年號“淳熙”的同音筆誤。“淳熙”（1174——1189）是南宋第二位皇帝孝宗趙昚的第三個年號。與金朝世宗完顏雍年號“大定”（1161～1189）有重疊。由于漢族史書在記錄少數(shù)民族政權事件時，常有不用其帝王的年號，而用相對應的漢族政權所謂的正朔紀年，又恰巧，南宋“淳熙”和遼之“重熙”在本地讀音中為同音，于是這一字之差，造成了一樁歷史公案。</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color:rgb(255, 138, 0);">清道光二十三年碑記載觀音堂創(chuàng)建事由及時間</span></p> <p class="ql-block">其實，觀音堂始建是“遼”還是“金”的所謂史爭，雖有歷史緣由，但真正“爭”起來，應是當代旅游熱興起后的事了。地方上有“古跡，古跡，自然是越古越好！”的偏好，只要能找到一點依據(jù)，便會努力去向“古”的方向靠近。觀音堂的情況就是這樣：曾幾何時，吳輔宏的“遼建說”悄然間便熱絡起來，無人去顧及堂中十五通明清碑石無一言“遼”的情狀。于是觀音堂史爭就這樣漸漸出來了。這，當然是一件好事情！</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三、本文對于觀音堂吳輔宏“遼建論”的駁論</b></p><p class="ql-block">客觀地講，在沒有實物形態(tài)和確切而直接的文字記載情況下，要論證觀音堂金建或遼建誰是誰非，這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事必會涉及多方面的專業(yè)知識，需要很充分的經(jīng)驗儲備。我是一個史志工作者，故而，我只能從史志研究的文字記載和認知習慣上來探討這個問題。</p><p class="ql-block">第一，關于最普通、最基本的常識性認知。一般地講，（1）在史志研究中，當時間性證據(jù)出現(xiàn)相異或矛盾時，我們會“就遠不就近”。也就是說，要更多的重視那些比較古老的線索和證據(jù)，因為它距離研究對象更加貼近一些。比如在我們這個課題中，第一性的時間證據(jù)是明張欽的正德版《大同府志》，他講觀音堂建于金代，比清吳輔宏的乾隆版《大同府志》提出觀音堂建于遼代，整整早了237年。在沒有非常有力的直接證據(jù)情況下，這種顛覆是不可能成立的。（2）在證據(jù)鏈條之上，如果出現(xiàn)志書的記載和碑石記載有異或矛盾時，我們會就碑不就志。這是因為志的研究對象是“林”，而碑的研究對象是“木”。對于一件具體事物，碑記往往會更專注、更精準、信息量更大，因而采信度更高。比如觀音堂這個課題，堂內(nèi)碑石15通，碑文17篇，無一石一碑言“遼”者，吳輔宏突然言遼，并且沒有足夠的依據(jù)，其采信度就值得商榷了。(3）在使用信息眾寡上，就眾不就孤。在“遼建”和“金建”上，金建說為“眾”，遼建只是吳輔宏《大同府志》與黎中輔《大同縣志》二證，且《大同縣志》完全抄錄于《大同府志》。也可以說，遼建僅為孤證。其實，上述三點，僅僅是屬于形式邏輯范疇的東西，是本不該成為問題的問題。</p><p class="ql-block">第二，應該理性分析和比較一下道光二十三年碑文與吳輔宏之所記，見仁見智，結(jié)論自明。</p><p class="ql-block">清乾隆版《大同府志》中云：“（觀音堂）府城西十五里佛字灣，遼重熙六年建。明宣德三年修。萬歷三十五年重修，提學副使陳所學記，碑存壁間”。僅僅41字，錯誤就有三處 ：（1）關于建寺時間。吳輔宏將“金重熙建”改為“遼重熙六年建“。這一糾正是緣于何因？從志書上的文字中找不到任何來源。那重熙六年究竟從何而來？再讀萬歷三十五年碑，上有“金重熙年之六月又九日”觀音飛來之語。由此可以看出，撰志者是到觀音堂考察過的，也注意到了明萬歷三十五年碑。但他對碑文的識讀是粗疏的。顯而易見，撰志者把金重熙六月誤讀為金重熙六年。(2)關于吳輔宏“萬歷三十五年觀音堂重修事”。通觀萬歷三十五年碑，碑文中并沒有重修觀音堂的記載。陳所學撰碑文是應當時的朱家代王府龍子龍孫們的邀請，為觀音圣跡樹碑立傳。碑文載：“余備兵云中四載奇，不時從二三君子瞻謁其下。一日，眾王孫來求為記述始末，垂示永永，業(yè)已心許??”。陳所學在他的碑文中只字未提萬歷三十五年“重修”觀音堂，那就說明他在撰寫此碑文的當時并沒有觀音堂的修葺事實。而《大同府志》的撰者所謂的“萬歷三十五年重修”之說，實為意測之結(jié)果。(3)對于觀音大殿中的石像，吳輔宏推測：“??