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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曾如清在江蘇，省軍區(qū)的歲月（一）昵稱 曾伏虎，美篇號 9227037

曾伏虎

<p class="ql-block">　　俗話說：每逢佳節(jié)倍思親。在建軍98周年紀念日來臨之際，我格外思念戎馬一生、征戰(zhàn)半世的父親曾如清！ </p><p class="ql-block"> 從小在軍營長大的人都會把父母和他們的老首長、老戰(zhàn)友及身邊戰(zhàn)斗英雄模范當成兒時的崇拜偶像和終身的學習榜樣！我也不例外，總覺得這些前輩們是一本讀不完的書籍和一部講不完的故事。我已撰寫了多篇回憶父母的美篇文章，本文謹以歷史資料、照片，包括父親生前的筆記、口述和自己的記憶，側重記述父親曾如清在江蘇省軍區(qū)十多年的工作、生活經歷。這期間的很多事雖然過去了數(shù)十年，但就像是發(fā)生在昨天，依然歷歷在目，終身難忘。其中我對他印象最深刻的記憶有三點：1.堅持政治掛帥，堅決服從組織；2.注重軍事建設，保衛(wèi)一方平安；3.嚴格要求自己，重視言傳身教。</p><p class="ql-block"> 由于內容太多，擬分為三篇記述，本篇為序言和第一部分：堅持政治掛帥，堅決服從組織。這是我們黨從建黨初期開始就對黨員干部提出的第一位要求，也是那個時代的基本特征和大多數(shù)老一輩共產黨人的共性品質。父親也是如此，從參加革命起就始終堅持政治掛帥、堅決服從組織。</p><p class="ql-block"> 1955年10月，父親曾如清離別了任職將滿5年的27軍政委崗位（1949年9月從20軍58師師長兼政委升任27軍政治部主任，次年10月任副政委，1951年5月代政委，同年10月任軍政委）和戰(zhàn)斗了近20年的野戰(zhàn)部隊（1938年調任新四軍司令部政治協(xié)理員、政治部民運部組織科長，1939年后歷任江南指揮部政治部民運科長、挺進縱隊一團政治主任、政委，一師一旅一團政委，蘇中軍區(qū)泰州獨立團團長兼政委并兼泰縣縣委書記，一旅一團政委，一師教導旅政治部主任，蘇浙軍區(qū)第四縱隊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新四軍第一縱隊一旅副政委、政委，華東野戰(zhàn)軍第一縱隊一師政委，第三野戰(zhàn)軍20軍58師師長兼政委，27軍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政委）調任江蘇軍區(qū)第二政委。</p><p class="ql-block"> 當時的江蘇軍區(qū)是華東軍區(qū)下屬的三級軍區(qū)，由蘇南軍區(qū)和蘇北軍區(qū)于1952年底合并而成（駐地鎮(zhèn)江市），司令員劉先勝和前任第二政委肖望東、黃火星、副司令員梁從學等授銜時都是開國中將，多位副職領導也是正軍職調任的，如副司令員段煥竟、常玉清，副政委陳茂輝、梁輯卿。</p> <p class="ql-block">　　1960年10月，江蘇軍區(qū)改稱省軍區(qū)；司令員劉先勝調任南京軍區(qū)副司令員，段煥竟接任；父親曾如清仍任第二政委、黨委第二書記，并兼任江蘇省委常委。</p><p class="ql-block"> 直至1967年9月父親調任新疆建設兵團黨委副書記、副政委，他在江蘇省軍區(qū)工作了將近12年。這是和平建軍時期，但也是黨內和社會上政治運動接踵而至、風起云涌的年代。三面紅旗，整風反右，社會主義教育（即“四清”），文化大革命……古人云：以史為鏡，可以知興衰。當記憶成為了歷史，也就具備了發(fā)人深思、給人啟迪的價值。</p> <p class="ql-block">　　1955年全軍首次授銜時父親還在27軍，被授予少將軍銜，舉行授銜儀式、發(fā)放禮服時已到江蘇軍區(qū)。