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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紹基、趙之謙書法探究

意水

<p class="ql-block">　　姚安：</p><p class="ql-block"> 趙之謙這一年主要是客瑞安，客永嘉，客章安，然后喜歡紅樓，寫了些字，寫了幾首詩，這年，也就是咸豐十一年九月帝崩于行宮。十一月太后聽政，此時張穆重刻了宋代的顏真卿《忠義堂帖》，可惜山西平定人現(xiàn)在找不見這個刻石了，這一年端方出生，我其實想了解為什么何紹基與趙之謙后來對書法理解不同了。</p> <p class="ql-block">試答姚安之問：</p><p class="ql-block"> 您梳理的咸豐十一年（1861年）的歷史細節(jié)非常精準，這些背景對理解何紹基與趙之謙的書法分歧至關重要。兩人雖同處碑學興起的時代，卻走向不同道路，核心原因可歸結為以下幾點：</p><p class="ql-block">一、 取法根基的差異</p><p class="ql-block">1. 何紹基：扎根唐楷，溯源篆隸</p><p class="ql-block"> 根基：他早年受館閣體訓練，后以顏真卿為宗，深研《爭座位》《裴將軍詩》等，得渾厚雄強之氣。同時上溯歐陽通（《道因法師碑》）、李邕，并深入秦漢篆隸（《張遷碑》《禮器碑》等）。</p><p class="ql-block"> 路徑：他是“以唐入碑”。其碑學實踐是建立在深厚的唐楷和篆隸基礎上，追求的是用篆隸古法融入楷、行，形成“篆分遺意入楷”的風格。他的北碑探索是補充和深化其既有體系。</p><p class="ql-block"> 核心：顏真卿的忠義人格與雄渾書風是其精神內核與形式本源。</p><p class="ql-block">2. 趙之謙：直取北碑，化古為新</p><p class="ql-block"> 根基： 他早年也學顏，但很快將主要精力投向北魏碑刻、造像記、墓志銘（如《張猛龍碑》《楊大眼造像記》《鄭文公碑》等），并廣泛吸收鄧石如篆隸筆法。</p><p class="ql-block"> 路徑：他是以北碑立骨。趙之謙對北碑的理解更直接、更形式化。他敏銳地捕捉到北碑中獨特的方折、刀刻趣味、結構奇崛等特點，并將其主動強化、提煉、美化。</p><p class="ql-block"> 核心：形式美的自覺追求。他更關注北碑提供的新穎造型語言，致力于將其轉化為一種妍麗流美、姿態(tài)生動的嶄新書風，具有強烈的設計感和表現(xiàn)欲。</p><p class="ql-block">二、 筆法理念的對立</p><p class="ql-block">1. 何紹基：篆籀中鋒，遲澀凝重</p><p class="ql-block"> 推崇圓勁、渾厚、內含的篆籀筆法，強調中鋒行筆，萬毫齊力。</p><p class="ql-block"> 獨創(chuàng)回腕高懸法，追求艱澀行筆中產生的顫掣、生拙、金石感。線條如“屋漏痕”，強調內力與時間感的積淀。</p><p class="ql-block"> 反對刻意模擬刀刻效果，追求毛筆在紙上自然書寫的凝重感。</p><p class="ql-block">2. 趙之謙：鋪毫側鋒，流麗妍美</p><p class="ql-block"> 善用鋪毫與側鋒，筆鋒鋪開面大，行筆相對爽利迅捷。</p><p class="ql-block"> 大膽吸收北碑的方筆切入、翻折等刀刻趣味，并用毛筆流暢地再現(xiàn)和轉化它，形成獨特的方峻流美的線條。</p><p class="ql-block"> 線條光潔、姿態(tài)嫵媚，追求視覺上的愉悅感和形式上的精巧。他成功地將北碑的雄強轉化為姿媚（康有為語）。</p><p class="ql-block">三、 審美追求的迥異</p><p class="ql-block">1. 何紹基：崇尚“古意”與“書卷氣”</p><p class="ql-block"> 追求渾穆、樸拙、蒼茫的金石氣和沉郁頓挫的節(jié)奏感。