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穿越千年的青銅與佛光

安馨居士

今天（2025年7月3日）上午，北京雨后初晴，我出門散步，走進了一個穿越千年文明的展覽館——位于北京東四十條地鐵站附近的保利大廈9層的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 這是一座由國企出資創(chuàng)辦的獨特展館，以“中國古代青銅藝術”“圓明園獸首銅像”“石刻佛教造像”三大主題陳列，讓我在短短2小時中，仿佛穿越了中華文明的輝煌歲月。 　　步入展廳，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商周至唐代的青銅珍品。這些器物表面布滿龍鳳紋飾，提梁壺、鼎、盉等造型莊重典雅，每一件都透露出古代鑄造工藝的高超與神秘。特別是那件西周時期的國寶級文物——獸面提梁壺，其獸面紋飾栩栩如生，細節(jié)之處令人嘆為觀止。展柜中的王子午青銅鼎、嵌綠松石蟠螭紋鏡、伯南銅器等也讓人駐足良久，仿佛聽見歷史在低語。 　　這件小巧的提梁壺鑄造于商代晚期，整體保存較好。壺腹的兩側(cè)設置提梁，器口上有小蓋，通過精美的小提鏈與提梁相連，雖歷經(jīng)3000多年，但各部分連接絲毫未損，讓人驚嘆。通體裝飾獸面紋等紋樣，器身獸面紋帶并非對稱布局，而是由三個單元構成，極為少見。 　　這套編鐘，是由大貴族戎生鑄造的，被專家們稱譽為“國之重器”。關于這套編鐘的時代，專家們有所分歧，認為從西周中期至春秋初年都有可能。編鐘每件鐘上均鑄有銘文，從大至小連讀，共計155字。記述了戎生祖孫三代輔佐周穆王等事跡，并與北宋時期著錄的晉姜鼎記錄的內(nèi)容相關聯(lián)，有些內(nèi)容可與文獻相印證，極具史料價值。 　　這件青銅樽是東漢時人們盛放酒的容器，器身就像是一個扁矮的圓筒，上面裝飾魚鱗形、菱形一類細紋，下面有三條虎形小短足。樽蓋為博山形，裝飾十分復雜，反映了2000多年前人們心目中的海上仙山——連綿起伏的山巒之上，云氣繚繞，山頂佇立一只展翅欲飛的朱雀，龍、虎、鹿、麒麟、豺、狼等各類野獸在山間出沒，奔跑跳躍，各具神韻，另有兩位羽人手舞足蹈。這種博山造型多見于博山爐一類香薰，用于銅樽裝飾則極為少見。 　　這座鼎通高63厘米，最寬處達79厘米，氣勢雄偉。鼎外周壁嵌接六個造型奇特的怪獸形耳，怪獸頭豎大耳，大尾上卷。鼎口沿處裝飾細密工整的交龍紋，腹部飾四周垂瓣，內(nèi)飾交龍形。迄今發(fā)現(xiàn)的這一時期的大鼎制作工藝和裝飾都較為簡單，而這件大鼎通體滿飾花紋，甚至連鼎足底部亦裝飾有獸面紋，整體裝飾極為精彩罕見。作為春秋時期某一諸侯國國君所用的青銅禮器，它既是迄今所知春秋時期最高等級的青銅禮器，也是目前所見春秋時期體量最大、工藝最精美的青銅大鼎，是春秋時代青銅藝術的杰出代表作。 　　這件青銅盨是距今約2900年的西周中期的一件食具。原本有蓋，現(xiàn)已缺失。內(nèi)底所鑄98字銘文，記述了“大禹治水”與“為政以德”等內(nèi)容，是目前所知文物記載中最早的關于大禹治水及德治的記錄，極大推動了中國古史研究。整篇銘文堪稱一篇政論性質(zhì)的散文，其文辭、體例在兩周金文中前所未見，卻與現(xiàn)存《尚書》等古代文獻十分接近，對探討中國古書及文章的起源有十分重要的價值。正因如此，這篇銘文被學者們稱譽為“兩周金文之最”。 　　最令我震撼的，莫過于圓明園十二生肖獸首銅像中的牛首、虎首、猴首和豬首。它們曾流落海外百年，如今得以在展廳中團聚，講述著一段關于文化回歸的歷史傳奇。 因設計者是西方傳教士，故而它們的造型帶有諸多西方藝術特色。如這牛首銅像，有鮮明的西班牙斗牛風格，雙角彎曲向前。 　　這四件圓明園國寶獸首銅像，原為園內(nèi)海晏堂前的水力鐘構件，鑄造于公元18世紀中葉的清乾隆年間，因1860年英法聯(lián)軍劫掠而流失海外。2000年春，中國保利集團在香港搶救保護了圓明園猴首、牛首和虎首銅像。2003年9月，全國政協(xié)常委、港澳著名實業(yè)家何鴻燊博士又將圓明園豬首銅像捐贈給保利藝術博物館。 