這是軍區(qū)部分領導授銜后在我們家前院的合影，左二起：參謀長劉林，第一副司令員常玉清，第二政委曾如清，副司令員童炎生。當時顯然還沒授勛，大家都沒佩戴勛章???。</p> <p class="ql-block">　　上圖是1960年10月江蘇軍區(qū)改稱江蘇省軍區(qū)后部分領導干部的合影，左起：副司令員傅紹甫，第二政委曾如清，司令員段煥竟，副政委張潮夫，第一副司令員常玉清。</p><p class="ql-block"><b> </b></p> <p class="ql-block">　　上圖是父親授銜、授勛后的全身標準像，三枚勛章為：二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p><p class="ql-block"> 1965年全軍取消軍銜制，恢復一身綠三塊紅的服裝，一顆紅星頭上戴，革命紅旗掛兩邊。軍隊干部套改與地方一樣的行政級別，與工資待遇掛鉤，但與職務等級不完全對等。我父親和省軍區(qū)司令員段煥竟、第一副司令員常玉清為7級，第三政委陳茂輝為8級，其他省軍區(qū)領導為9-10級。</p><p class="ql-block"> 以下為正文第一部分：</p><p class="ql-block"> <b>堅持政治掛帥 堅決服從組織</b></p><p class="ql-block"><b> </b>這是那個年代毛主席、黨中央對全體黨員干部的首要要求，也是父親時刻牢記、堅決照辦的。他身為省軍區(qū)黨委第二書記、第二政委，必然要把抓好自身和班子、部隊的政治學習和組織建設放在首位，下大氣力抓好抓實。</p><p class="ql-block"> 我記得父母曾經討論過當時黨內很熱門的一個話題：政治原則和組織原則究竟哪個是第一位的？很久以后才得知，當時兩位主席對此有不同見解：毛認為政治原則是第一位的，組織原則為政治原則服務，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路線才是決定因素，因為真理有時會掌握在少數(shù)人手里，在這種情況下就要敢于反潮流；而劉認為組織原則是第一位的，寧可政治上犯錯誤也不要犯組織原則錯誤，因為如果每個人都認為自己掌握真理而不服從組織，不服從多數(shù)，黨就要分裂。</p><p class="ql-block"> 我感覺父母當時對這個話題是有些迷茫困惑的，因為他們這個級別的干部對中央高層的具體情況并不太了解，而且那時黨內都盛傳毛主席說“三天不學習，趕不上劉少奇。”七千人大會后毛主席主動退居二線，推薦劉主席主持中央一線日常工作并兼任國家主席，大力扶持劉接班，誰都想不到他們之間會產生重大政治分歧和矛盾斗爭。</p> <p class="ql-block">　　在我印象中，當時鎮(zhèn)江市中山路山門口街59號四合院平房的家里有一間爸爸的書房，他在家時每天都在這里讀書、看報、聽廣播，關心時政新聞，靠墻安裝的書柜里放滿了馬恩列斯毛全集和黨史軍史等各種書籍。</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　　上圖是南京軍區(qū)黨委機關報《人民前線》1963年12月5日刊登的父親學習體會文章，《讓毛澤東思想在我們頭腦里深深扎根》 。</p> <p class="ql-block">　　父親在江蘇省軍區(qū)期間主抓的另一項重大工作，就是貫徹落實毛主席關于民兵建設的指示精神。毛主席在建軍初期就創(chuàng)立了人民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思想，認為戰(zhàn)爭的偉力蘊藏于人民群眾之中；主張大力發(fā)動群眾、依靠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后來又明確提出黨領導下的主力部隊、地方部隊和民兵三為一體的武裝力量體制。</p><p class="ql-block"> 新中國成立后，毛主席于1958年號召“全民皆兵”、“大辦民兵師”；1962年又進一步提出“民兵工作三落實”要求，即組織落實、政治落實、軍事落實。