</p><p class="ql-block"> 書法是其深厚學養(yǎng)、耿介人格的自然流露，強調人書合一。風格內斂、厚重、充滿張力。</p><p class="ql-block"> 審美核心是“質”與“厚”，接近金石學的審美。</p><p class="ql-block">2. 趙之謙：追求“新理異態(tài)”與“悅目”</p><p class="ql-block"> 追求奇崛、生動、流麗、妍美。他更關注結構空間的巧妙安排、點畫形態(tài)的夸張變化帶來的視覺沖擊。</p><p class="ql-block"> 書法是其藝術才華（詩書畫?。┑木C合展現(xiàn)，具有強烈的形式美感和裝飾性。</p><p class="ql-block"> 審美核心是“巧”與“美”，接近藝術創(chuàng)作的自覺。他是在創(chuàng)造一種新的、動人的視覺樣式。</p><p class="ql-block">四、 時代背景與個人經歷的催化</p><p class="ql-block">1. 咸豐十一年（1861）的劇變：</p><p class="ql-block"> 如您所述，咸豐帝崩、慈禧聽政，內憂外患加?。ㄌ教靽?、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社會巨變深刻影響士人心態(tài)。</p><p class="ql-block"> 何紹基：此時已年過六旬（1799年生），宦海沉?。?856年因直言被罷官），學問、書風已臻成熟。亂世更強化其堅守傳統(tǒng)、崇尚氣節(jié)的傾向，對顏真卿忠義精神的認同更深。</p><p class="ql-block"> 趙之謙：此時32歲（1829年生），正值壯年，才華橫溢但功名未就（中舉人但會試屢挫）。他避亂于浙東（瑞安、永嘉、章安等地），親歷戰(zhàn)亂流離。這種經歷可能使其更渴望突破、創(chuàng)新，以藝術才華立世。浙東豐富的金石遺存也為他直取北碑提供了條件。</p><p class="ql-block">2. 碑學大潮下的不同選擇：</p><p class="ql-block"> 阮元、包世臣倡導碑學，打破了帖學一統(tǒng)。兩人都受此影響，但：</p><p class="ql-block"> 何紹基將碑學視為豐富帖學傳統(tǒng)、追溯更古老源頭的途徑。</p><p class="ql-block"> 趙之謙則將碑學視為開創(chuàng)新風、建立個人藝術語言的寶庫。</p><p class="ql-block">3. 張穆重刻《忠義堂帖》的意義：</p><p class="ql-block"> 此帖匯集顏真卿書跡。張穆（1805-1849）雖逝，但其友人（如何紹基）重刻此帖，反映了道咸年間士人對顏真卿人格與書風的高度推崇，這正是何紹基的精神支柱。</p><p class="ql-block"> 而此帖在山西平定的遺失，也象征著一個傳統(tǒng)正在加速消逝或轉型的時代。趙之謙顯然選擇了面向未來的探索。</p><p class="ql-block">他們是兩條碑學路徑的典范</p><p class="ql-block"> 何紹基：以古為新的代表。他立足于深厚的傳統(tǒng)（唐楷、篆隸），以北碑的金石氣和篆籀筆意來深化、醇化既有體系，追求書法的內在力量、人格化表達和歷史積淀感。風格雄渾、樸拙、充滿內力。</p><p class="ql-block"> 趙之謙：化古為新的代表。他敏銳捕捉北碑的形式特征，尤其是刀刻趣味和結構奇變，用高超的筆墨技巧和形式美感將其轉化、提升為一種嶄新、流麗、悅目的書法語言。風格奇崛、妍美、充滿巧思。</p><p class="ql-block"> 他們的分歧，本質上是面對傳統(tǒng)資源，尤其是新興的北碑資源時，立足點、目標和方法論的根本不同：何紹基是深化者與醇化者，趙之謙是開拓者與革新者。兩人都極大地豐富了清代碑學，各自達到了極高的藝術成就，共同構成了晚清書法史上最璀璨的雙星。您提到的1861年那些歷史碎片——帝崩、聽政、刻帖、戰(zhàn)亂流離、新生命誕生——恰恰是孕育這種深刻藝術分野的時代土壤。</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