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嘉定博物館顧維鈞事跡館內，顧維鈞雕塑</p> <p class="ql-block">顧維鈞一直心系家鄉(xiāng)，這是他98歲高齡于紐約手書</p> <p class="ql-block">這是老人回憶家鄉(xiāng)嘉定縣舊貌</p> <p class="ql-block">顧維鈞有一個堅持數十年的寫日記習慣，這是老人去世當天所寫的日記：安靜的一天</p> <p class="ql-block">參觀了顧維鈞事跡館以后，萌發(fā)了閱讀顧維鈞回憶錄的想法。</p> <p class="ql-block">顧維鈞回憶錄是作者對自身經歷的口述，我查詢了顧維鈞回憶錄一共13分冊八卷。</p><p class="ql-block">?遺憾的是上海的圖書館竟然沒有這套書，我想起圖書館有點書活動，特地在網上點書，幾天后收到回復，點書也失敗了。</p> <p class="ql-block">我在喜馬拉雅查詢了一下，發(fā)現主播“秦淮逍客的書房”全文演播《顧維鈞回憶錄》，于是開始聽顧維鈞回憶錄。這位主播雖然是南方人，普通話不是那么標準，但是演播十分嚴謹到位，由于顧維鈞也是上海人，慢慢聽下來，感覺就是顧維鈞本人在敘述。</p> <p class="ql-block">由于顧維鈞個人養(yǎng)成了一個非常好的每天寫日記的習慣，許多珍貴的歷史瞬間和珍貴史料就此保留了下來，這對從另外一個角度了解民國時期的歷史十分有幫助。</p><p class="ql-block">?顧維鈞所處的時代，是中國土地上戰(zhàn)火紛飛的時代，是中國遭受列強欺凌中國人努力反抗以求生存的時代，是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兩股力量不斷合作與斗爭的時代，他在中間憑借他的學識、憑借他的愛國情懷、也憑借他的不懈努力，在國內國際舞臺上奔波發(fā)聲，為爭取世界各國對中國的支持、為爭取中國的利益而不斷努力，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也因為后期追隨加入了國民黨，做了一些不利于兩岸關系的事。</p><p class="ql-block">?聽顧維鈞的回憶錄，能夠看到一位以國家利益為重的外交家，契而不舍、想盡辦法周旋奔波于國際舞臺上，當時的中國，被列強掌控于股掌之上，要在不平衡的世界格局中為中國爭取支持難度可想而知，但是顧維鈞從來不放棄努力，而是廣泛拜訪結識不同的國家的重要人物尋求幫助尋求支持，在國際上發(fā)聲的時候，當強則強，沒有辦法的時候回旋努力，永不言棄，他的外交生涯，可以說是一部外交官的活教材。</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8px;">作者的敘述生動翔實，事關人人都關心的歷史，所以引人入勝，我經常一次設定聽一個小時，聽完會忍不住延長再聽一個小時。</span></p><p class="ql-block">?但是由于這段歷史中國的多災多難，備受列強欺凌，我也幾度聽不下去，關閉喜馬拉雅以平復心情，然后再繼續(xù)聽下去。</p><p class="ql-block">?前后聽了有一個多月了，了解到了更多的民國歷史，我想每一個中國人都有興趣盡可能多地了解這段中國近代史。</p><p class="ql-block">?我還是按照我個人的習慣，作一些聽書記錄，有些是書中內容的摘錄，有些是歷史資料補注，有些則是自己的所思所想。</p><p class="ql-block">?</p> 顧維鈞從事外交工作長達半個世紀，期間經過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績：<br> <div>巴黎和會：</div><div>代表中國在巴黎和會上力陳中國立場，為中國辯護，面對英美對日本的退宿政策，拒絕在巴黎協(xié)定上簽字，在國際舞臺上發(fā)出了中國的聲音。當顧維鈞在晚年回答他在巴黎和會上何以有如是勇氣時，曾說：“這很簡單，我滿腔熱忱，愛國情深，只想為國家做點事。山東是我們的國土，德國是我們的敵國。敵人既敗，應把從前在我領土內強奪去的權益歸還我國，是名正言順之事，既符國際公法，也合公理正義，自勿需假手日本，還我河山。我相信凡是有正義感的人，對我國只有同情，只有贊助；對日本的強詞奪理只有駁斥，只有厭棄?！?lt;/div><div><br></div> 華盛頓會議：<div>1921年顧維鈞任中國出席華盛頓會議的三位全權代表之一 ，在中國政府、人民及代表團的努力下，中方最終于民國十一年（1922年）2月與日方簽署了《解決山東懸案條約》及附件，中國收回膠澳租界、海關權等權利，日本被迫一步步交出了強占的山東權益。在此過程中，顧維鈞為爭回山東權益出力尤大。</div> 中蘇談判：<div>民國十三年（1924年）5月31日，顧維鈞與加拉罕正式簽署了《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xié)定》《暫行管理中東鐵路協(xié)定》及七個聲明書和兩份照會。其主要內容有：（一）廢除帝俄與中國或第三國所訂一切有損中國主權及利益的條約；（二）蘇聯放棄帝俄在中國境內的一切租界、放棄治外法權和領事裁判權，放棄庚子賠款的俄國部分；（三）重行劃定彼此疆界，未劃定前維持現狀；（四）蘇聯承認外蒙古為中國之一部分，尊重在該領土內中國之主權；（五）蘇聯允諾中國以中國資本贖回中東鐵路。</div> 廢除中比條約：<div>宣布廢除中比條約在中國近代外交史上具有重要意義，這是中國政府第一次在面對另一締約國公開、正式反對的情況下宣布廢除不平等條約。<br>顧維鈞認為，“中國有必要這樣做，不僅因為中國根據情況變遷原則在國際法面前有充分理由，而且因為中國有必要開創(chuàng)一個先例，證明中國決心行動起來，以結束一世紀以來不平等條約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災難”。雖然中比條約的廢止，沒有得到國際社會承認，但這一行動，仍可被視作“中國外交史上的一個里程碑”。