虎首銅像更與中國傳統(tǒng)的虎的造型大相徑庭，如果不是額頭上的“王”字，許多人都會誤以為是一頭獅子的形象。原來西方人眼中獅子才是百獸之王。 　　猴首銅像則是一個“美猴王”的形象，有著濃濃的中國味。 　　豬首銅像造型與中國傳統(tǒng)的豬的造型差別較大，尖嘴長吻，獠牙外凸，頗似野豬的形象，但蒲扇般伏貼的大耳，又有濃郁的中國傳統(tǒng)審美趣味，融合了東西方造型的藝術特點。 　　這件卣器表幾乎通體遍布花紋，甚至連人們視線看不到的器內(nèi)底上也裝飾有四組夔龍紋，裝飾極為繁復。蓋頂正中為由四只蟬構成的菌形鈕。器頸部兩側(cè)有環(huán)形鈕，鈕內(nèi)套裝龍首提梁，龍首披角極力外展，十分夸張。器表以云雷紋為地，上飾獸面紋主紋，獸面兩側(cè)各有一龍及鳳鳥。蓋與器身口部及圈足還裝飾有龍紋帶。這件卣造型特殊，工藝精美絕倫，且富有特色，故被專家們稱譽為西周青銅卣中的精品、絕品。 　　這件小巧精致的西周晚期銅盒，應是當時晉國貴族用于盛放貴重物品的器具，目前僅在山西曲沃、聞喜等地發(fā)現(xiàn)寥寥數(shù)例。盒下安裝四輪；盒身四角飾回首夔龍，四壁裝飾波帶紋，腹兩側(cè)各有一供牽引用的小環(huán)；蓋面四角各立一只昂首展翅、可任意轉(zhuǎn)動的小鳥，中部為中間開合的兩扇小門，小門分別以一人一猿為鈕，人為蹲姿，猿為坐姿。這件小盒雖形體不大，但造型特殊，設計新穎，特別是蓋頂四只小鳥、底部四輪及兩扇小門共10處可以自由轉(zhuǎn)動，頗具巧思。 　　這件西周早期鳳鳥尊，尊蓋內(nèi)側(cè)有2行8字銘文：“倗季乍祖考寶尊彝”，明確標明其為商周時期有名的倗氏家族某位成員所作的青銅禮器。 尊通高50厘米，胎體厚重，質(zhì)地精良，保存極佳。通體表現(xiàn)一只昂首挺立的鳳鳥形象，頭頂花蕾狀高冠，勾喙前伸，長尾披垂。鳳鳥的背部設置圓拱形器蓋，蓋上挺立一只小鳳鳥，一幅神情怡然的樣子。大小鳳鳥通身均裝飾鱗狀羽紋等紋樣，繁復而美觀。 我們的祖先周人則將鳳視作民族的守護神，視為祥瑞。這件鳳鳥尊形體巨大，氣勢不凡，且造型奇特，前所未見，是目前所見保存良好且最為精彩的鳳鳥形象的立體的青銅尊之一，也是極為難得的藝術珍品。 　　這件西漢早期的器物是古代傘蓋或帳構的弓帽，通體作呈“S”形的龍形，龍體中空，可套插傘骨；龍身上面設一倒鉤，用來勾掛用作傘面的織物。它通體鎏金，色澤華美，而且龍的雕塑手法極為精到，龍昂身上揚作飛翔狀，雙角斜立，兩眼圓瞪，大口暴張，牙齒鋒利，兇猛異常，就像是一條正在準備出擊的眼鏡王蛇！ 目前已發(fā)掘的漢代墓葬數(shù)目繁多，出土的這類傘骨前端的裝飾即蓋弓帽也很多，但豪華程度、精彩程度非常少見。專家們稱譽它是目前所見漢代藝術水平極高的龍。能夠擁有它的一定是漢代最高等級的貴族，甚至是帝王。 龍身上刻有極細的5字隸書：“西方第十三”，而它則是其中從西方數(shù)第13根。它們上面刻有數(shù)位，可以避免在拆裝大傘時發(fā)生差錯。 　　這件西周晚期銅簋的器蓋與內(nèi)底均有相同的6字銘文：王作姜氏尊簋。標明它是某一周王為其姜氏王后所作的銅器，為目前發(fā)現(xiàn)的罕見的周王器之一。 　　盨是周人特有的一種盛裝米飯一類飯食的專用器具，最早發(fā)明于西周中期，在西周晚期曾盛行一時,消失于春秋早期。這件西周中期的白敢盨，對人們了解盨這種存在時間頗為短暫的青銅禮器的起源有重要價值。這件盨器體呈長方槽形，兩端有獸首狀的銜環(huán)，下面有四只扁足。蓋面微微隆起，中間有一個方便提取的環(huán)形小鈕；蓋面四角設有四只扁鈕，當它仰放之時，則變成了可供盛放食物的盤，設計巧妙。 　　這件商代晚期銅鏟胎體厚重，保存完好，未見任何殘損。鏟體呈半圓形，柄呈長條形，與以往所見的炭鏟不同，形制特別。鏟的頂部裝飾一大角向前旋轉(zhuǎn)并翹起的羊首，柄身上飾龍目紋，接近鏟體部分另飾一牛首圖案。這件銅鏟，是目前所知比較少見的商代青銅制生產(chǎn)工具。但專家們從形制、保存狀況等方面分析，它并不實用，很可能用于某種禮儀活動。 　　這件商代晚期方鼎，保存完整，鑄工精良。鼎身四壁近口沿處各裝飾一首雙身蛇，即中國古代神話傳說中的“肥遺”，左、右及底邊處還各裝飾有一條乳丁紋帶。