舊志載石窟十寺，其名詳見祠祀，疑即《水經(jīng)注》所稱‘山堂水殿煙寺相望’者，已無可稽考。今城西十五里佛字灣觀音堂猶存石佛數(shù)尊，或其遺也。” ［注8 ］這是說，在武州山原有石窟十寺，他懷疑是《水經(jīng)注》所說的“山堂水殿煙寺相望”之景。而觀音堂中的石像，也許是石窟十寺中遺存下來的。據(jù)實而論，觀音堂石像是一組佛教密宗造像，學界盡知，密宗造像始于唐代，吳輔宏推測像為北魏之遺，這說明其對佛教以及石像的來歷缺乏認真的考究。</p><p class="ql-block">再來分析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的《重修觀音堂碑記》。碑文全錄：“天下有待理之事而不得倡事之人，則事不與；天下有難理之事而不得終事之人，則事無濟；凡事類然。何獨至于募修之事而疑之。如云郡城西十五里觀音堂者，蓋古剎也。剎東灣有石，形似蝦蟆，舊傳物曾作祟，居民被擾，非一日矣。忽靈感大士發(fā)大慈悲，偕諸菩薩十大明王于金淳熙間自西秦萬佛洞降臨，現(xiàn)像山巔，妖乃降伏。人民頂感移像于茲，遂建寺焉。記曰：能御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其此之謂與。但風剝雨蝕不無傾圮，碑匾所記重修雖多，而自嘉慶二年補葺后，復漸摧殘，不有人焉。起而經(jīng)其事，將何以壯廟貌而妥神靈乎？要其事非偶然，而其人亦不易耳！十六年，突有申君詔自外營，歸禱于斯，而有應也。知孫纘緒之先人，效力于斯寺者良多，遂訪義重修，且先捐大錢五十五千，務與是舉。孫纘緒更約同人各捐己資，協(xié)力募化。經(jīng)始于十七年秋起，來歲殘缺，雖振而金碧未彰。延及二十二年，又各捐資募化，始得金身燦然。但正殿敗瓦滲漏，急宜振新，乃工資不給，意中止矣。道光六年，孫纘緒不忍虧一簣之功，棄九仞之力，獨往西口募大錢二百余千，將欲修葺。偶睹殿內(nèi)棟宇幾于折陷，覓財更易之際，輸金已罄，而所需尤多。眾方躊躇間，適和碩親王路經(jīng)展拜。見其工費彌繁，憐銜石之誠，普聚沙之惠，隨捐銀五十兩，且攜緣代化眾善士大錢二百七十千零，可謂甘露雙垂，慈云并覆矣。九年，工作復興，鳩工眾士同力，經(jīng)營至十年秋，殿宇內(nèi)外無弗改觀而落成焉。始末興工六次，共費千金。是固始事終事之力亦可以見善緣相湊，大士之靈應所感也，安得不詳其事，與人而勒之石?！?lt;/p><p class="ql-block">這是觀音堂一次很不簡單的修葺。碑文中所提及的“和碩親王”，根據(jù)碑文后的功德主題記可知，為阿拉善和碩特額勒特扎薩克和碩親王瑪哈巴拉。這位親王年輕時就被清廷“賜封一等臺吉，命御前行走，賞雙眼孔雀翎和黃馬褂”，頗受乾隆皇帝信賴?，敼屠鶜q來觀音堂展拜，老王爺憐憫孫纘緒等銜石之誠、聚沙之惠，捐銀五十兩，以致觀音堂“甘露雙垂，慈云并覆”，“殿宇內(nèi)外無弗改觀而落成矣”！孫纘緒感激涕零，誠恐誠惶，連李澤、孫謀這班撰文書碑的儒生，也致誠致虔，碑文寫得干凈嚴謹，事事交代若身臨其境。最使人眼前一亮的，是碑文中出現(xiàn)了新的建寺年號———金淳熙。這應該是對長達328年的張欽筆誤［注9 ］和61年吳輔宏“斧正”的一次總糾正。</p><p class="ql-block">研讀道光二十三年碑，感覺到字里行間無不透著虔誠、執(zhí)著與認真。碑文記述了自嘉慶十七年至道光二十三年共六次對觀音堂的修葺，且這六次實際上是一次完整的具有延續(xù)性的多階段修葺。這項工程曠日持久，歷時31年，涉及人員之廣，修葺項目之繁令人感嘆。碑文中所提到的用事主角孫纘緒尤其不容忽視。作為這項修繕工程的靈魂人物，孫纘緒的先人早已“效力于斯寺”。應該說孫家歷代均為善信之徒，他們的虔誠之心和鍥而不舍的行事風格決定著做事的結(jié)果，看了孫纘緒的堅持、嚴謹和認真，我們就能掂量出“金淳熙”三個字的份量來了。整個道光碑給了我們一個清晰的印象：孫纘續(xù)們是在長期修葺廟殿、石像的過程中完整考察了前人的所有記述后得出的結(jié)論。他們沒有人云亦云，而是準確修正了明正德志中錯用遼代“重熙”的筆誤，改正為南宋正朔紀年之“淳熙”。從而也徹底否定了吳輔宏的易金為遼之誤。</p> <p class="ql-block">第三，在對觀音堂興建時間進行斷代時，首先要考慮的就是當時的宋、遼、金具體的國情以及地緣政治形態(tài)。根據(jù)寺內(nèi)碑載，觀音堂內(nèi)造像是由秦或西秦故地移來。觀音堂考察小組特別邀請217地質(zhì)隊副總工程師張永興和原大同市南郊區(qū)地礦局局長單學毅，到觀音堂就21尊石像的石質(zhì)進行了專業(yè)性考察。