</div> 李頓調查團：<div>1932年3月，任國聯李頓調查團中國顧問，在日本人不認同顧維鈞參加調查團的情況下，冒著生命危險，以一位戰(zhàn)士上戰(zhàn)場為國犧牲的決心陪同調查團調查日本在中國（主要是東北）的侵略罪行，在調查團調查期間，收集到大量的日本侵略行徑的資料，也收到大量中國人偷偷遞上來的請愿書，反復表示他們不愿意處在日本人的統(tǒng)治之下，經過調查團的努力，形成了《李頓報告書》，遞交國聯。顧維鈞以積極的外交攻勢，促使國聯大會通過《李頓報告書》。<br></div> 籌建聯合國：<br>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8月，任中國首席代表，赴美國參加敦巴頓橡樹園會議，商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戰(zhàn)后事務。同時參與籌建聯合國及草擬《聯合國憲章》等工作。<br> 顧維鈞采取一些比較務實的方法，基本接受英美已經討論的方案，在這個基礎上，再提出補充的方案，比較好的處理了中國的地位問題。顧維鈞的靈活應對保障了中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地位，中國提出的三點補充意見后來都在舊金山會議中寫入了《聯合國憲章》。顧維鈞在會上將確保中國“四強”之一地位一事放在首位，在中國與會方針的確立和會議的具體應對中，均發(fā)揮了關鍵作用。<div>......</div> “國人對外交有兩見解，一謂弱國無外交，一謂正惟弱國始須外交。此兩說皆可謂確，而亦皆可謂不全確。國無強弱，皆有賴外交，惟其方法則不同。而弱國之外交，尤關重要。因強國外交可較為大意，以稍有所失，尚有其他方法補救。弱國則不能一毫松懈，其獲得結果也固不易，而獲得結果后，常不能充分利用之。”————顧維鈞 因此，每逢重大交涉顧維鈞都如履薄冰。顧維鈞認為“寧為玉碎，不為瓦全”這條成語對個人來說是可以的，但在外交上卻不能接受，因為國家不能“玉碎”。所以在外交上不能指望百分之百成功，因為如果一方想得到百分之百成功，而另一方也有此要求，則無法達成任何協(xié)議。因此通常取得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的成功，即是大勝。當達到百分之五十的地步，而正接近百分之五十一、五十二時，就應當小心不要有任何可能引起談判破裂的言談和行為，而失去已有部分。<div>這一觀點不為同時代民眾廣泛認同。顧維鈞指出當時中國外交有個大毛?。旱教巵y要價錢，不愿吃明虧，結果吃暗虧；不愿吃小虧，結果吃大虧。顧維鈞在外交中，該強硬的時候十分強硬，而該身段柔軟時，也會尋求妥協(xié)，處理問題十分靈活。 他認為從事外交活動“必須非常敏銳，注意每一個細節(jié)，看看有否隱藏的含義，遇事決不能想當然，不能僅看表面。必須非常謹慎，仔細觀察，小心從事，并永遠瞻前顧后，有進有退。</div> <p class="ql-block">顧維鈞還認為：“當辦理重要交涉時，唯一影響你的考慮的應當是民族利益，而不是黨派和政治利益，更不應考慮個人政治上的得失，否則，要末是犧牲民族利益實現政治野心，要末使談判完全破裂。如果一個外交家有了政治考慮，他的外交就很危險了?！鳖櫨S鈞也同樣重視新聞傳媒的作用，他曾說：“在會議外交中，一個外交家必須時時注意會議講壇，尤其是世界報刊所代表的輿論。因此老派人士躲避報紙和輿論是大錯而特錯。”</p><p class="ql-block">然而受制于客觀環(huán)境，顧維鈞的外交活動受到國內處處掣肘，所提出的原則并不能完全實施。但其外交思想，在當時既有針對性，對后世也有普遍意義。</p><p class="ql-block">?</p> <p class="ql-block">前言</p><p class="ql-block">?第一卷 童年及求學時代（1888-1912）</p><p class="ql-block">?第二卷 擔任外交官的頭十年（1912-1922）</p><p class="ql-block">?第三卷 回國任職（1922-1932）</p><p class="ql-block">?第四卷 出使法國（1932.10-1941.6）</p><p class="ql-block">?第五卷 二度使英(1941.7-1946.7)</p><p class="ql-block">?第六卷 再度出使華盛頓(上)(1946-1950)</p><p class="ql-block">?第七卷 再度出使華盛頓(下)(1950-1956)</p><p class="ql-block">?第八卷 海牙國際法院十年(1956-1966)</p><p class="ql-block">?</p> <p class="ql-block">第一卷 童年及求學時代 1888–1912年</p> <p class="ql-block">顧維鈞，家境相對優(yōu)渥，私塾學習10年，教會學校以及圣約翰學校學習，學習成績遙遙領先，跟同學一起赴美國留學，庫克大學預科學習以后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學習政治學和外交學，成績十分突出，得到很多教授的賞識，和很多教授以及校長成為朋友，經常到辦公室向教授們請教，也因此成為很多教授的朋友圈嘉賓，認識了很多美國朋友，在校期間他擔任哥倫比亞大學學生組織主席，在校期間就參與部分清政府赴美憲政考察團接待等活動，參與了很多社會活動，認識了很多中國赴美留學以及在美國的政治家企業(yè)家，這些學習和經歷為他日后從事外交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p> <p class="ql-block">學霸學習拉丁文：拉丁文學習，中學沒有接觸過拉丁文的學生顧維鈞，為了拿到文學士而不是理學士文憑，給自己出了一個難題，得到系主任推薦老師的幫助，跟隨老師到學校利用暑期學完四年的課程，6周學完四年拉丁文課程，創(chuàng)造了奇跡。</p><p class="ql-block">?學霸學習地質學：向礦業(yè)學專業(yè)學生了解到采礦的重要性，主動去啃礦業(yè)學。</p><p class="ql-block">?學霸課外活動：被校外活動迷住，參加劃船運動，田徑隊，越野賽跑，網球，足球，打獵等等，拓展了很多視野。</p><p class="ql-block">?