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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林糠：漫溯重慶之名 ||《渝州》2025年第2期·渝州青年作家

《渝州》文藝

<h5><a href="http://www.h-ceramic.com.cn/5exqomoy?share_depth=1" target="_blank" class="link"><i class="iconfont icon-iconfontlink"> </i>《渝州》文藝2025年第2期（總第58期）</a></h5> <h5 style="text-align:center;"><br></h5><h5 style="text-align:center;"><b style="color:rgb(237, 35, 8);">漫溯重慶之名</b></h5><h5 style="text-align:center;"><span style="color:inherit;">文/李林糠</span></h5><h5><br></h5><h5> “巴”和“渝”都是重慶的簡稱，承載著無數的故事與情感。從歷史和地理的角度來看，“巴”所指的地域范圍更為廣泛，涵蓋了如今大重慶的轄區(qū)，而“渝”則更具體地指代老重慶的范圍。然而，當我們沿著歷史的脈絡細細探尋，便會驚覺，重慶的稱謂絕非僅此而已。江州的古韻、恭州的遺風、楚州的神秘、墊江的往昔……皆在歲月深處熠熠生輝，共同編織成一部豐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史詩。</h5><h5> 重慶得名于古代的巴國，故早期的名字多與“巴”相關。溯源開來，“巴”的積淀更深，含義更廣。甲骨文中的“巴方”是“巴”最早作為地域概念的見證，同樣也是早期巴人創(chuàng)造文化的見證?！度A陽國志》記載：“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著乎《尚書》。巴師勇銳，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巴地之民：“質直好義，土風敦厚，有先民之流。”巴族的遷徙與定居在此播下了文明的種子，巴國的崛起讓這片土地成為區(qū)域的中心，巴郡的設立更是奠定了其在歷史長河中的重要地位?！叭椭亍钡姆Q謂，以及渝中較場口那醒目的“三巴重鎮(zhèn)”摩崖石刻，都是巴文化深深扎根于此的有力見證。而巴蔓子墓，歷經風雨，始終被重慶人民珍視，代代修繕，靜靜訴說著巴人的英勇與忠誠，成為巴文化傳承的不朽象征。</h5><h5> 后期影響力較大的名字，主要有渝州、恭州，和沿用至今的重慶，不同時期的詩文也可以看出這些印記。</h5> <h5>　　開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年輕的李白胸懷壯志，決定離開故鄉(xiāng)巴蜀大地，踏上遠游的征途，去外面的世界施展才華、追逐夢想。李白途經峨眉山一帶，被眼前的美景深深觸動，揮筆寫下了《峨眉山月歌》：</h5><h5 style="text-align:center;"><br></h5><h5 style="text-align:center;"><span style="color:rgb(22, 126, 251);">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span></h5><h5 style="text-align:center;"><span style="color:rgb(22, 126, 251);">夜發(fā)清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span></h5><h5><br></h5><h5> 這首詩是李白初次出四川時創(chuàng)作的，意境清朗優(yōu)美，風致自然天成。在詩中，李白于秋夜乘船順流而下，他將峨眉山頭高懸的那半輪秋月，以及月影映入江水后隨船行而流動的美妙畫面生動呈現。而“思君不見下渝州”一句，直白地表達出他對友人的思念，同時也清晰地表明自己正朝著渝州城進發(fā)。此時的渝州，在李白筆下，是他行程中的重要一站，雖寥寥數語，卻讓渝州之名隨著這首詩的廣泛流傳而深入人心。</h5><h5> 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冬，赴京途中，蘇洵父子過瀘州，冬夜舟經古城渝州，蘇軾想起鄉(xiāng)人王道矩五月夏日也曾來過這里，更想到他們在家鄉(xiāng)一起暢論經史的熱烈場面，于是作《渝州寄王道矩》：</h5><h5 style="text-align:center;"><br></h5><h5 style="text-align:center;"><span style="color:rgb(22, 126, 251);">曾聞五月到渝州，水拍長亭砌下流。</span></h5><h5 style="text-align:center;"><span style="color:rgb(22, 126, 251);">惟有夢魂長繚繞，共論唐史更綢繆。</span></h5><h5 style="text-align:center;"><span style="color:rgb(22, 126, 251);">舟經故國歲時改，霜落寒江波浪收。</span></h5><h5 style="text-align:center;"><span style="color:rgb(22, 126, 251);">歸夢不成冬夜永，厭聞船上報更籌。</span></h5><h5><br></h5><h5> 這首詩宛如一扇時光之窗，讓我們看到了蘇軾冬夜舟行渝州時的感慨萬千。“水拍長亭砌下流”的往昔夏日盛景，與“霜落寒江波浪收”的嚴冬現實形成鮮明對比，在詩中的“故國”“歸夢”間，渝州的身影若隱若現，既飽含著對友人的思念，也蘊藏著對時光流轉、世事變遷的喟嘆。