之后，又于2023年4月到陜北及甘肅等地，對12處被當?shù)胤Q作萬佛洞的石窟進行了實地考察。通過實地考察和實驗室分析，得出的結(jié)論是：觀音堂早期的16尊石像（主尊觀音像一尊，左右脅侍菩薩四尊，八大明王八尊，護法兩尊）石質(zhì)均與本地石質(zhì)相異，而與陜北延安清涼寺（也叫萬佛寺）石窟中的石質(zhì)相一致。與隴東的石拱寺、南寺、北寺等石窟的石質(zhì)相似度也很高。此結(jié)論與觀音堂傳說中的像由秦或西秦“飛來”也是高度吻合。</p><p class="ql-block">然而，在遼重熙年間，這一地域歸屬于北宋統(tǒng)轄，它與觀音堂所在的大同（遼）分屬兩國，在當時的政治環(huán)境下，從宋屬地內(nèi)遷移數(shù)尊石像至遼境內(nèi)的寺廟，可能性極低。而到了金代，不管是（西）秦故地還是大同，都同屬于金的治下。石像產(chǎn)地和所移至的寺廟所在地，同屬一國，整個遷移過程也都在一國境內(nèi)。因此，從石像遷移的可行性來說，觀音堂始建于金的可能性也更大于遼重熙年間。</p><p class="ql-block">根據(jù)《宋史》《通鑒》等文獻的記載，遼重熙前期是一個宋、遼、夏三方各懷異心、暗自使勁，甚至是劍拔弩張的境況。我作了一下梳理，如下表：</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color:rgb(255, 138, 0);">遼重熙三到十三年遼、宋、西夏三國地緣形勢</span></p> <p class="ql-block">遼在重熙十三年，升云州為西京大同府，在一般情況下，人們會以為這是一種升平氣象，但真實的歷史恰恰說明這是一種戰(zhàn)爭的需求。在此前六、七年的時間段里，宋、遼、夏三方陰謀斗法；晉、秦、隴三角地帶中，瀕臨惡戰(zhàn)。如果說，在此時此地，有一大批數(shù)十砘重的巨大佛像，從宋境或是夏境，千里迢迢、水陸兼程，穿過層層封鎖，運入遼境……那簡直是不可思議的。</p><p class="ql-block">第四，此次觀音堂考察小組成員候瑞所考察研究的主尊觀音和脅侍諸像，從相貌、冠發(fā)、服飾等方面的考證，得出諸像具備上至中晚唐下至金的特點。為此為據(jù)，觀音堂的寺建時間不會早于金代。</p><p class="ql-block">第五，還有一個小問題需要回答。那就是史書、碑記所載金朝（包含所有少數(shù)民族政權）的事件，能不能或該不該使用漢族政權的所謂正朔紀年？其實，這并不是一個能不能和該不該的問題，而是一個治史實踐中存在和不存在的問題。中國歷代史家大多在治史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夷夏之分的講究。正是有這種民族歧視性的講究，中國歷史上才有了紀年的“正朔”之說。即，只有被認為是“負正朔”的王朝，才可以在記事時堂堂正正使用其帝王的廟號和年號。一般地講，在那些多個少數(shù)民族與漢民族共存的歷史時段中，在漢人典籍中少數(shù)民族國之記事，常有使用漢族的歷法紀年。為了求證這件事，特查閱清順治年間所修的《云中郡志》。此志卷二之《巡幸篇》記：“宋開寶五年，契丹主耶律賢至云州。六年，至應州。太平興國七年，契丹主至云州，獵于祥古山。淳化二年，契丹主至桑干漁獵。天僖（禧）二年，金主雍至云州，謁于祖廟。因幸華嚴寺，觀故遼諸帝銅像。六月，至銀山獵。紹熙四年金主璟至香山，遂幸永安寺及玉泉山。慶元、嘉泰，金主五獵香山。寶慶元年，元主至云州，見軍政森嚴，錢谷充溢，嘉耶律楚材之經(jīng)略，遂授中書令。明洪武三十二年，文皇帝幸大同，興師靖難??”。</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color:rgb(255, 138, 0);">清順治《云中郡志.方輿志》“巡幸”條</span></p> <p class="ql-block">請注意，在這一巡幸記錄中，《云中郡志》撰修者胡文燁在記述遼、金、元各朝皇帝巡幸大同時，用的紀年是宋，年號全部用的是北宋和南宋的年號，對皇帝的稱呼也只稱“主”，而不稱“帝”。而到了漢族統(tǒng)治的明朝，就立馬改稱皇帝，用的也是自己的年號了?！对浦锌ぶ尽纷谇宄蹴樦文觊g，清代為少數(shù)民族統(tǒng)治，撰者大同知府胡文燁（漢臣）依然使用這種對少數(shù)民族政權歧視的紀年方法?？梢姖h臣們心中筆下所秉持的“正朔紀年”慣性是何等的根深蒂固！