學霸積極參加課外活動：法學院辯論比賽，大學辯論賽，戲劇社，旁觀者編輯部副編輯、總編輯，哥倫比亞月刊編輯經理，學生代表委員會，模擬全國大會上提名演說，法語學會，皇冠組織成員，高年級學會等等，為此結識了更多的教授同學等等，在美國畢業(yè)前就已經廣為人知。?</p> <p class="ql-block">1908年回國時取道歐洲，40天后回到上海，在英國結識公使，西方繁榮，東方貧困對比強烈，上海的落后，體現在觀念的落后，政府的腐敗，政府的守舊，給顧維鈞留下深刻印象，國家百廢待興匹夫有責。?</p> <p class="ql-block">回國后，百般拒絕無效情況下，奉父母之命結婚，妻子張潤娥，纏足，結婚后一起到美國，全程相敬如賓，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夫妻，之后兩人友好協(xié)議離婚，自此張潤娥萬念俱灰，落發(fā)為尼，清貧度日，多年以后顧維鈞得知張潤娥的情況，寫了一封懺悔信并附一張5萬元的支票，但是被原路退回。?</p> <p class="ql-block">學霸提前完成文學士學分，但是不同意畢業(yè)，繼續(xù)修學其他課程，不過他雖然學分超過，卻因為跳水項目沒有通過測試而暫時不能畢業(yè)，哥倫比亞大學要求學生各種泳姿都通過測試，包括跳水，顧維鈞唯獨跳水不敢跳，被老師反反復復抓去訓練，總算以閉眼邁步跌入水中勉強算過關，這是學霸唯一遇到的難題。?</p> <p class="ql-block">1909年聽從教授建議注冊為法學院碩士，主要不是為了學位，而是因為需要學習相關國際法內容，提建議的教授曾經擔任多年國務卿助理，同年顧維鈞拿到哥倫比亞大學的文學士和碩士學位。?</p> <p class="ql-block">辛亥革命爆發(fā)，為在國外學習的人提供了為國工作的機會，其實留學生們很被政府關注，辛亥革命的消息也讓留學生們感動興奮，大家回國的愿望增加了，顧維鈞加快了哲學博士論文的撰寫。</p><p class="ql-block">?1912年收到公函，袁世凱邀請顧維鈞擔任他的英文秘書，但是學業(yè)暫未完成，婉拒了邀請。指導老師知道他的拒絕以后批評他，因為學習就是為了報效國家，這么好的機會不應該放棄，不久國內再次來電確認邀請，在老師鼓勵和支持下，他的博士論文進度加快，約定一個月后完成相關考試后回國。顧維鈞幾乎修學了政治系的所有課程，所有教授都參加了他的答辯測試，最令他印象深刻的問題是：從中國的情況看，美國的憲法哪些適用于中國？考試經過了兩個小時，老師們評估以后認為考試通過，論文引言部分也得到老師的肯定，教授認為引言就是一篇非常好的論文，教授配合他的畢業(yè)需求，允許他在回國途中繼續(xù)撰寫相關章節(jié)，郵寄回哥倫比亞，由教授夫人親自為其校對印刷，完成博士論文的遞交。</p><p class="ql-block">?回國前得到政府同意，購買了部分資料回國，1912年4月底到達北京。?</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第二卷 擔任外交官的頭10年 1912–1922年</p> <p class="ql-block">1912年4月，旅途12天經滿洲鐵路回到北平。</p><p class="ql-block">?唐紹儀總理安排人員接他，暫住在六國飯店，唐紹儀到飯店見顧維鈞并帶他去見總統(tǒng)袁世凱。唐紹儀赴美曾經挑選了40位學習過國際政治的留學生推薦給民國政府。唐紹儀建議顧維鈞擔任袁世凱秘書兼任唐紹儀秘書，袁世凱開始不同意，說當初唐總理是推薦給他的，不過唐總理說你這里事情不多，應該可以兼顧的，袁世凱后來還是同意了，顧維鈞就此直接進入了政府工作，搬入國務院居住，開始了從政生涯。?</p> <p class="ql-block">顧維鈞的出現和一班老學究一起工作，被人側目，顧維鈞因為工作清閑而要求唐總理增加工作量，唐總理建議他在北京多了解北京的情況。</p> <p class="ql-block">參加愛國捐委員會，負責翻譯相關初稿翻譯等等工作，在國內的工作讓少年留學的他感覺區(qū)別特別大。</p> <p class="ql-block">唐總理和袁世凱之間對政府的結構和運作的分歧還是很大，和守舊派相比，袁世凱很新派，但是還是相對保守，唐總理則接受西方教育，對新政充滿了期待，不久內閣組建失敗，唐紹儀辭去總理職務。</p> <p class="ql-block">唐總理內閣組閣失敗后，唐辭去總理職務，內閣的幾個秘書也同時辭職了，顧維鈞赴天津聽取唐對他工作的建議，在此期間顧維鈞成為唐家的常客，得到唐的喜愛進而把女兒唐寶玥（梅）介紹給顧維鈞，很快兩人成婚了。</p> <p class="ql-block">顧維鈞接受唐的建議和袁世凱的邀請，進入外交部（外務部）工作，總長陸增祥、次長曹汝霖。兼任袁世凱英文秘書。一年以后晉升參事，四年之后被派往墨西哥擔任公使，進而擔任駐華盛頓兼古巴公使。</p><p class="ql-block">?在外交部時建議設立檔案科，翻譯科，特別是翻譯科把外國報紙對中國的相關內容翻譯成中文成為外交部乃至政府官員的必看內容。</p><p class="ql-block">?在外交部工作時，擔任中英西藏問題、中俄、中日等問題談判的翻譯，2012年原外交部就職一個月的梁汝浩總長面對英國俄國日本等國無理要求，無法做到使國家不受壓不受辱，感到無能為力，堅持辭職，1912年11月陸增祥繼任，到1913年9月新任外交總長曹汝霖為止，中俄談判依然懸而未決。?</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附：北洋政府時期的歷任外交部總長</p><p class="ql-block">姓名 上任日期 離任日期</p><p class="ql-block">陸征祥 1912年3月30日 1912年9月22日</p><p class="ql-block">胡惟德 1912年3月30日 1912年6月10日 署理</p><p class="ql-block">梁如浩 1912年9月16日 1912年11月15日</p><p class="ql-block">陸征祥 1912年11月15日 1913年9月4日</p><p class="ql-block">曹汝霖 1913年9月4日 1913年9月11日 代理</p><p class="ql-block">孫寶琦 1913年9月11日 1915年1月27日</p><p class="ql-block">陸征祥 