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雄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justify;"> 序</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justify;">本文河源部分出自作者執(zhí)筆，楊森林先生主編的《黃河寧夏水利歷史文化探源》一書，后半部分河源石刻 ，完全是作者個人認識意見。</p> 黃河的源頭在哪里？她不在發(fā)黃的史書里，不在牧馬漢子的酒壺里，更不在西王母的傳說里。她在天際，在雪域圣山，在現(xiàn)實的莽原和洪荒里…… 神州大地創(chuàng)造了她，她以母親甘甜的乳汁，哺育了中華大地，哺育了中華民族。為了尋找母親的血脈源頭，千百年來，神州兒女未曾放棄自己的生平夙愿和夢想，不懈地探尋著黃河源頭，探尋著母親的血脈所在。一代代赤子,用生命和碧血書寫了一頁頁的尋根之旅，留下了無數(shù)的傳奇和故事…… 戰(zhàn)國時代編撰的古代經(jīng)典《尚書·禹貢》最早記載了黃河源頭，有“導河積石，至于龍門”之說。“積石”，山名，在今青海省循化東保安界，那是當年大唐與吐蕃的分界線，距河源尚有相當?shù)木嚯x，但也是唐人最初河源探索最遠所達之地。史載：唐太宗貞觀九年(635年)，將軍侯君集與李道宗奉命西征，進擊吐谷渾[2]，兵次星宿川 (即星宿海)，達柏海(即扎陵湖)，望積石山，觀覽河源。貞觀十五年，文成公主嫁往西藏，吐番王松贊干布在河源親迎[3]。將近200年后的唐穆宗長慶元年(821年) 唐大理寺卿劉元鼎作為第八次唐蕃會盟的使者赴邏些（今拉薩），途經(jīng)河源區(qū)，得知河源出紫山(即今巴顏喀拉山)[4]。這是中原到達河源之地的第一人。 元代至元十七年(1280年)， 天朝正式派員勘察河源，元世祖忽必烈命榮祿公都實(又寫作篤實,女真族人,姓蒲察氏,元初曾任烏斯藏路督統(tǒng)和招討元帥等職)為招討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歷時4個月，查明兩大湖的位置(元史稱“二巨澤”，合稱“阿刺腦兒”)，并上溯到星宿海。發(fā)現(xiàn)河源在“朵甘思西部”、“有泉百余泓，或泉或潦，水沮如散渙，方可七、八十里，且泥淖泥，不勝人跡，弗可逼視，履高山下瞰，燦若列星”。遂認定星宿海為黃河源頭。使者由是繪出了黃河源地區(qū)最早的地圖[5]。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清朝曾先后派專使拉錫（由親軍授藍翎侍衛(wèi)，四十二年—-1703，任二等侍衛(wèi)）和阿彌達（滿洲正白旗人，二等侍衛(wèi)）到黃河源頭，窮河源，告祭河神。拉錫從星宿海上溯兩天，發(fā)現(xiàn)星宿海之上有三山，三山之泉流出三支河，三河東流入扎陵湖。對黃河源頭的認識又進了一步。 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阿彌達奉命再次前往河源，告祭河神。阿彌達西逾星宿海300里，對三條河進行了實地勘查，認定位于星宿海西南的阿勒斯坦郭勒河(即今卡日曲)為黃河上源。這是我國歷史上第一次查明黃河的真正源頭[6]。 拉錫等繪有《星宿河源圖》，并撰有《河源記》，指出：黃河源出三支河，東流和扎陵湖，均可當作黃河源?？滴跷迨?1717年)，遣喇嘛楚爾沁藏布、蘭木占巴等前往河源測圖，逾河源涉萬里，將約古宗列曲認定為河源[7]。 乾隆年間，齊召南{1703年-1768年）字次風，號瓊臺，晚號息園。浙江天臺人。清代地理學家。幼有神童之稱，精于輿地之學，又善書法。乾隆元年(1736年)，舉進士，為翰林院庶吉士，授檢討。次年參修《大清一統(tǒng)志》撰寫的《水道提綱》中指出：黃河上源三條河，中間一條叫阿爾坦河(即瑪曲)是黃河的“本源”。 實踐證明，正是古人一步一步地抵近河源地考察，黃河的源頭才一步步走進大眾的視野。 新的時代，新的壯舉、科學技術、地理勘察儀器日益進步和完善，新中國自然要對自己的母親河進行大規(guī)模的探源考察—— 1952年，黃河水利委員會組織黃河河源查勘隊，進行黃河河源及從通天河調水入黃可能性的查勘測量。歷時4個月，最后確認：清代乾隆年間齊召南所說的瑪曲是黃河正源。 1978年，青海省人民政府和青海省軍區(qū)邀請有關單位組成考察組，對黃河源頭進行了實地考察，提出：卡日曲作為河源的建議。 當時，黃河水利委員會根據(jù)歷史傳統(tǒng)和各家意見確認：瑪曲為黃河正源，并在約古宗列盆地西南隅的瑪曲曲果——東經(jīng) 95°59’24"、北緯35°01’18"處樹立了河源標志。 