這樣看來，在明朝的典籍中，記錄金國的事，使用南宋的年號，也就并不足以為奇了。</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在查閱《續(xù)資治通鑒》卷一百四十六時，有“淳熙四年金大定十七年……淳熙五年金大定十八年……”這樣的記載，說明在史書記錄金代時常有南宋年號在前的慣例。</p><p class="ql-block">另補一筆，在胡文燁的《云中郡志》這一段記述中也恰恰出現(xiàn)了一個同音筆誤。即把北宋真宗年號“天禧”，寫作“天僖”。這與“淳熙”寫作“重熙”，是相同的筆誤。足見在史志碑石上使用年號（包括人名、地名、帝后謚號等），出現(xiàn)同音異字，這是一種很常見的現(xiàn)象。吳輔宏發(fā)現(xiàn)了“重熙”之誤，但找不到正確的對應年號來修正，易“金”為“遼” ，不具有很強的說服力！</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b>四、我的結(jié)論</b></p><p class="ql-block">綜上，觀音堂建于“金淳熙”更具說服力?！敖鸫疚酢比值慕忉屖牵阂越鸬膰柡湍纤蔚恼芳o年合成的記事表述。</p><p class="ql-block">查，南宋淳熙（1174～1189），與金大定（1161～1189）兩個年號的重疊時間為公元1174年至1189年，共16年。觀音堂的建成時間應在這16年間。</p><p class="ql-block">另，據(jù)查《金史.本紀.世宗中》（卷七）中有記：“大定十八年三月己酉，禁民間無得創(chuàng)興寺觀?！边@是金世宗下的詔令。［注17 ］據(jù)此，觀音堂之建成應分兩種情況。其一，這是一處官建寺廟，不受詔令的限制；其二，若是民間寺廟，其開建時間當在金大定十八年／南宋淳熙五年（1178）之前，即1174到1178這四年之間。竣工則無需稽考。</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color:rgb(255, 138, 0);">《金史.世宗本紀》關于禁民間私建佛寺的記載</span></p> <p class="ql-block"><b>【注釋】</b></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注1: （明）張欽《大同府志》卷四。第三版，大同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1987:70。</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注2: （清）胡文燁《云中郡志》卷三，第二版，大同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1988:149。</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注3:陳繼儒，宰相守令合宙：序，濟南，齊魯書社，1986。</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注4:“佛字灣”：志文中關于觀音堂址，吳輔宏將之前碑文中的“蝦蟆石灣”改為“佛字灣”。從觀音堂的碑刻和志書中查到，“佛字灣”最早出現(xiàn)在清康熙四十七年九月的《修路碑記》中。因與觀音堂有關，這里需要說明一下，在觀音堂西不遠處，路邊崖壁上有一摩崖“佛”字，“佛字2米見方，為正楷字體，筆劃中間突起，兩面下凹，書法剛直，蒼勁有力” 。這是佛字灣說明石碑上對“佛”字的一段描述（石碑為新立）。碑文還記述了“佛”字的由來：“佛字的由來無明文可考，傳說當年康熙皇帝途經(jīng)這里，夜半聽到河對面李家坆地鼓樂絲竹聲不斷傳出，以為‘真龍?zhí)熳印瘜⒁鍪溃鞎稹昼澘淘诖艘枣?zhèn)之。在此雕刻‘佛’字，表示了人們對云岡的崇敬之情，以此告訴大家，已進入佛教圣地云岡石窟之境”。查清道光《云中郡志》，卷七．都會．巡幸（P146）有記：“康熙三十五年，親征噶爾丹，冬十月，自塞外回鑾，十二日車駕幸大同……”文中提出康熙皇帝為多人御書匾額、賜詩，但沒有書寫“佛”字的記載。乾隆《大同府志》卷八．巡幸（P144）也有記載，同樣沒有康熙皇帝題寫“佛”字一事。經(jīng)請教中書協(xié)會員，大同市書法家馮少鵬先生：佛字接近顏體，而康熙的書法為董其昌體，所以，“佛”字不是出自康熙之手，應為民間高手所書。如此，“佛”字不會是康熙御筆已無異議。