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匾額題字是書法的功能性與社會性的具象體現(xiàn)。</p><p class="ql-block">匾額是書法的載體。為匾額題字稱“署書”。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敘》中記載，秦代有八種書體，“署書”（又稱“榜書”）為其中之一。署書的應(yīng)用范圍從封檢題署逐漸擴展到門額、告示、張榜等場景。從此“署書”就成為一種特定的書寫形式，使用至今。</p><p class="ql-block">一個書法家可能善于行、草、尺牘，卻未必能寫好匾額。這是因為，匾額書法作為一種公共藝術(shù)，有著特定的審美要求。</p><p class="ql-block">首先，匾額題字要易于辨識。因為匾額是給大眾看的，要向大眾傳達信息，受眾群體涵蓋了一大批文化程度不高的人，而且匾額懸掛的位置又高高在上，因此，匾額題字首先要醒目、規(guī)范、好認，不可草率。</p><p class="ql-block">其次，匾額作為建筑的構(gòu)成部分，從內(nèi)容到形式都要與建筑環(huán)境相協(xié)調(diào)。匾額書法要求筆畫厚重，減少留白；結(jié)體規(guī)正，界格勻整，重心下沉，字字如“星辰列宿”，“站得住，立得穩(wěn)”。</p><p class="ql-block">再者，匾額作為建筑的必要形制，已不僅僅具有功能性，實用性，還成為一種禮制，因此要突出表現(xiàn)端莊、典雅，忌輕浮、油滑。</p><p class="ql-block">匾額的這些要求，決定了匾額的適用字體。秦以前匾額以篆書為正格。到漢代，逐漸擴展到隸書、楷書。如吳昌碩為西泠印社題署，皆用篆書，盡顯古樸、典雅，與西泠印社的氛圍十分契合。</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行書成熟后，匾額也多見行書題署。如郭沫若題“中國書店”，雖為行書，但筆筆清晰，字字穩(wěn)當，以恰到好處的粗細輕重變化，消弭了因筆畫繁、簡不等帶來的不均衡，每個字都立在中軸線上，整體顯得凝重而活潑，端莊而大氣，堪稱署書杰作。</p> <p class="ql-block">同樣是郭沫若的字，他為“山東博物館”的題署，卻遭到很多人詬病，因為他們認為看上去像“山東情婦館”，并以此貶損郭沫若的書法。</p> <p class="ql-block">其實以此題署批評郭沫若的書法，是很不公道的?！吧綎|博物館”雖然用的是郭沫若的字，卻并非郭沫若為山東博物館所題，而是從郭沫若的一副草書作品中集的：</p> <p class="ql-block">書法作品的生命力，貫穿于行氣之中。集字，本來就是組裝的“水貨”，不宜使用于正式場合。堂堂一省級博物館，如此重要的建筑，竟以集字作題署，已失之輕率。更何況集的是草書，還是落款的小字放大，又將豎排變?yōu)闄M排，破壞了原作的行氣。這實在是對作者的大不敬。</p><p class="ql-block">其實郭沫若的書法金石味十足，行筆勁健，內(nèi)緊外舒，很適合匾額題署。我們看看郭沫若為故宮博物院和陜西歷史博物館的題署，就端莊、規(guī)正，頗見功力：</p> <p class="ql-block">這也證明，匾額不宜以草書題署。因為草書注重的是簡潔、靈動，常以側(cè)鋒入筆，行筆、結(jié)體、重心多變，又有特定的草法，常人難以辨認。咫尺匾額，寥寥數(shù)字，以草書題署，很容易流于輕薄，難以辨識，給人一種躁動不安之感。</p> <p class="ql-block">以上匾額，也出于大家手筆。這樣的字若放在一幅草書尺牘中，迎讓穿插，借勢造勢，行成渾然一體的氣韻，或許尚有可觀；但置于匾額，則左傾右斜，跌跌撞撞，輕飄無根，毫無美感可言。常言道“字怕高懸”，就是這個道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