1915年1月27日 1916年5月17日</p><p class="ql-block">曹汝霖 1916年5月17日 1916年6月30日 署理</p><p class="ql-block">唐紹儀 1916年6月30日 1916年9月29日</p><p class="ql-block">陳錦濤 1916年6月30日 1916年12月24日 署理</p><p class="ql-block">伍廷芳 1916 年 11 月 13 日 1917 年 7 月 9 日</p><p class="ql-block">汪大燮 1917 年 7 月 15 日，1917 年 11 月 30 日</p><p class="ql-block">顏惠慶 1921 年 5 月 14 日，1922 年 8 月 5 日；</p><p class="ql-block"> 1926 年 3 月 4 日再次上任，1926 年 3 月 25 日</p><p class="ql-block">顧維鈞 1922 年 8 月 5 日開始署理，</p><p class="ql-block"> 1922 年 11 月 29 日再次署理；</p><p class="ql-block"> 1923 年 1 月 4 日又一次署理，</p><p class="ql-block"> 1923 年 2 月 3 日再次署理；</p><p class="ql-block"> 1923 年 4 月 9 日上任1924 年 1 月 12 日</p><p class="ql-block"> 1924 年 10 月 31 日再次上任，1924 年 11 月 24 日</p><p class="ql-block">王正廷 1922 年 11 月 29 日開始署理，1923 年 1 月 4 日</p><p class="ql-block"> 1925 年 12 月 31 日上任，1926 年 3 月 4 日</p><p class="ql-block">施肇基 1926 年 5 月 13 日上任，1926 年 6 月 22 日</p><p class="ql-block">蔡廷干 1926 年 7 月 6 日署理，1926 年 10 月 1 日</p><p class="ql-block">王蔭泰 1927 年 6 月 16 日上任，1928 年 2 月 25 日</p> <p class="ql-block">日本侵占青島及21條，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德國入侵中立國比利時的消息引發(fā)了北京極大的憂慮，擔心日本將繼續(xù)其在亞洲的擴張政策，威脅中國安全，8月，離歐戰(zhàn)爆發(fā)不到一個月，日本政府即對德國發(fā)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國撤出青島租借地極其周圍地區(qū)，包括膠州灣在內，德國當時無法采取強硬態(tài)度，然而還是拒絕了日本的要求，日軍在未通知我國的情況下在龍口登陸向青島推進，日本此舉侵犯中立國中國的領土，完全違反了國際公法，中國政府卻無力抗擊，袁世凱召集會議，顧維鈞等幾位留學生參事也被邀參會，他們表示中國對歐戰(zhàn)保持中立立場，日本無權侵犯中立國家的領土，袁世凱問段祺瑞中國軍隊能夠做到哪些行動，段祺瑞說如果總統(tǒng)下令部隊可以抵抗48小時，此后就聽總統(tǒng)指示了，袁世凱深深嘆氣以后說，1904-1905俄日在這個境內交戰(zhàn)的情況與此類事，當時無法阻止日軍的行動，只好劃出交戰(zhàn)區(qū)，現在也可以劃出走廊，只能如此了。青島2天就被日軍接管，并控制了青島到濟南的鐵路，政府的憂慮又增加了。?</p> <p class="ql-block">附：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日語：対華21か條要求），是指1915年1月18日，由日本向袁世凱提出的旨在滅亡中國的秘密條款，共分5號，計21條。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各國無暇顧及中國。日本帝國主義洞悉袁世凱向外尋求支持以復辟帝制的意向，趁機于1915年1月18日向中國政府提出了《對支那政策文件》，即“二十一條”草案。條款主要內容是：①承認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益，山東省不得讓與或租借他國；②承認日本人有在南滿和內蒙古東部居住、往來、經營工商業(yè)及開礦等數項特權，旅順、大連的租借期限并南滿、安奉兩鐵路管理期限，均延至九十九年；③漢冶萍公司改為中日合辦，附近礦山不準公司以外的人開采；④所有中國沿海港灣、島嶼概不租借或讓給他國；⑤中國政府聘用日本人為政治、軍事、財政等顧問。袁世凱政府起初對日本的要求表示抗議，但在日本的威脅下，他于5月9日承認上述條款，并于25日訂立《中日民四條約》，正式確認了“二十一條”中的除第五號外的內容。?</p> <p class="ql-block">1915年日本提出臭名昭著的21條，21條對中國政府猶如晴天霹靂，政府面對這樣的問題陷入困境，最大的困難在于如何對付日本人，袁世凱沒辦法只好答應與日本談判，袁世凱讓此時的外交總長孫寶琦辭職，總長之位再次由陸增祥接任，袁世凱盡量拖延談判進程，希望能夠得到美國等國家的支援，顧維鈞作為留學美國的參事參加談判，但是日本方面排斥留學歐洲美國等英語國家的人員參與談判，顧維鈞被排斥在外，顧維鈞建議：雖然日本要求保密，但是脅迫情況下的要求不能作為中國處事原則，應該將相關情況讓美國和英國了解，顧維鈞得到允許與華盛頓倫敦進行接觸，消息逐步曝光在西方媒體上，拖延的討論面臨日本方面的極大壓力，中國逐步得到華盛頓的支持，與日本的談判進展再慢也談過了前面四條，第五條袁世凱是認為堅決不能接受的，秘密簽約了除第五號外的四個方面內容。?</p> <p class="ql-block">由于日本是挾武力以最后通牒方式強迫中國接受其要求，故此5月13日中國外交部就此次中日交涉發(fā)表聲明，強調：“中國不得不勉從最后通牒所開各節(jié)。如列強對于保持中國獨立及領土完全暨保存現狀與列強在中國工商業(yè)機會相等主義所訂之各條約，因此次中國承認日本要求而受事實上修改之影響者，中國政府聲明非中國所致也。”