</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　　省軍區(qū)作為省委的軍事部和全省民兵工作的主管機關，對此義不容辭、責任重大。父親和省軍區(qū)黨委始終把民兵建設作為重大政治任務，在學習貫徹毛主席指示中提出，每個縣重點組建一個民兵團，每個地區(qū)（省轄市）重點建設一個民兵師的目標；并以抗戰(zhàn)時期成立的南通海安縣角斜民兵游擊大隊為基礎擴編為民兵團，作為典型加以重點培養(yǎng)，取得明顯成效；特別是在1964年反擊蔣軍特務武裝小股串犯登陸作戰(zhàn)中取得突出戰(zhàn)績，后被中共中央華東局和南京軍區(qū)授予“紅旗民兵團”榮譽稱號，成長為全省乃至全國民兵工作的先進典型。</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　　上圖為1964年父親和省軍區(qū)司令員段煥竟等領導接見參加圍殲蔣軍特務部隊串犯大陸戰(zhàn)斗的部隊和民兵英模代表。</p> <p class="ql-block">　　上圖為1966年3月24日，中共江蘇省委、省政府召開“角斜紅旗民兵團”命名表彰和三落實先進經驗交流會。此后該民兵團又多次受到軍委、總部的表彰獎勵，至今仍是全國全省民兵工作的重要典范。</p> <p class="ql-block">　　1963年，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當時又稱“四清”運動，即清政治、清組織、清經濟、清思想）在全黨全國從上到下展開，成為那個時期的首要政治任務。江蘇省委成立了社教領導總團，并在每個地區(qū)設分團。父親擔任省總團副團長兼徐州分團長，到徐州的工廠、農村蹲點三個月，與工人、農民嚴格實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p><p class="ql-block"> 在父親生前保存的多冊筆記本中，還親手記錄了一件涉及省軍區(qū)黨委、機關思想作風和組織原則的重要事件。就是1966年2月在南京軍區(qū)黨委全會期間，許世友司令員和杜平政委等8位首長分兩個半天與參加會議的江蘇省軍區(qū)第二政委曾如清、前任司令員段煥竟（已調任南京軍區(qū)副參謀長）、司令員趙俊、第三政委陳茂輝、政治部主任劉超集體談話，主要是批評省軍區(qū)及部分軍分區(qū)領導干部中存在的嚴重自由主義作風和不尊重省委雙重領導原則的錯誤。</p> <p class="ql-block">　　比如有些領導干部在會議發(fā)言和書面報告等場合毫無依據(jù)地對省委說三道四，指責省委書記忽視民兵工作，不支持“角斜紅旗民兵團”……據(jù)說在軍區(qū)常委會上，江渭清政委對許世友司令員說：江蘇省軍區(qū)的自由主義和不尊重省委領導的嚴重錯誤已經非解決不可了，是南京軍區(qū)黨委出面解決還是省委來解決？許司令說：還是軍區(qū)黨委先來解決吧！</p><p class="ql-block"> 同年3月，我父親向省委常委匯報南京軍區(qū)首長的批評內容和貫徹方案，聽取指示。江渭清書記說：你們有些同志的自由主義問題已經不是正常的黨內批評，而是不負責任地捏造事實、空穴來風、無中生有、造謠污蔑了。比如你們培養(yǎng)宣傳“角斜紅旗民兵團”，省委一直是大力肯定和支持的嘛！你們再培養(yǎng)八個十個“紅旗民兵團”，我們會更高興！省委歷來高度重視民兵工作，但這不是唯一的工作，還有全省各級黨委政府班子和干部隊伍建設，經濟建設和民生福祉，應對自然災害和社會困難……需要統(tǒng)籌兼顧、協(xié)調推進，如果只強調民兵工作，不就是單純軍事觀點了嗎？！</p><p class="ql-block"> 江渭清書記還指出：你們省軍區(qū)黨委主要領導身上不存在這些問題，但你們對問題發(fā)現(xiàn)解決不及時、不得力?，F(xiàn)在解決還是思想作風問題，繼續(xù)發(fā)展下去就是嚴重組織原則問題了。