鼎內(nèi)還有兩處銘文，其中壁上有6行37字的銘文，銘文的大意是：在乙未這一天，商紂王祭祀他的父親帝乙，屬于肜日（一個月的一旬）祭祀。商紂王自管城（即今河南鄭州）出發(fā)進行祭祀活動，返回時，又進入管城，王賞賜給版貝。版以其父親丁的名義作了這件珍貴的青銅禮器。這些事情都發(fā)生在商紂王二十二年的五月。鼎內(nèi)底亦有一魚形族徽。依據(jù)銘文可知，這件方鼎是由商代貴族版于商紂王二十二年制作的。其銘文多達37字，是十分罕見商代長篇銅器銘文。不僅如此，其內(nèi)容涉及商紂王祭祀其父帝乙，其中“文武帝乙”一詞是繼北京故宮所藏四祀邲其卣之后第二次見諸商代銅器銘文，以充分的證據(jù)證實商王帝乙的存在，解決了史學界長期以來圍繞其是否存在的爭論。更為重要的是，銘文中詳細記述了商紂王的王年、月、日及肜日，時代要素齊全，可以據(jù)此補充排定商代“周祭”的歷譜，與之相近的僅有現(xiàn)藏故宮的二祀、四祀、六祀邲其卣及現(xiàn)藏日本泉屋博古館的宰椃角等寥寥數(shù)器。 　　罍是古代中國一種用于盛酒的大型器具，也可用來盛水。這件距今約3100年前的圓渦紋罍，為商代晚期青銅罍的典型形象，罍肩部設兩個對稱分布的圓耳，圓耳中間靠近器底處另有一個小圓耳，三個小耳均作牛首形，既富裝飾效果，又很實用：通過肩部的兩個小耳，可以把罍用繩子吊起來，再用手一勾中間一側(cè)的小耳，可使罍傾斜并順利倒出酒來，巧妙解決了罍裝滿酒后因重量大而不易傾倒的困難。 這類商代銅罍目前存世數(shù)量不多，帶蓋子的更屬罕見。這件銅罍不僅帶蓋，蓋內(nèi)有銘文，上部為一座房子的象形，下部表現(xiàn)的是兩只手掐著一頭野豬的形像。它們應是鑄造這件銅罍的部族的徽號，估計這個部族獵捕野豬可能很有本領，也可能曾經(jīng)捕獲過一頭大野豬。這兩字族徽也見于保利藝術博物館收藏的2件銅爵、1件銅簋上，它們可能出自同一部族。 　　簋是中國古代用來盛放煮熟了的飯食的器具。這件商代晚期銅簋，肩部、圈足均裝飾云雷紋，器腹部再裝飾一周近似于倒垂樹葉的三角形紋。它形體較大，較為少見。器表為藍色銹所覆蓋，幾乎通體藍色，更為少見。這種藍色銹的成份為硫化銅，是青銅器在埋藏過程中與周圍含硫的物質(zhì)發(fā)生反應后生成的，其生成條件特殊，較常見的成份為氧化銅的綠色銹要少見得多，因此早年北京古董行里稱之為“寶石藍”，以形容其珍貴。 　　方彝是仿照宮室外形制造的屋形禮器，平面呈長方形，上有四阿頂蓋，中為斗形器身，下接方形圈足。青銅方彝自商代晚期出現(xiàn)，至西周中期時便逐漸消失，存世數(shù)量極少。這件方彝直壁，外無扉棱裝飾，如此造型存世僅三四件而已，更屬罕見。 這件商代的方彝通高18.2厘米，體量不大，但工藝極精。器蓋和器身均以獸面紋為主紋，下襯云雷紋地，器身獸面紋上下還裝飾有龍紋、蟬紋等紋樣，裝飾十分講究。 這件方彝器蓋與器身內(nèi)壁有一字銘文“先”，標明它是商代“先族”的遺物。先族為商代大族，活躍在以山西浮山為中心的晉西南地區(qū)。 　　這件商代晚期獸面紋觚，距今約3100年，它的形體粗大，與常見的纖細修長的觚有較大差別，容量是同時期普通銅觚的三四倍，是已知最大的商代青銅觚之一，有的專家甚至稱之為“觚王”。商人所飲之酒，應是酒精度較低的米酒或果酒。這件觚的裝飾也很有特色，它的腹部和圈足都裝飾有獸面紋，圈足與腹部間相間分布有四個鏤孔，兩個為十字形，兩個呈長條形，兩者形狀不一，頗為少見。圈足內(nèi)有一個凸起器表的銘文，這是一個早已消逝的古老部族的族徽。 　　這對西周晚期銅簋，銘文相同，都是3行18字，標明是一位姓bian(音同辮)的貴族鑄造的。兩者一件失蓋，一件保存完整。其中失蓋者曾是北京某一著名收藏家的舊藏，20世紀50年代以前即已面世，因人們長期把玩，它的表面已無銹跡。保存完整者則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保利藝術博物館于香港購回，此兩件形制、紋飾和銘文一致。依西周禮器使用制度，它們很有可能在2000多年前就已離散，如今重聚首，實為難得的幸事。 　　這件商代晚期銅斝通高45厘米，屬于存世少見的商代大型銅斝。