“勉從”與“非中國所致”的說法，實際上為其后中國否認“中日民四條約”埋下了伏筆?！爸腥彰袼臈l約”簽訂時，國會已為袁世凱廢棄，故該約未經國會正式通過批準，法律手續(xù)不周，亦為中國政府其后否認該約之理由。再者，“中日民四條約”簽訂不過一年，袁世凱即憂病而亡，由于中國政局的變動，其后之中國政府均不承認此約之有效。?</p> <p class="ql-block">美國參戰(zhàn)以后，顧維鈞在美國建議北洋政府接受協(xié)約國建議參戰(zhàn)，段祺瑞建議接受協(xié)約國建議參戰(zhàn)，和同情中國遭遇的美國英國法國站在一起，將有利于解決中國的問題。雖然南方政府孫中山反對，段祺瑞贊成參戰(zhàn)的想法事后看來是對的。?</p> <p class="ql-block">協(xié)約國獲得勝利以后，中國派代表團赴法國闡述中國的訴求和立場，派出由陸徵祥（北京政府外交總長）、顧維鈞（駐美公使）、施肇基（駐英公使）、魏宸組（駐比公使）、王正廷（南方軍政府代表）五人組成的代表團出席會議。但是代表團代表的名次發(fā)生矛盾，中國代表團只有兩個席位，每次只能去兩個人，陸增祥提出的名次是陸增祥王正廷顧維鈞，顧維鈞自己謙虛主動要求排第五，最后排了第四，但是袁世凱不同意，把名次改了，南方政府的代表王正廷過度糾結在作為代表的名次上，代表團團長陸增祥則身體不好屢次缺席討論，袁世凱堅持陸增祥顧維鈞的排名其實是有道理的，這樣陸增祥萬一不能出席會議顧維鈞可以代表中國代表團正常出席會議，但是南方代表不是這么想的，情緒非常大，工作氣氛非常不好，這給岌岌可危的中國代表團帶來了不必要的負面影響。</p><p class="ql-block">?顧維鈞顧全大局，代表中國代表團在10人會議室闡述中國立場，得到除日本代表團外的其他國家代表團的肯定。在準備書面聲明過程中，中日協(xié)定要作為附件附在后面，但是攜帶的文件箱居然神秘丟失，估計是被日本間諜偷走，準備聲明過程中顧維鈞投入了大量的精力。</p><p class="ql-block">?當時國內對21條引發(fā)各界強烈抗議，也有很多人來到巴黎關注中國代表團的進展，但是代表團內部的不和氣氛依然劍拔弩張，王正廷意圖作為代表團長的吃相特別難看，導致陸增祥大受打擊離開代表團，不知去向，令代表團一片混亂。顧維鈞認為工作不能停，3月中旬陸增祥回來了，陸增祥取得了國內對他的更大授權，允許陸增祥可以便于行事，突然代表團的矛頭卻指向顧維鈞，傳顧維鈞與曹汝霖之女訂婚言其親近親日派，查知消息從巴黎傳至廣州再從廣州傳到北平再傳回巴黎，顧維鈞當面問詢王正廷，得到王正廷的肯定，實際上王正廷也代表不了南方的觀點，事后查明此謠言就是王正廷憑空捏造。</p><p class="ql-block">?10人會遞交聲明材料以后，威爾遜總統(tǒng)所代表的美國是唯一一個和中日雙方都沒有秘密約定的國家，英日、法日會前均有各自利益的秘密協(xié)定，最終美國的協(xié)調沒有取得進展，中國代表團處境艱難，代表團團長開始傾向于在和會協(xié)議上簽字，但是不同的代表天天都在代表團住所抗議，堅決反對代表團簽字，國內也是空前團結一致抗議代表團簽字，代表團內部意見不一，政府的答復居然是請代表團團長決定，實在是匪夷所思，代表團要求在會議上發(fā)表簽字聲明說明的最后請求都被否決以后，<span style="font-size:18px;">代表團成員達成一致，拒絕在協(xié)議上簽字。</span></p><p class="ql-block">?此次經歷給顧維鈞留下深刻印象，弱國無外交，國家百廢待興。?</p> <p class="ql-block">附：當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中國在巴黎和會上以戰(zhàn)爭遺留問題而提出重審此約有關問題之議則順理成章，理由為：該約“系強迫簽訂。該約雖經中國簽字，然中國并不因簽字之故，而失去其交由和會修正之權。蓋中國之簽訂此約，實迫于日本最后通牒之迫壓。當時中國所處之境遇，盡失其自由磋商之權，一切條件皆由日本所指定，中國不得有所提議也?！逼浜笥嘘P該約存廢之交涉歷經波折，雖日本堅持其有效性，但中國政府始終不予承認，該約之履行亦因此而成空文，直到1923年3月10日，中國政府正式宣布廢棄“民四條約”。?</p> <p class="ql-block">1920年赴倫敦擔任國聯行政院中國代表，中國對國聯大會十分重視，對中國來說，最重要的是中國的遠東利益。</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附：華盛頓會議</p><p class="ql-block">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美國、英國、日本、法國、意大利、荷蘭、比利時、葡萄牙、中國九國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的國際會議。中國政府時值顏惠慶內閣，派出施肇基、顧維鈞、王寵惠三人為全權代表，余日章、蔣夢麟為國民代表，朱佛定為秘書，約130多人組成的龐大代表團出席。原計劃還有廣州政府外交次長伍朝樞為代表，但是孫中山不承認北京政府，要求自派不遂，伍朝樞未赴。<br>華盛頓會議的議程主要有兩項：一是限制海軍軍備問題；二是太平洋和遠東問題。為此組成兩個委員會：“限制軍備委員會”由英、美、日、法、意五個海軍大國參加；“太平洋及遠東問題委員會”則有九國代表參加，兩個委員會分別進行討論。該會議的主要成果包括三個重要條約：四國公約，限制海軍軍備條約，九國公約。這三個公約統(tǒng)稱“華盛頓公約”。</p><p class="ql-block">這是一次美國與日本爭奪遠東霸權的會議。當時中國北洋政府也想利用美日矛盾解除日本企圖獨占中國的局面。會上中國代表在美國顧問的授意下，提出符合美國“門戶開放”政策的十原則。中國方面還提出收回關稅自主權,取消領事裁判權，撤出外國駐華軍隊和收回租界、租借地等,但均遭拒絕。</p><p class="ql-block">《九國公約》名義上“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及領土與行政之完整,”但實際是一句空話。公約又規(guī)定:要切實“維持各國在中國全境之商務實業(yè)機會均等之原則”。