</p><p class="ql-block"> 接著父親和省軍區(qū)領導先后召開常委擴大會和黨委全會，逐級傳達學習南京軍區(qū)和省委領導的批評指示精神，以整風的方式嚴肅認真地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加強了政治意識和組織紀律觀念。</p> <p class="ql-block">　　很久以后才得知，在1964年底至1965年初進一步部署社教運動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劉兩位主席的政治路線斗爭在高層公開化了。毛在講話中不點名地批判了劉總結推廣的“桃園經驗”是形左實右的錯誤路線，否定了劉對“四清運動”的定性，明確指出這場運動的性質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p><p class="ql-block"> 第二年毛主席又親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五.一六決定”。文化大革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從北京向全國發(fā)展，很多領導干部都處于“很不理解、很不得力”的境地。</p><p class="ql-block"> 江蘇省最早波動的是鎮(zhèn)江市，當時北京多所大學的“造反派”來串聯(lián)，鎮(zhèn)江農機學院的很多學生走出校園張貼大字報、游行示威，發(fā)生了不同觀點群眾的武斗沖突。6月17日上午10時，省委書記處書記彭沖給我父親打來電話，傳達省委第一書記兼省軍區(qū)第一政委江渭清的指示，要求省軍區(qū)協(xié)助副省長兼公安廳廳長洪沛霖和鎮(zhèn)江地委書記傅宗華控制事態(tài)發(fā)展，維持運動和社會秩序。</p> <p class="ql-block">　　上圖就是我父親保留的彭沖書記電話指示記錄內容影印件。他當時與洪、傅商量后提出的工作建議，包括省軍區(qū)派出宣傳隊協(xié)助維持秩序，防止武斗升級擴大等。經報請南京軍區(qū)黨委和省委同意后，我父親親自找省軍區(qū)警衛(wèi)營教導員布置任務，要求選擇200名政治素質好、組織紀律嚴的黨員干部和骨干，到指定的重點區(qū)域值勤巡邏，宣傳政策，維護秩序，不佩戴任何武器裝備，實行“罵不還口打不還手”的紀律。</p><p class="ql-block"> 這就是父親第一次介入地方文革運動，按當時的主流觀點就是從右的方面介入，自覺不自覺地執(zhí)行了劉少奇鎮(zhèn)壓群眾運動的反動路線。</p><p class="ql-block"> 父親第二次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就是1966年7月奉命帶領南京軍區(qū)工作大隊入駐文化部。其大背景是：毛主席、黨中央決定揭批“彭羅陸楊反黨集團”（即政治局委員兼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軍委秘書長兼總參謀長羅瑞卿、文化部長陸定一、中辦主任楊尚昆），調南京軍區(qū)第三政委肖望東接任文化部長。肖到任后感覺文化部人員成分和斗爭局面復雜，缺乏可以信任和依靠的力量。所以向黨中央、國務院和軍委要求選派軍隊工作隊，協(xié)助開展工作。經周總理、分管意識形態(tài)的常委陶鑄和軍委領導批準，總政治部指示南京軍區(qū)選派解放軍工作隊入駐文化部。</p> <p class="ql-block">　　根據(jù)許世友司令員和杜平政委的指示，軍區(qū)干部部很快就選調組織了近兩百人的工作大隊，派駐文化部機關和文聯(lián)、作協(xié)等十多個直屬單位，由我父親曾如清任大隊長兼黨委書記，軍區(qū)炮兵政委陳德先任大隊政委兼黨委副書記。