這件銅斝三個丁字形足較高，造型頗顯優(yōu)雅。器外壁上飾獸面紋及蕉葉紋，具有當時青銅器裝飾的典型風格。器底上有一字銘文“先”，表明它與保利藝術博物館所藏先方彝一樣，都是商代“先”族的遺物。先族為商代大族，活躍在以山西浮山為中心的晉西南地區(qū)。 　　這件方彝應為為商代晚期制作。方彝的整體造型就像古代的倉房一樣，器蓋很像屋頂。四角有扉棱裝飾，器的表面以云雷紋鋪底，主紋飾為饕餮紋，夔龍紋等。器內(nèi)底和器蓋分別鑄有兩字銘文，“辛冉”代表商代的某族名。商代方彝在河南安陽殷墟等地點出土有出土，像這樣紋飾精美且保存完好的比較難得。 　　這件鑄造于2400年前戰(zhàn)國早期的大酒壺，通體滿嵌紫紅色花紋，連同三角形的格欄，從上至下共有16層之多，壺身的主紋帶重點表現(xiàn)龍、虎、獸面及鹿等多種動物，它們頗具抽象意味，藝術性很強。這些紫紅色圖案鑲嵌而成，以紅銅為原料。它們色澤紫紅，與呈青灰色或呈金黃色的壺身在色彩和光澤兩方面均形成強烈反差，裝飾效果極佳。這件銅壺通體錯嵌大面積紅銅紋飾，應采用了二次澆鑄技法。其圖案繁復，工藝美觀，為難得的藝術佳品。 　　這件鼎相對較為寬大，低矮，腹淺而足短。器頸飾一窄條勾連雷紋。腹部以較寬的蟠螭紋帶為主紋，由兩條纏繞的螭龍組成一個單元，交錯排列。主紋帶下飾一周凸弦紋，下為一周勾連雷紋，它與頸部寬度相等的勾連雷紋構成主紋帶的上下邊欄。最下面為等距離排列的垂葉紋，內(nèi)飾獸面。鼎耳兩面飾蟠虺紋，另兩側(cè)則飾與鼎身主紋相同的蟠螭紋。鼎足上部獸面的眉角以螭龍盤曲而成，獸首密布羽毛狀線條，好似雄獅頸毛，頗為復雜。在鼎身兩足之間各有一條縱向的范縫，底部有圓形的范縫。三足為雙合范鑄成，與鼎腹連接處有明顯的連接痕跡，每足前面有三條縱向短凹槽，背面幾乎完全開敞，露出紅色泥芯。該鼎外范由三塊壁范加一塊圓形底范構成，鼎足系分鑄后鑄接成型。該鼎造型罕見，紋飾具晉系銅器的風格，亦當屬晉系銅器。戰(zhàn)國時期銅鼎變矮，立耳無蓋銅鼎已少見，該鼎的時代應為戰(zhàn)國早期。 　　此件青銅盤腹兩側(cè)置曲尺形附耳，耳帶雙橫梁。圈足周邊等距離分布四個臥獸形矮足。獸形似虎，作伏臥將起狀，獸頭朝外，頗為生動。盤身飾一周龍目紋，每兩道范縫間有龍目紋四個，周身共計十六個。圈足上飾-周如同垂鱗的對卷云紋。雙耳外側(cè)飾重環(huán)紋。龍目紋和對卷云紋的細部做法都比較少見。盤在西周中期以后是“盥洗禮”中用以承接洗手水的一種禮器。這件青銅盤從形制來看，有春秋早期的特點。 　　這件鼎為春秋早中期秦國制品，鑄造工藝頗為精湛，為早期秦國青銅器的代表作。其設計頗為巧妙：鼎上設置一個扁平的器蓋，蓋正中設一環(huán)形鈕；兩側(cè)出榫，插入鼎耳內(nèi)；蓋邊緣還有意增厚，并設有三個小卡子，使蓋與鼎身之間扣合得非常緊密。如果再穿過蓋上的環(huán)形鈕和兩個鼎耳加裝一根木條的話，扣合更為嚴密，絲毫不必擔心鼎內(nèi)食物灑出來。鼎蓋周邊還裝飾有三條立龍與三只伏虎，亦相當精彩。 　　這件青銅鼎口沿處一側(cè)設一流口，鼎中液體可通過流口傾倒出來，當時稱之為“匜鼎”。這件小鼎應鑄造于春秋早中期的晉國，異常小巧精致，造型亦相當特殊：它的流作虎首狀，虎張大口以為流；另一側(cè)把手作貘首形。鼎上置一平蓋，蓋面中間立一獸鈕，獸紐為犬形，昂首端立，身插雙翅；獸紐前后的蓋面之上各飾一共首雙身的怪獸，其虎首龍身，身體盤曲，互相糾纏。小鼎整體構思奇異，充滿了神秘氣息。 　　這件西周中期銅簋造型頗似秦漢時期的奩形尊，較為特別。簋的蓋內(nèi)和器底上均鑄有5行57字銘文，大意是：在周歷十一月丁亥這一天，周王來到了衛(wèi)國的姑城，他沒有忘記應國公室，贊美了應國公室人員(音同成)，并賞賜給他三十朋的貝和四匹馬。為了紀念這件事，作了這件銅簋，用它早晚祭祀。這段銘文標明它是應國公室人員所鑄。而依據(jù)其他銅器銘文，這位應國公室人員為應侯釐公之子，有可能于周穆王時期所做，后來他和他的兒子也都先后當上了應侯。在目前發(fā)現(xiàn)的應國有銘文銅器中，這件簋是字數(shù)最長的一件，而且它的內(nèi)容對探討應國的歷史，特別是周王朝與應、衛(wèi)等諸侯國的關系具有重大價值。 　　