1999年10月，水利部、青海省人民政府及黃河水利委員會在瑪曲曲果豎立了黃河正源碑——再次確認了黃河河源，也就是黃河的源頭。 歷史演進到2025年 ，關于黃河源頭一個新的插曲是所謂河源新刻石的發(fā)現(xiàn)。 是年6月8日，《光明日報》刊發(fā)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仝濤先生最新研究成果：《青海黃河源發(fā)現(xiàn)秦始皇遣使“采藥昆侖”石刻：實證古代“昆侖”的地理位置》。并據(jù)此報道了青海省瑪多縣扎陵湖北岸田野調查“發(fā)現(xiàn)一處37字秦代摩崖石刻題記”的消息。仝濤在刻石中辨識出了“昆陯”“方士”“采藥”等相關銘文，認為完整通讀了整個石刻文本。據(jù)此實證了古代“昆侖”的地理位置。 秦統(tǒng)一后，始皇巡行天下，在嶧山、泰山、芝罘、東觀、瑯琊、碣石、會稽等立7處刻石。但事實是目前尚存的秦泰山刻石、瑯琊臺刻石均殘缺過甚，實際“已經(jīng)是唐代的復制品”。因為秦·小篆為廷尉李斯所創(chuàng)，刻石也大多出自李斯之手。雖然社科院熱烈驚呼河源刻石的發(fā)現(xiàn)。但更多書法識者和歷史學者卻認為河源刻石并非李斯小篆。因為李斯小篆是典型規(guī)范的鐵線篆，用筆剛勁如鐵,筆畫都纖細如線,如李斯的[泰山刻石]。而河源刻石更類北周以后的玉箸篆（又名玉筋篆）筆畫均勻圓潤,左右對稱,猶如兩根筷子。如唐·李陽冰的[城隍廟碑]。且鐵線篆以“朱文(陽文)”為主,兩面下刀；玉箸篆以“陰文”為主,略粗且略“遲澀”,沖刀為主,一氣呵成。根據(jù)河源刻石筆畫特征，一筆鋒棱自成，顯為電動技術工具鑿刻而成。 我對字形、成因沒有興趣，但妻子是書法家，對隸篆頗有心得。我所要考究的是黃河河源的發(fā)現(xiàn)過程：秦人是否在遠古時期有能力到達河源，并在人跡罕至的山上刻石為記，而在所有的古代典籍中沒有只言片語。 西王母和昆侖的傳說最早見于戰(zhàn)國時代的《穆天子傳》。周穆王西征犬戎，出雁門關,巡游昆侖山,會見西王母只是一個神話傳說。并未經(jīng)過考古證明。歷史上對西戎的戰(zhàn)爭，總是在日月山前拉鋸。國人對于西戎的了解，也僅限于河湟流域。這也就是《尚書·禹貢》最早記載黃河源頭，“導河積石，至于龍門”。也就在與西戎交界的積石山（黃河第一曲）。秦穆公稱霸，擊西戎(西邊的少數(shù)民族),滅國十二,北至義渠。（今六盤山南北兩翼）。秦一統(tǒng)天下后，始皇帝也不可能西狩到星宿海以西，到無人區(qū)去顯威風。 真正靠近河源的是唐人。這也就是前文所說的：“唐太宗貞觀九年(635年)，將軍侯君集與李道宗奉命西征，進擊吐谷渾[2]，兵次星宿川 (即星宿海)，達柏海(即扎陵湖)，望積石山，觀覽河源。貞觀十五年，文成公主嫁往西藏，吐番王松贊干布在河源親迎[3]。將近200年后的唐穆宗長慶元年(821年) 唐大理寺卿劉元鼎作為第八次唐蕃會盟的使者赴邏些（今拉薩），途經(jīng)河源區(qū)，得知河源出紫山(即今巴顏喀拉山)[4]。這是中原到達河源之地的第一人?！? 秦派五大夫翳到河源刻石顯然是一個偽造的史證。秦漢時期，限于天氣、地形、交通，民族糾紛，中原王朝沒有能力，也沒有必要到河源去?；实矍笙伤幰仓荒芘尚旄５胶Ｍ馊饺?，或建銅露臺求取仙露。 為政治需要，功名利祿，中國很有一部分學人會偽造實證，牽強附會，以一鳴驚人。比如安陽曹操墓，僅僅幾個魏王牌子，就能證明？抑或秦長城建到了賀蘭山分界嶺。防誰，防羚羊或飛禽？因為那里遠離秦帝國北疆（六盤山），當時非秦國版圖，也沒人煙，修長城沒有任何軍事意義！ 河源刻石實際如出一轍，可以做驚人發(fā)現(xiàn)以嘩眾取寵！近年，在探索發(fā)現(xiàn)。在科學發(fā)明方面，這種嘩眾取寵，禁不起考驗的事情太多了。 如水做能源動力；沙漠生化改造，一夕變良田；引渤入疆深神話，都不隨時間消散無影了嗎？ 注釋： [1] 《舊唐書·侯君集傳》 [2] 《敦煌吐蕃歷史文書》 [3] 唐·劉元鼎《使吐蕃經(jīng)見紀略》 [4]黃河源地區(qū)最早的地圖: (元,1280年)由都實等奉忽必烈之命,考察黃河源,繪圖而成。 [5] 清·拉錫、舒蘭《河源記》《星宿河源圖》 [6]《欽定河源紀略》三十六卷，是清代著名學者紀昀等奉乾隆勑命編纂的一部水利“官書”。該書緊扣“河源”主題，收集自漢迄清有關黃河源頭的論述，首冠以圖，次列以表，有《質實》《證古》《辨訛》《紀事》《雜錄》等卷篇，該水道之脈絡，核水道之源流，參訂舊籍之與履勘相符者，糾駁舊說之紕漏乖繆者，臚載歷代典故軼聞，雜錄源區(qū)風土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