為此,任何一國“不得因中國狀況,乘機營謀特別權利?！本艊s是帝國主義共同侵略中國的協(xié)定,接受了美國提出的“各國在華機會均等”和“中國門戶開放”的主張，是美國圖謀擴張在華侵略勢力的一個勝利,由此打破了日本獨占中國的局面,中國又回到幾個帝國主義國家共同支配的局面。</p><p class="ql-block">凡爾賽—華盛頓體系是重新瓜分世界的新體系，雖然暫時緩解了危機，但并未消除矛盾。其中最突出的矛盾，一是戰(zhàn)勝國與戰(zhàn)敗國之間的矛盾；二是戰(zhàn)勝國之間的矛盾，意大利嫌自己在巴黎和會上分贓太少，日本則不滿華盛頓條約對它的限制。</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雖然中國代表團這次分工明確，有不同的專題委員會對不同的問題進行準備，派出的代表團有130人之多。但是很多中國特別關注的問題沒有得到深入的討論，中國希望解決山東問題的訴求沒有得到解決。在巴黎和會上，日本答應在一兩年后把膠州灣移交中國的說法也沒有得到滿足。</p><p class="ql-block">?膠州鐵路問題，舊的貸款協(xié)議中，一直有一個德國的總工程師在負責管理，日本認為一切德國利益應該由日本接管，中國代表團提出立即償還貸款，同時收回鐵路管理權，但是國內指示可以適當接受貸款，這是因為國內其實無法短期內湊集2500萬元，雖然民間掀起了捐款活動，實際募集資金十分有限，談判變?yōu)橘J款12–15年。</p><p class="ql-block">?接下來是膠州鐵路的管理問題，由于鐵路已經修好，反反復復的談判以后，總工程師由日本人擔任；車務總管由雙方同時任命，中國人為正日本人為副，雙方有同等權利；總司記由日本人擔任，但是這個過程被很多民間人員認為代表團在出賣國家。</p><p class="ql-block">實際上仔細讀上面的九國公約可知，華盛頓會議實際上不是要解決中國對于自己國家權益的訴求，而是八個國家對于中國共同控制的一個條約。</p> 即使在如此艱難的條件下，代表團也沒有放棄努力，在中國政府及代表團的努力下，中方最終于民國十一年（1922年）2月與日方簽署了《解決山東懸案條約》及附件，中國收回膠澳租界、海關權等權利，日本被迫一步步交出了強占的山東權益。在此過程中，顧維鈞為爭回山東權益出力尤大。2月6日，顧維鈞等代表中國簽署《九國公約》。<br><br> <p class="ql-block">第三卷 回國任職 1922–1932年</p> <p class="ql-block">1922年4月從倫敦回國，到達上海?；氐絿鴥劝l(fā)覺政局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隱隱感覺到將要發(fā)生某些大事件。</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附：北洋政府時期的總統(tǒng)</p><p class="ql-block">1.孫中山（臨時大總統(tǒng)）、2.袁世凱、3.黎元洪、4.馮國璋、5.徐世昌、6.曹錕</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袁世凱黎元洪馮國璋三個人到1918年應該算是共同完成了一個5年任期，1918年10月10日開始是徐世昌擔任了總統(tǒng)到1922年6月2日。</p> <p class="ql-block">顧維鈞于1922年5月回到國內的時候，覺得有些茫無頭緒，但是預感到即將發(fā)生某些變動，人們預料可能發(fā)生政變。6月12日是徐世昌預定歡迎的午宴日子，鑒于局勢的變化多端，顧維鈞主動電話給總統(tǒng)請他不必安排午宴。</p><p class="ql-block">午宴照常進行，午宴結束后，徐世昌宣布因為身體原因，他將辭去總統(tǒng)職務，而且是直接去車站開始旅行，大家去車站給總統(tǒng)送行，并且就在車站迎接新總統(tǒng)黎元洪。</p> 接下來面臨顏惠慶組閣、王寵惠組閣、張紹曾組閣，官員像走馬燈一樣換，顧維鈞大多數時間是擔任外交總長，只于1922年顏惠慶組閣期間擔任了幾個月的財務委員會主席，于1924年7月外交總長兼代總理。<br> 1922年回到北洋政府供職后，顧維鈞的主要外交活動是與蘇聯（蘇俄）談判并建立外交關系。同年8月，蘇俄派遣特使全權代表阿道夫·阿布拉莫維奇·越飛來中國。顧維鈞主張以民國八年（1919年）和民國九年（1920年）蘇俄政府宣布廢除沙俄與中國的不平等條約為基礎，進行中蘇談判，并締結新邦交，蘇俄對此沒有異議。顧維鈞要求在談判前蘇俄紅軍撤出外蒙古，并認為民國八年（1919年）蘇俄宣言宣布放棄中東鐵路的權利， 因此東北的中東鐵路應無條件歸還中國。但越飛聲明他沒有承擔履行民國八年（1919年）和民國九年（1920年）宣言的任務，并對中東鐵路的中蘇共同管理辦法表示反對。雙方意見一時難以統(tǒng)一。民國十二年（1923年）9月，蘇聯派列夫·米哈伊洛維奇·加拉罕來華，擔任恢復兩國外交關系的全權代表。顧維鈞任命王正廷為中蘇交涉督辦，全權處理中蘇建交談判。但王正廷處事不力，被顧維鈞解職，由外交部直接處理對蘇交涉事宜。當時各界人士不清楚內情，使顧維鈞受到來自各方面的極大壓力，甚至家中發(fā)生一起爆炸事件。但他堅持最初的原則，迫使蘇聯方面做了讓步。民國十三年（1924年）5月31日，顧維鈞與加拉罕正式簽署了《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xié)定》《暫行管理中東鐵路協(xié)定》及七個聲明書和兩份照會。其主要內容有：（一）廢除帝俄與中國或第三國所訂一切有損中國主權及利益的條約；（二）蘇聯放棄帝俄在中國境內的一切租界、放棄治外法權和領事裁判權，放棄庚子賠款的俄國部分；（三）重行劃定彼此疆界，未劃定前維持現狀；（四）蘇聯承認外蒙古為中國之一部分，尊重在該領土內中國之主權；（五）蘇聯允諾中國以中國資本贖回中東鐵路。<br> 《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xié)定》是“中國和其他國家在平等的基礎上的第一個條約”，這個協(xié)定廢除了帝俄時代與中國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取消了治外法權和領事裁判權，取消了租界地和庚子賠款，取消了中東鐵路除商務外的一切特權等等，是鴉片戰(zhàn)爭以來中國外交史上第一個平等協(xié)定。