這對西周早中期之際的銅簋，造型奇特，很像今天的圍棋盒，小口，腹部圓鼓，只是腹部兩側(cè)多了一對獸耳而已，獸耳口吐象鼻，象鼻形垂珥十分少見。器內(nèi)底有銘文9字，最后明確標注其族氏“木羊”，與1976年陜西扶風莊白青銅器窖藏中出土的多件銅器，同屬于微氏家族之物，但這對簋時代早，對研究這一著名西周大族及莊白窖藏有重要參考價值。 　　這一對銅壺，鑄造于距今2800年前的西周晚期。通高55厘米，胎體厚實，工藝精美而又十分氣派，為難得的西周青銅重器。壺上有大圈頂?shù)纳w，蓋面中心裝飾有一只團身飛舞的鳳鳥。壺身裝飾雙線條的波紋，雖相對簡潔但雄渾有力，頗具氣勢。器蓋與器身均鑄有13字銘文：“應侯乍（作）旅壺，其萬年永寶用”，表明它們的主人是分布在今天河南平頂山一帶的諸侯國——應國的國君。當年，周武王滅商后大封諸侯，把他的一個兒子（一說為弟弟）分封在今天的河南平頂山一帶，建立了應國。應國長期拱衛(wèi)周王朝，是周王朝抵擋漢水流域外族入侵的一支重要力量，與周王朝的關系十分密切。 　　這件青銅鼎的形制和紋飾均符合西周中期青銅鼎的典型風格。鼎腹內(nèi)壁有銘文10行92字，標明它是一位名叫師酉的貴族為了紀念周王在太室接見他，并賞賜給他一件豹皮大衣而鑄造的。這篇銘文不僅字數(shù)多，而且內(nèi)容極為重要。銘文開篇有“隹（惟）王四祀九月初吉丁亥”等字樣，具備了歷日四要素：即王年、月份、月相、干支記日。據(jù)專家研究，依據(jù)西周金文王年歷譜的研究成果將此鼎的王年排入，應為周恭王時期，鑄造于恭王四年。如此完備者存世僅30余件而已，此鼎與中國國家博物館所藏師酉簋密切相關，對西周青銅器斷代等方面研究有重要價值。 　　這件西周時期的兔子造型青銅尊，是比較罕見的立兔形尊。距今已有約2900年左右的歷史了。兔子三瓣豁嘴，四趾，兩只大耳上舉，短尾下伏，形象十分寫實。 立兔的背上還有一只伏臥的小兔作為器蓋的鈕。雖然它的形體很小，但鼻眼清晰，相當傳神。它與立兔相結(jié)合，好似表現(xiàn)一只原本安安靜靜伏臥在草叢中休憩的小兔，突然被狩獵隊伍的馬蹄聲、弓箭聲驚醒，當即站起身來四下觀瞧，并隨時準備逃跑的場景，藝術構思十分精妙。 　　這件唐代銅壺具有鮮明的中亞、西亞一帶的藝術風格，應當是中國工匠向古波斯即今伊朗一帶的藝術家們學習的結(jié)果。它造型修長而優(yōu)美。壺自肩部至器口有一對雙龍耳，它們的身軀呈S形，正墊起腳尖伸著頭向壺內(nèi)，似乎正要飲壺內(nèi)的瓊漿玉液，生動活潑。目前所見的雙龍耳盤口壺多是瓷器和唐三彩制品，青銅制品則極為罕見。 　　這件青銅鼎小巧娟秀，口徑只有11.4厘米，通高才17.1厘米，但工藝相當精：鼎的腹部以四道凹槽作分隔，凹槽中間裝飾有三周云紋帶，花紋十分規(guī)整，凹槽和云紋內(nèi)還填有朱漆，色彩艷麗，十分美觀。鼎口部兩側(cè)裝飾兩個環(huán)形小耳，上面裝飾兩道弦紋及繩索狀的绹紋。鼎的三條足，仿自動物的蹄足，上部則裝飾有獸面紋，獸面的角、眼、鼻、嘴等部位皆精心刻劃，甚至連眉毛都根根清晰。通過器形和裝飾判斷，此鼎制作于戰(zhàn)國時期，應有兩千三四百年的歷史。這種小鼎當年盛裝美味肉羹，為貴族們所專享。目前所見戰(zhàn)國時期青銅鼎，絕大多數(shù)個體都很大，像這樣小的鼎數(shù)量不多，工藝如此精美的更屬罕見。專家們對它愛不釋手，當即決定將它帶回北京再找其他專家鑒定。 口沿處有一行5字銘文 “王后之御器。”，專家們認為這位王后應該是分布在今天河北、北京一帶的戰(zhàn)國時期燕國的一位王后，具體是哪一位則無從查證了。 　　這把戰(zhàn)國的錯金劍保存完好，劍莖纏緱尚存，鱷、鋒仍頗鋒利。絲質(zhì)劍緱上編織的辮紋清晰可辨，但原色澤已朽退難以辨明。銅劍除髹漆木劍鞘外，還附有一件精致的髹漆繪彩木劍櫝。周時重劍，平時服用，不能露刃佩戴，需插置于鞘內(nèi)。但平時貯藏或向尊者奉獻時，插置于鞘內(nèi)，再納入劍櫝之中。 　　商周貴族行“沃盥之禮”，也就是洗手，需要用盉澆水洗手，洗手水落入盤中；盉與盤相配構成一整套行“沃盥之禮”所必需的重要器皿。這件西周晚期銅盉為極少見的扁盉，通高44.5厘米，為目前所見形體最大的古代青銅盉之一，而且工藝復雜，具有很高的歷史與藝術價值。