渝州，這個名字在當時已成為地域文化的重要標識，吸引著文人墨客的情思，也承載著普通百姓的生活點滴。</h5><h5> 南宋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范成大路經重慶赴京（臨安）時，重慶已改名恭州，但他卻仍在《恭州夜泊》中提及渝州：</h5><h5 style="text-align:center;"><br></h5><h5 style="text-align:center;"><span style="color:rgb(22, 126, 251);">萆山磽確強田疇，村落熙然粟豆秋。</span></h5><h5 style="text-align:center;"><span style="color:rgb(22, 126, 251);">翠竹江村非錦里，青溪夜月已渝州。</span></h5><h5 style="text-align:center;"><span style="color:rgb(22, 126, 251);">小樓高下依盤石，弱纜西東戰(zhàn)急流。</span></h5><h5 style="text-align:center;"><span style="color:rgb(22, 126, 251);">入峽初程風物異，布裙跣婦總垂瘤。</span></h5><h5><br></h5><h5> “翠竹江村非錦里，青溪夜月已渝州”，成都的繁華和重慶的靜謐躍然紙上，也讓我們看到，渝州之名在人們心中的深刻印記，即便行政名稱已改，其文化的影響力依然綿延不絕。渝州的存在，是重慶城市發(fā)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階段，它見證了城市的繁榮與變遷，其山水人文、市井煙火都融入了這簡短的二字之中。</h5><h5> 崇寧元年（公元1102年）六月二十八日，宋徽宗下了一道圣旨，將渝州改成了恭州。因國子博士南平（現綦江）僚人趙諗被人告發(fā)“謀反”，有文學潔癖的宋徽宗聽著這個“渝”字不吉利（有“變”的意思，比如至死不渝），遂改為“恭”，取恭順之義。恭州，作為重慶歷史上的重要稱謂，雖存在時間相對短暫，卻有著不可忽視的意義。它是南宋時期重慶的行政名稱，處于歷史的特定節(jié)點。在這段時間里，恭州的土地上依然延續(xù)著先輩的文化傳統(tǒng)，經濟社會持續(xù)發(fā)展。盡管關于它的詩文相對較少，但每一篇提及恭州的作品，都如同一顆顆珍珠，串聯起恭州在歷史中的位置，為我們勾勒出當時的社會風貌與城市景象。</h5><h5> 既為恭州，為何再名重慶?“重慶”之名的由來，吸引了眾多歷史學家的探索。主流的“雙重喜慶”之說，將其與宋光宗的封王、登基緊密相連，雖因時間間隔存在爭議，但也反映出歷史事件與城市名稱之間可能存在的微妙聯系。“潛藩升府”的慣例為其提供了另一種解釋路徑，光宗曾封恭王，升恭州為重慶府似乎也順理成章。更有趣的是“重慶”本意中“祖父母與父母俱存”所延伸出的“三世同堂”或“四世同堂”之意，這為重慶之名賦予了濃厚的文化內涵與家庭倫理色彩，使其超越了單純的行政命名，成為一種文化符號。</h5> <h5><span style="color:inherit;">　　從巴縣自歷史深處走來的歷程中，我們也能清晰地看到重慶之名演變的脈絡。秦滅巴國，分天下為三十六郡，巴郡為其一，郡治江州（今江北，后遷渝中）。南朝齊永明五年（487年），原在渝中半島的江州縣往南遷，設在今江津。原在合陽鎮(zhèn)（今合川）的墊江縣往南遷，設在渝中半島，命名為墊江縣。因當時戰(zhàn)亂所致，兩個縣整體南移，造成縣府次第南遷。到了南朝梁，新設楚州，墊江縣作為楚州的下轄縣，依然屹立在渝中半島。直到北周明帝時（公元561年），墊江縣才撤銷，改為巴縣，巴縣正式得名。此后，巴縣治所雖有變動，但始終在渝中半島占據重要地位，長期作為郡、州、府（路）治所，元、明、清三代還有道治駐此，形成了多級管理模式。</span></h5><h5> 巴縣衙門的興衰便是這段歷史的一個縮影，其建筑規(guī)模宏大，布局嚴謹。《巴縣志》記載:巴縣署“在府治右，依山東向，明末毀于兵?？滴趿辏h張楠重修。頭門三間，儀門五間，左右角門三間，科房十八間：大堂三間，卷棚三間：二堂三間，兩廂房六間，左廳四間，對廳三間；三堂五間，兩廂房四間，西書房上下八間，廚房五間”。</h5><h5> 從文獻記載中，我們仿佛還能看到那威嚴的頭門、儀門，寬敞的大堂、二堂、三堂，以及眾多的科房、廂房等，這些建筑是權力的象征，也是地方治理的核心場所。但后來，巴縣衙門逐漸拆除殆盡，唯一留下衙神祠這一局部建筑。</h5><h5> 如今，重慶首個遺址公園——老鼓樓衙署遺址公園的修建工作正如火如荼，而作為遺址公園的重要組成部分——巴縣衙門已修復完畢。朱紅色的巨大木柱、雕著獅頭和花朵的雀替、巨大的石制柱礎、交錯縱橫的木梁……在金邊黑底紅字的“巴縣衙門”牌匾掛上大堂后，這座曾經遠離人們視線許久的古建筑，再次在文物修復工作者們的手中展現昔日權威。</h5><h5> 重慶之名的更迭，是政治、經濟、文化等多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政治中心的轉移、行政級別的升降、統(tǒng)治者的意志等在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經濟的發(fā)展，如商貿往來、農業(yè)生產、手工業(yè)興盛等，也推動著城市的繁榮與名稱的穩(wěn)定或變更。而文化的傳承與創(chuàng)新則是重慶之名得以延續(xù)和發(fā)展的內在動力，巴文化、渝文化等在不同時期的交融與發(fā)展，使得每一個名稱都飽含著獨特的文化基因。</h5><h5> 如今，當我們漫步在重慶的街頭巷尾，那些名字依然如影隨形：渝中、渝北、巴南、江北、墊江……這些名字不僅是地理的標識，更是重慶的文化根脈，是連接歷史與現代的橋梁。它們見證了重慶從古代巴國到現代國際化大都市的滄桑巨變，承載著無數巴渝兒女的情感記憶與文化認同。</h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