中蘇兩國由此建立了大使級外交關系，全國各地隨即出現了大規(guī)模的廢除不平等條約運動。<br> <p class="ql-block">?補充資料：第二次直奉戰(zhàn)爭爆發(fā)和“北京政變：</p><p class="ql-block">?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戰(zhàn)爭爆發(fā)，馮玉祥出古北口迎戰(zhàn)奉軍。</p><p class="ql-block">1924年10月，馮玉祥率部返回北京，包圍了總統(tǒng)府，迫使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下令停戰(zhàn)并解除吳佩孚的職務，宣布成立“國民軍”“北京政變”發(fā)生，曹錕被囚，清室遷出紫禁城，溥儀被驅逐出宮。顧維鈞棄職離京。</p> <p class="ql-block">?張作霖、段祺瑞抵京以后，反對馮玉祥提出的孫中山主政、段祺瑞主軍的主張，改推段祺瑞入京組織臨時政府，此后一批批安福系聯袂入京參政，政局“急轉直下”。馮玉祥非常后悔擁段祺瑞出山這一關鍵錯誤，斷送了“北京政變”的全攻。</p><p class="ql-block">?馮在擁段出山的同時就曾電請孫中山北上主持國事，孫中山經過與共產黨協(xié)商同意北上，但是段祺瑞沒有接受馮玉祥孫中山等人的意見，與1925年2月至4月召開了善后會議。</p><p class="ql-block">?孫中山肝病加重，于1925年3月20日逝世。馮玉祥下令全軍下半旗，官兵帶黑紗，因為他說認識到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救國主義。</p><p class="ql-block">?顧維鈞雖然遠離官場，卻也十分關注國內局勢的變化。他寓居上海，周游列國。</p><p class="ql-block">?1926年5月，隱退一年半的顧維鈞，在直系吳佩孚的勸說下重返政局，出任顏惠慶攝政內閣財政總長兼關稅委員會委員。7月杜錫珪組閣，留任財務總長。10月因杜錫珪辭職，在吳佩孚張作霖的支持下代理國務總理兼外交總長，由于此時北京沒有正式的國家元首，顧維鈞其實扮演了實質上的國家元首角色。在此期間，代表中國政府下令中止中比條約，開創(chuàng)了中國近代史單方面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先例。?</p> 中比《北京條約》于清同治五年（1866年）生效，到1926年10月26日，條約屆臨期滿。該約規(guī)定每滿十年可以重訂。4月16日，外交總長胡惟德照會比利時公使華洛思，提出將該約重行修改，應在平等互惠的基礎上締結新約。起初，比利時否認中方有修約權，聲稱“只有比國有修約權”。在糾纏了修約權一段時期之后，比利時在表面上做出妥協(xié)，但提出在新約談判期間，舊條約繼續(xù)有效。雙方立場難以調和，遂成僵局。<div>民國十五年（1926年）10月5日，顧維鈞代理國務總理，并在國家元首虛懸的情況下成為名義上的元首。</div><div>他就任后召開了內閣會議，重點研究中比修約對策。為打破僵局，他提議在舊約期滿后，中比雙方可先訂立一個為期六個月的臨時協(xié)定，按舊條約行事。如果新條約仍未制訂出來，則臨時協(xié)定失效，中國將依據國際法原則對待比利時在華僑民與處理同比利時的整個關系。這一辦法既避免了列強的“重大反感”，也不致使不平等條約無限期地延續(xù)下去。10月23日，比利時提出了要求給予最惠國待遇。對此，顧維鈞稍作變通，于28日提出最后修正案：如六個月內不能訂立新約，“經雙方之同意，‘臨時辦法’可以延長，并可以經任何一方預先通知廢止”。 這一提議就使“臨時辦法”的實施具有了中方所能控制的期限性。但比利時公使于11月5日向北京外交部遞交備忘錄，宣布終止談判，拒絕中國的修正案。</div><div>顧維鈞在中比條約談判無法取得任何進展的情況下，毅然提議北洋政府下令終止中比條約。顧維鈞向當時控制著北京政權的張作霖呈送了一份報告，并附上一份說明中比談判情況和終止中比舊約理由的總統(tǒng)令草稿，以及一份處理中比關系和保護在華比利時僑民所應遵循規(guī)定的聲明。11月6日，北洋政府發(fā)表了由顧維鈞起草的廢約令。外交部公開聲明：“新約之締結除以平等相互主義及彼此尊重領土主權為原則者概不允訂”，現行中外條約“得于滿期時通告終止”，并努力設法改訂，“于各約期滿時，廢除所有一切不平等及陳舊之條款”。</div><div>宣布廢除中比條約在中國近代外交史上具有重要意義，這是中國政府第一次在面對另一締約國公開、正式反對的情況下宣布廢除不平等條約。</div><div>顧維鈞認為，“中國有必要這樣做，不僅因為中國根據情況變遷原則在國際法面前有充分理由，而且因為中國有必要開創(chuàng)一個先例，證明中國決心行動起來，以結束一世紀以來不平等條約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災難”。雖然中比條約的廢止，沒有得到國際社會承認，但這一行動，仍可被視作“中國外交史上的一個里程碑”。</div> ?1927年1月，顧維鈞出面組閣，署理國務總理兼外交總長。6月張作霖組織安國軍政府，顧維鈞內閣總辭職，隱退于西山，但是仍然接受張作霖的咨詢。?<br><br>?1928年6月，北伐軍勢如破竹逼近北京，張作霖退回東北，被日軍謀殺于皇姑屯。7月6日，南京國民政府宣布北伐完成，新政權以顧維鈞曾經服務于北洋政府為由對其明令通緝。年底，顧維鈞出游西歐，其在北京的府邸被沒收，妻兒先避居天津，不久轉赴巴黎同住。后顧維鈞旅居加拿大。 <p class="ql-block">1929年，應新任奉系首領張學良邀請，顧維鈞返回沈陽，以在野之身為張學良提供外交咨詢。</p><p class="ql-block">?1930年，顧維鈞嘗試實業(yè)投資未成，是年夏，經張學良疏通，國民政府撤銷了對顧維鈞的通緝令，并聘為中國展覽會委員。因母親病故回上海料理，上海市市長前往吊唁。</p> <p class="ql-block">1931年夏，顧維鈞曾經提醒張學良注意日本對東三省的垂涎，但是沒有引起足夠重視，9月18日，九一八事變發(fā)生。