它的裝飾十分復雜而精彩，蓋紐為一只大型鳳鳥，雙翅上翹。鳳鳥身上又有一只勾喙的小鳥，被一只回首卷尾的虎抓住，虎前后腿回環(huán)成為穿孔，通過穿釘使器蓋與下方的把手相連接，上下扭運靈活，設計十分巧妙。 　　這件青銅尊與一般的尊不同，形似青銅罍。青銅器的銘文雖然把祭祀用的禮器通稱為“尊彝”，但以“尊”為專名的很少見。這樣頸短口小而近似圓肩的尊，很少見到。與同類尊相比較，鼎應為殷墟早期制作。肩部裝飾了三個等距離排列的浮雕狀牛首，牛首之間分別裝飾了三組云目紋，腹部裝飾三組獸面紋、云目形夔龍紋、立羽紋和云雷紋。每一行的紋飾上下都以連珠紋為邊欄。圈足裝飾了三組比較奇特的無目獸面紋，身軀向兩側(cè)延展較長。 　　這件春秋銅盉通體保存完好，造型新穎。它的上部為缽形，下為鬲狀，中間設箅隔。鬲部有一短流，另伸出一把手，把手頂部裝飾獸首并向內(nèi)弧卷，構思巧妙。器身裝飾蟠虺紋及三角云紋。獸首額上有一字銘文“金”。這類青銅盉為調(diào)和酒與溫酒之器，主要流行于淮河流域，目前在安徽等地發(fā)現(xiàn)十幾件，這件金盉藝術水平極高，而且上有銘文，更屬難得。 　　這件西漢銅燈，是一件漢代兩用燈。它的最上面是圓形燈盤，燈盤內(nèi)心安放一個燭釬，可以插放“燭”。漢代所用的“燭”，并非以蠟燭作原料，而是以動物油脂加工固化成的“燭”。外圈則是油燈，外壁上設置一個龍首形的小流嘴，浸泡在油里的燈捻通過龍口伸出，點燃后就成了油燈。 這件銅燈以底座下的三位擎盤小人最具藝術性。他們屈體下蹲，作雙手用力向上擎舉狀，十分生動。三人皆扁平臉，頭發(fā)向上盤起形成發(fā)髻，身上僅穿一條“丁”字形短褲，身體表面呈現(xiàn)大面積紋身圖案，從面形和發(fā)髻來看，表現(xiàn)為少數(shù)民族形象。形像極似今天日本相撲選手。陜西歷史博物館藏陶相撲俑，與此件上的人物裝飾較為相似，“相撲”這項運動在當時稱作“角抵”。 　　承弩器是古代中國用于輔助開弩的器具。在2000多年前的秦漢時期，弩是重型武器，但難以單用手來張弩，特別是在狹小的戰(zhàn)車上，張弩十分困難。聰明的中國古代祖先便設計了這種承弩器，它們兩兩成對，后端是個長方形的套管，可固定在戰(zhàn)車車箱前端；承弩器前部內(nèi)曲形成弧形凹槽，槽幫上角略勾曲。若將弓卡在凹槽內(nèi)，再向斜上方用力拉弦，由于有凹槽吃力，弩便被相對較為容易地張開了。連接凹槽的部分還向前伸出呈拋物線狀的圓柱，張開后的弓弩可以搭放在上面，如需發(fā)射，沿拋物線向前一推即可瞄準射擊了。這短短的承弩器，解決了戰(zhàn)場上的大問題。這對西漢時期的承弩器，頂端作出獸頭狀，通體用金和銀嵌錯漩渦狀的流云紋，色彩艷麗，是目前發(fā)現(xiàn)的西漢時期最豪華精彩的承弩器之一 　　這件獸面紋甗，距今約有2900多年的歷史。它的使用方式和原理與今天的蒸鍋幾乎相同：它由甑和鬲兩部分合鑄在一起組成，兩者間設有桃形的箅子，箅子通過小環(huán)與器身連接在一起，箅子上開有5個十字形氣孔。三根圓柱形的足，足上部袋狀部位中空，內(nèi)可盛水。如果足中間燃燒木柴，將鬲中的水燒開，水蒸氣透過氣孔，就可以把箅子上的食物蒸熟。這件甗的鬲部裝飾三個高浮雕的怪獸頭部形象，耳、鼻、眉、角、口、牙一應俱全，做工非常精細。甗的內(nèi)壁鑄有2行6字銘文，最后一個標示器名的字很清楚——明確地告訴我們當時它就被稱為“甗” 　　這件青銅胄可以理解為是商代的頭盔。它的正面頗似一個牛面，寬大的牛角一直向后彎曲延伸到耳朵上方，角的下方是兩只“臣”字形大眼，大而圓的眼球十分突出，兩眼中間有菱形的鼻子，眼睛兩側(cè)還各有一只小耳；嘴以下部位則未予表現(xiàn)。胄頂及背面作圓弧形，與人頭顱骨的形狀大致相同。胄的兩側(cè)則各有一個巨大的缺口。胄正面獸面大眼睛是封閉的，戴上頭盔則勢必遮住人的雙眼。頭盔正面下方有兩個小圓孔，并不足以令人透視觀瞧。其實，胄是扣在人的額頭上方，頭盔里面墊有厚厚的織物以避免磕磨頭皮；織物外面套有一個皮質(zhì)的頭罩，頭罩就通過正面下方的兩個小圓孔與頭盔邊緣的其他12個小圓孔拴牢固定。