</p><p class="ql-block"> 在出發(fā)前的動員大會上，許世友司令員說：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選調肖望東政委任文化部長，是對我們解放軍的高度信任。文化部是知識分子成堆的資產階級文化路線“重災區(qū)”，也是反修防變的“突破口”。肖政委是“丘八管秀才”，工作遇到困難。黨中央、國務院和軍委要我們南京軍區(qū)派工作隊去支援，我們脫了褲子也要幫這個忙，支援肖政委打好這一場文化硬仗！</p><p class="ql-block"> 肖望東政委是江西吉安老表，又是江蘇省軍區(qū)首任第二政委和南京軍區(qū)前任第三政委。我父親于公于私肯定都尊重肖部長，執(zhí)行他的指示。但派工作隊的做法很快就受到康生、陳伯達、江青的激烈反對，認為是鎮(zhèn)壓群眾運動、推行沒有劉少奇的劉少奇路線。毛主席視察南方回京后決定打倒陶鑄，立即撤銷工作隊。</p><p class="ql-block"> 我父親和陳德先政委根據(jù)總政治部的指示精神，一面與文化部的造反派周旋，一面快速組織工作大隊分批撤回南京。在向軍區(qū)常委的匯報會上，我父親以沉重的心情檢查自己沒有完成好軍區(qū)黨委賦予的政治任務，執(zhí)行了錯誤路線。許世友司令員聽取匯報后開誠布公地說：“就算是錯誤路線，你們也不用負責。這是軍區(qū)黨委的意見，也是軍委、總政領導的意思。陶鑄是中央常委，肖望東和你們肯定都要執(zhí)行他的指示。如果毛主席、黨中央不指出他是錯誤路線，別說是你們，我也看不出來?！彼€講述了自己對文化大革命從完全不理解到逐步理解的認識過程，勉勵大家努力學習，放下包袱，輕裝前進。由此可見，許世友司令員在復雜的政治斗爭中是堅持實事求是原則，講政策、重情義、有擔當?shù)摹?lt;/p><p class="ql-block"> 父親第三次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是1967年3月接到南京軍區(qū)饒子健副司令員的電話，告知軍區(qū)黨委決定他立即來南京協(xié)助負責軍區(qū)生產辦公室的工作。</p> <p class="ql-block">　　軍區(qū)生產辦公室并非管理部隊生產的機構，主要責任是支援地方的工農業(yè)生產，維護生產建設秩序。各大軍區(qū)成立生產辦公室的大背景是：1967年1月，毛主席批示肯定上海市成立由“造反派、軍隊和老干部代表三結合”組成的革命委員會，取代原來的市委市政府，史稱“一月風暴”。結果許多省市區(qū)出現(xiàn)不同造反派組織搶班奪權，互相武斗不止的局面，加上江青支一派壓一派并提出“文攻武衛(wèi)”的口號，加劇沖突態(tài)勢，嚴重影響社會穩(wěn)定和生產建設。毛主席指示軍隊要支左、支工、支農和軍管、軍訓（史稱“三支兩軍”），促進群眾組織大聯(lián)合、大團結。</p><p class="ql-block"> 父親到南京軍區(qū)生產辦后，就像到了救火救急部門。先是奉命帶領工作組到安徽銅陵煤礦制止武斗，恢復生產，又根據(jù)周總理指示馬不停蹄地趕到上海協(xié)助解決工人造反總司令部組織大罷工造成的京廣鐵路停運事件。他先拜訪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領導張春橋、姚文元聽取指示，又約見工總司王洪文總司令。</p><p class="ql-block"> 王洪文一見到我父親就立正、行軍禮，稱呼“老首長”。經詢問才得知，父親抗美援朝在志愿軍27軍任政委時，王洪文是79師師部的戰(zhàn)士、文工團員，回國后轉業(yè)到地方工作。父親嚴肅地向他傳達了周總理的指示精神，告知鐵路大動脈停運一天的巨大損失，并說：如果你還認我這個老首長，就請執(zhí)行命令，立即恢復鐵路運輸！</p><p class="ql-block"> 解放軍的“三支兩軍”工作雖然是按照毛主席指示開展的，但仍然經常受到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的攻擊，被指責為“帶槍的劉鄧路線”。