究竟出自誰之手，刻于什么時間，目前查無實據(jù)?？梢圆槊鞯氖牵胺稹弊殖霈F(xiàn)的時間下限為清康熙四十七年九月。也就是說“佛”字當刻于康熙四十七年九月之前。也有說是遼代所刻，但也只是一說，依然沒有具備足夠說服力的實據(jù)考證。在志書與碑刻的記載中，佛字灣的記載晚于觀音堂的記載。</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注5: （清）吳輔宏《大同府志》卷十五，第一版，大同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2007:318。</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注6: （清）吳輔宏《大同府志》卷六.第一版，大同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2007:112。</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注7: （清）黎中輔《大同縣志》卷五. 第一版，大同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1992:109。</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注8: （清）吳輔宏《大同府志》卷六. 第一版，大同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2007:112。</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注9:在張欽所撰寫的明正徳《大同府志》中，關于寺廟的記載有多處國號與年號錯搭的現(xiàn)象，比如：卷四. 寺觀中應州賈莊村的彌陀寺和山陰佛宿山東峰下的瑞云寺，志書上均記為遼明昌年建，而明昌是金章宗完顏璟的年號。</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注10：夏：為今內(nèi)蒙古烏審旗南；銀：為今陜西橫山東；綏：為今陜西綏德；靜 ：為今寧夏銀川南；靈：為今寧夏青銅峽東；鹽：為今陜西定邊；會：為今甘肅靖遠；甘：為今甘肅張掖；涼：為今甘肅武威；沙：為今甘肅敦煌。</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注11：洪：為今陜西志丹西北；威：為今寧夏同心；龍：為今陜西靖邊；定：為今寧夏銀川。</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注12：興慶府：為今寧夏銀川；西平府：為今寧夏青銅峽東；宥州：為今陜西橫山西北；鄜延路：為今陜西富縣、延安；麟州：為今陜西神木；府州：為今陜西府谷；環(huán)：為今甘肅環(huán)縣；慶：為今甘肅慶陽；鎮(zhèn)戎軍：為今寧夏固原。</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注13：涇州：為今甘肅涇川；原州：為今甘肅鎮(zhèn)原。</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注14：熙州：為今甘肅臨洮；河州：為今甘肅臨夏西南。</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注15：鄜州：為今陜西富縣；延州：后置鄜延路，延州即為該路的治所。</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注16：金肅城：為今內(nèi)蒙古準格爾旗北。</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注17: 據(jù)志書上的記載，金大定年間有關寺觀的建寺、修葺，金建共有十座，其中，金大定年建三座；重修、增修六座，其中大定年重修二座。</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color:rgb(255, 138, 0);">作者工作照</span></p> <p class="ql-block">2023年7月劉艾珍</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