頭盔兩側(cè)的缺口部位，原來曾各有一個圓形的青銅護耳。如此這般，便將人的頭部嚴密地包裹起來。 　　這兩件商代晚期銅爵，鑄工精湛，輪廓線條剛勁有力，器表裝飾獸面紋、云雷紋、蕉葉紋等多種花紋，上下可達三個層次，層次豐富而分明，花紋清晰且規(guī)整，它們是目前所見最精彩的商代銅爵之一。爵把手內(nèi)鑄有銘文，上部為一座房子的象形，下部表現(xiàn)的是兩只手掐著一頭野豬的形像。這銘文是鑄造這件銅爵的部族的徽號，與保利藝術博物館藏豰罍和豰簋上的銘文相同，應屬同一部族。 嵌綠松石鎏金蟠螭透紋鏡戰(zhàn)國（公元前475～前221年） 　　穿過青銅展廳，眼前豁然開朗——一組北朝至唐代的石刻佛像靜靜矗立，或坐或立，面容慈祥，衣紋流暢。其中一尊青州佛像高達4.6米，額頭有寶冠裝飾，神態(tài)安詳，展現(xiàn)出盛唐時期佛教藝術的巔峰水準。金色佛像端坐蓮花座，手結(jié)法印，頭戴寶冠，四臂持不同法器，莊嚴而慈悲。這些佛像不僅雕刻技藝精湛，更承載著古人對信仰的虔誠與追求。 　　這尊背屏式佛三尊造像，除頂部殘缺、僅余兩身飛天外，其他皆保存完好。整體雕刻細膩，工藝技法極高，為已知個體最大、保存最完整、藝術水平最高的東魏青州背屏式造像之一，堪稱是舉世罕見的藝術精品。主尊立佛位居正中，兩目微張，彎眉細長，雙唇微閉，嘴角微上翹，面含微笑；雙手施無畏、與愿印。佛兩側(cè)各倒懸一龍，龍嘴銜蓮莖、蓮葉，上托蓮臺。二脅侍菩薩頭戴寶冠，面形方中帶圓，面露微笑，身著長裙，手持法器，立于蓮臺之上。更難得一見的是，二脅侍菩薩的裝飾、兩側(cè)龍及龍所銜蓮莖、蓮葉等均有明顯差異，寓變化于統(tǒng)一之中。佛、菩薩、龍及飛天等形象，皆以高浮雕技法雕刻而成，刀法圓潤渾厚。 　　這尊圓雕菩薩像，頭部雕刻精細，面相豐腴適度，長眉細目，直鼻大耳，表情含蓄，隱現(xiàn)莊嚴慈祥之容。特別是長眉彎曲，嘴小而兩嘴角微翹略含笑意，最具傳神，為目前所見同一時期菩薩像中最為精彩者之一。這尊菩薩像的整體雕飾也十分講究。菩薩頂梳發(fā)髻，戴冠，上身著右袒偏衫，前襟束于腰帶呈現(xiàn)三波垂懸紋。下穿多褶長裙。雙肩上有圓餅形飾，其下垂兩重流蘇。頸有項圈，串有長穗、明珠及珊瑚等珠飾的瓔珞，從頭后前繞，沿胸前左右下垂，頗為華美。 　　表現(xiàn)釋迦牟尼為太子時，在菩提樹下靜坐禪悟場面的思惟菩薩像，一直是最優(yōu)美、也最受喜愛的佛像造像題材之一。不過，因其姿勢復雜，用圓雕藝術形式表現(xiàn)思惟菩薩像殊為不易。藝術水平極為突出，尤顯難得和珍貴。菩薩頭戴五尖式寶冠，肩上有圓餅狀飾物。腰系輕薄貼體的多褶長裙。上身微向前傾，右上臂支在右腿上，右下臂殘缺，左腳自然下垂，成功表現(xiàn)出思惟禪悟的意境。菩薩體態(tài)健壯勻稱，形貌端莊俊美，雖雕飾簡潔，但手、足等部位質(zhì)感強烈，造型與藝術水平極為高妙。 帶背光佛立像這尊圓雕佛像，最特殊的地方在于背后有長條形的背屏，背屏的兩側(cè)有早年切割的痕跡；佛像底部的插榫異常粗大，與佛的體態(tài)不甚協(xié)調(diào)。這一切都表明，它原本是當時流行的帶背屏的一佛二菩薩三尊像，由于某些原因，這尊像的邊緣等部位損壞了，佛教徒便選取主尊佛部分單獨奉祀，從而形成了今天的模樣。同樣令人稱嘆的是，這尊佛像異?？∶?。佛頭后部有雙層蓮瓣形頭光，臉形長圓，彎眉杏眼，直鼻薄唇，面帶神秘的微笑，正向下俯視，令眾生為之景仰。整尊佛像雕刻極為精彩，線條尖利而勁挺，為目前所知北魏及東魏時期佛像中藝術水平最高者之一。 　　這尊背屏式造像，是當年“法難”的最形象的例證。原來一尊完整的一佛兩菩薩三尊像，現(xiàn)僅存右下半部分。通過殘存部分，尚可依稀想見當年造像的精致。然而，這尊殘像仍被專家們譽為“難得的國寶級造像標尺”。這是由于造像的背面刻有大面積的線刻畫與發(fā)愿文。位居右下角的十行發(fā)愿文，明確標明其造于北魏永熙二年（公元533年）。它是目前山東地區(qū)發(fā)現(xiàn)的北朝紀年造像中時代較早的一尊，對研究中國北方地區(qū)佛教歷史與佛教造像藝術價值重大。同時，發(fā)愿文字體為典型的魏碑字，雋妍秀美，藝術水平頗高。背屏背面的線刻畫，內(nèi)容頗為復雜。