這讓眾多征戰(zhàn)一生、不懼怕任何敵人和困難的開國元勛和將帥們感到十分憤慨。這年初發(fā)生的所謂“二月逆流”、“三老四帥大鬧懷仁堂”事件就是典型案例。</p><p class="ql-block"> 在周總理主持召開的中央碰頭會上，三位副總理譚震林、李先念、余秋里和四位軍委副主席徐向前、聶榮臻、陳毅、葉劍英圍繞文化大革命能否沖擊國家生產和軍隊穩(wěn)定的大政方針與康生、陳伯達、江青、張春橋等發(fā)生了劇烈的沖突，葉帥拍桌子導致手指骨折。毛主席事后聽取匯報后作出指示，雖然強調了“抓革命、促生產”和“軍隊要穩(wěn)定”，但也對“三老四帥”進行了嚴厲批判，要他們閉門思過、讀書檢討，直到1971年林彪叛逃事件后才對此重新作出正面評價。</p><p class="ql-block"> 1967年7月，南京軍區(qū)周貫武副政委和饒子健副司令員找我父親談話（當時許世友司令員在因病休養(yǎng)，杜平政委在北京開會），告知軍委擬調他任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副政委，背景是：由于中蘇兩黨兩國兩軍矛盾日益尖銳突出，為預防蘇軍對我實施大規(guī)模機械化突擊、戰(zhàn)略戰(zhàn)術要點空降和核實施精確打擊，軍委決定加強一線和縱深防御力量建設，包括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改為軍隊、地方雙重領導體制，組建8-10個現(xiàn)役武裝值班師，從全軍選調多名具有現(xiàn)代戰(zhàn)爭指揮和部隊管理經驗的兵團級領導干部具體負責此項工作。</p><p class="ql-block"> 我父親對此感到很突然，也難以接受，希望組織上能重新考慮。主要原因：一是解放上海后確診為肺結核病，又經歷朝鮮戰(zhàn)爭高寒地區(qū)三年征戰(zhàn)，肺功能很差，擔心難以適應新疆地區(qū)的氣候；二是新疆人生地不熟，特別是對那里的文革情況完全不了解，擔心犯政治錯誤。軍區(qū)黨委表示理解和同意，并向軍委申報了替換人選。但總政領導答復，此項任命已經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批準，不宜變更，還是先到任為好，以后如果身體確實不行再另行安排。同時告知：行政7級領導干部跨大區(qū)調動可由軍委領導作任前談話。</p><p class="ql-block"> 不久協(xié)助周總理處理新疆問題的軍委副主席葉劍英元帥給我父親打來電話，先是詢問身體、家庭等情況，表示親切關懷。接著說：總政報告說你即將到新疆兵團赴任，本來應該當面談談。但毛主席、林副主席要我們軍委幾個同志讀書學習、思考問題，不便面談，就打電話說吧。葉帥的電話談了四十多分鐘，主要是介紹新疆及兵團文革情況和下步任務，對工作做了明確指示。最后還告知了自己和秘書的機要通訊方式，交待有重要情況可直接寫信、報材料，盡量不要打電話，防止有人竊聽。葉帥的電話給我父親增添了工作信心，但也為他到兵團任職后不久就遭受林彪、江青集團的打擊迫害留下了“伏筆”。這是后話了，我前幾年曾寫過篇文章《將軍新疆兵團蒙冤記》記述此段經歷，刊登在《楊子晚報》上。</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　　上圖是父親去新疆兵團報到前在鎮(zhèn)江家中與母親及子女的合影。他的任命尚未公布時，美國之音就作了報道，稱之為“陳毅部隊入疆將領第一人”。臺灣特務機構也郵寄信件，進行離間、策反，父親都及時上交組織了。</p><p class="ql-block"> 本文是在連云港?？弹燄B(yǎng)院撰寫，因沒攜帶文史資料，又為趕在建軍節(jié)前發(fā)布，未能仔細核對，個人記憶的內容差誤難免。敬請親友們發(fā)現(xiàn)后及時指出，以便更正為感！謝謝！</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