其中上欄上方殘存山巒，山下有河水流淌，山水之間有一巨獸長尾飛揚。上欄底部中央刻一猛虎追逐一獸。上欄右側(cè)也殘存兩身坐佛像。下欄中央刻上下兩身坐佛像。兩坐像左側(cè)，是一正在建筑中的佛塔。塔呈方形，塔身磚砌而成，磨磚對縫。兩工匠站在塔上，或手持瓦刀，或俯身下接石料，似在做塔的封頂工作。北魏時期天下寺廟萬所，佛塔林立，但沒有一座保存下來，這幅畫像為今人形象地描繪出1500年前佛塔的模樣，極為難得。 　　這尊圓雕菩薩像曾在毀佛期間被砸毀成九大塊及若干小塊，隨后被深深地掩埋起來。在地下隱藏了千余年之后，這尊菩薩像得以重光，僅左肩上的圓餅形飾缺失。與同時期其他菩薩像相比，這尊菩薩的雙顴頗顯突出，面容更顯喜慶氣氛。腹部外翻裙腰，束寬帶，寬帶以連珠紋飾邊，并分成若干長方形小格，格內(nèi)分別雕半雙環(huán)連珠、摩尼寶珠、蓮花寶瓶。左臂下垂，小臂曲伸向前，手捏一蓮蕾；右手上舉，五指并攏，掌心向前，施無畏印。菩薩通體佩飾十分繁雜而華麗，工藝精美，為中國早期石刻菩薩像中的難得精品。 　　這尊菩薩頭戴蟬珰冠，兩側(cè)垂飾寶繒，雙肩亦各有一圓餅行飾。身著天衣與密褶裙，披穗狀瓔珞，格外華美富麗。菩薩臉龐呈圓形且上下略扁，兩眼微瞇，唇角上翹，雙顴外凸，一幅笑容可掬的樣子。這是我們目前所見北朝時期笑容最為燦爛的石雕菩薩像之一，與當時常見的端嚴秀美的菩薩像判然有別，更令人感到親近。 　　這尊北齊時期圓雕佛像，面相圓潤，彎眉細目，嘴角略翹含笑。發(fā)髻隆起。佛像的左手已殘缺，右臂彎肘向前伸，垂手執(zhí)衣角。身披袈裟，薄身貼體，僅刻出衣袖垂褶和下擺邊緣，衣領和衣紋以貼金與彩繪的方法表現(xiàn)，其中佛像的面部和露出衣外的脖頸、雙手和雙足均貼金，更顯妙相莊嚴，同時也襯托出佛像的秀整清麗 　　這尊東魏時期菩薩頭戴蟬珰冠，兩側(cè)垂飾寶繒，雙肩亦各有一圓餅行飾。身著天衣與密褶裙，披穗狀瓔珞，格外華美富麗。菩薩臉龐呈圓形且上下略扁，兩眼微瞇，唇角上翹，雙顴外凸，一幅笑容可掬的樣子。這是我們目前所見北朝時期笑容最為燦爛的石雕菩薩像之一，與當時常見的端嚴秀美的菩薩像判然有別，更令人感到親近。 　　這尊圓雕佛立像，以通身彩繪保存較好、神態(tài)優(yōu)雅而著稱。佛肉髻低平，螺發(fā)，眉呈彎月狀，眼睛細長，眼角微微上挑。長耳下垂，耳廓清晰，下頷圓潤。細腰，寬臀，肌體圓潤。身著開口略低的通肩式袈裟，袈裟單薄貼體，隱現(xiàn)出豐壯的體形。袈裟上以朱彩描繪田相格紋，通體色彩鮮艷。佛體貌清瘦，慈祥的笑容中略顯沉靜，神態(tài)感人。 據(jù)文獻記載，北朝時期最著名的一位佛教藝術家名為曹仲達，本是西域曹國人，他將深受古希臘藝術影響的中亞地區(qū)佛教藝術，與中原地區(qū)的審美情趣巧妙融合，并加以創(chuàng)造，所畫佛像衣服質(zhì)料輕薄，緊貼軀體，就像是剛剛從水中出來一樣，較好地表現(xiàn)出身體的曲線。一般說來，中國古代佛教雕塑，主要通過面容的刻畫而非形體語言，來體現(xiàn)佛像的神韻。而曹仲達所創(chuàng)的佛像形式，既注重表現(xiàn)佛像面部神情，又較好展現(xiàn)人體特點，故而一面世便受到了當時人們的普遍喜愛，被稱譽為“曹衣出水”，與唐代“畫圣”吳道子所創(chuàng)立的“吳帶當風”相媲美。山東青州地區(qū)的北齊佛像的制作便以此為規(guī)范，具有鮮明的時代風格和藝術特色。此件佛立像，即屬于典型的“曹衣出水”式樣，雕刻工藝稍顯簡單，但佛的身體曲線勾勒畢至，給人以獨特的美感。 釋迦摩尼銅像 菩薩像 菩薩頭像，唐代 正始四年法想造彌勒三尊像北魏正始四年（公元507年） 吉祥，景泰藍 陶瓷展品 蓮荷陶壺 牙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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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穿越千年的青銅與佛光

安馨居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