蔣介石急需外交人才，特派飛機接顧維鈞去南京，從此，顧維鈞轉入國民政府任職，先任特種外交委員會秘書長，專事應對日本交涉。同年11月出任外交部長。當時日本逼向錦州，國民政府一味依賴國聯，顧維鈞電令駐日內瓦的施肇基向國聯提出，劃錦州為中立區(qū)，以中國駐軍退入山海關為條件希望日本不要步步緊逼，此方案遭到全國人民的反對，南北各地學生紛紛赴外交部質問，12月21日，顧維鈞辭職?；氐缴虾０l(fā)表《東北問題宣言》。</p> <p class="ql-block">1932年3月，任國聯李頓調查團中國顧問，在日本人不認同顧維鈞參加調查團的情況下，冒著生命危險，以一位戰(zhàn)士上戰(zhàn)場為國犧牲的決心陪同調查團調查日本在中國（主要是東北）的侵略罪行，在調查團調查期間，收集到大量的日本侵略行徑的資料，也收到大量中國人偷偷遞上來的請愿書，反復表示他們不愿意處在日本人的統(tǒng)治之下，經過調查團的努力，形成了《李頓報告書》，遞交國聯。顧維鈞以積極的外交攻勢，促使國聯大會通過《李頓報告書》。</p><p class="ql-block">?期間于8月被任命為駐法國公使，但是因為參加各種國際會議，1936年前未去就職。</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第四卷 出使法國 1932.10—-1941.7</p> <p class="ql-block">1933年2月，因國內戰(zhàn)事失利，電請辭職未獲批準，同年陪同宋子文出席國聯對華技術合作委員會。9月出席國聯第14屆大會，發(fā)表關于中日問題的演說為中國申訴。</p> <p class="ql-block">1934年6月，請假回國，至1936年2月暫居國內。</p><p class="ql-block">?1936年2月因為中法關系升格，顧維鈞被任命為駐法國大使，4月到巴黎任職。</p> <p class="ql-block">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9月，顧維鈞在國聯呼吁英法美采取聯合行動制裁日本，并建議政府爭取與蘇聯合作，爭取各國對華物資援助。</p> <p class="ql-block">在9月27日的遠東顧問委員會會議上，顧維鈞指出：</p><p class="ql-block">“如果國際聯盟不能在強權面前維護公理，至少也可以加以譴責；如果它不能履行國際法和盟約的原則，至少也可以向世界公告它沒有放棄這些原則；如果它不能制止非法的不人道的空襲，對無辜的男女老少殘酷屠殺和對財產的瘋狂破壞，至少也可以表示一下它的憤怒，以增強文明世界要求立即停止這種行徑的普遍呼聲。”</p><p class="ql-block">他令人激動的講演給人印象極好，并獲得一定成功。</p><p class="ql-block">? 10月，顧維鈞被奉派為中國出席布魯塞爾會議代表，代表中國政府求助《九國公約》締約國，為中國的辯護，但是被英美決定下，會議未取得進展。</p>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日軍占領中國沿海港口。經法屬印度支那鐵路過境運輸的路線成為抗日戰(zhàn)爭命脈所系，顧維鈞多方與法國交涉中國軍火從越南過境事，以便借道滇越鐵路運輸援華物資，并爭取法國的援助。7月，美國財長小亨利·摩根索訪問巴黎，顧維鈞與之長談經濟援華問題，得知美方愿與上海商業(yè)儲蓄銀行董事長陳光甫洽談。他將此意電達國內，后來果然使中國政府獲益。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至民國三十年（1941年）間，美國對華借款一億二千萬美元，信用貸款五億美元。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全面爆發(fā)。3月，接國民政府電令，與法國探討中、法、英合作事。5月，在國聯理事會吁請制止日機在華濫炸暴行，促成國聯通過援華案。7月，出席國聯第二十屆大會。11月，召集中國駐歐使節(jié)商討外交方針，建議國民政府加強對美外交。 <p class="ql-block">民國三十年（1941年）5月，顧維鈞調任駐英大使。7月，抵達倫敦。同年10月，顧維鈞回國與蔣介石商討對英外交方針，他主張先簽約廢除治外法權，其他雙邊問題留待日后計議。其建議得到采納。顧維鈞駐英期間，利用各種場合廣交朋友，宣傳中國抗戰(zhàn)事業(yè)，爭取各國的同情和支持，特別倡議中、英、美、蘇組成反侵略陣線。</p> <p class="ql-block">第五卷 二度使英 1941.7—-1946.7</p> <p class="ql-block">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春，交涉英國對華5000萬英鎊貸款。 3月，回國述職，陪同英國國會訪華團在各地訪問。11月，在重慶發(fā)表關于戰(zhàn)后和平問題的演講。12月，參與中英新約談判，至次年（1943年）1月促成中英兩國簽署平等新約，至此，除九龍、香港問題留待戰(zhàn)后解決外，基本廢除不平等條約。是年，在蔣介石勸說下加入國民黨。</p><p class="ql-block">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3月，返英途中抵美，力促宋美齡訪英，未果。7月，外交部長宋子文訪英，顧維鈞安排并參加與英國政府會談等事宜。</p> 籌建聯合國<br>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8月，任中國首席代表，赴美國參加敦巴頓橡樹園會議，商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戰(zhàn)后事務。同時參與籌建聯合國及草擬《聯合國憲章》等工作。<div> 顧維鈞采取一些比較務實的方法，基本接受英美已經討論的方案，在這個基礎上，再提出補充的方案，比較好的處理了中國的地位問題。顧維鈞的靈活應對保障了中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地位，中國提出的三點補充意見后來都在舊金山會議中寫入了《聯合國憲章》。顧維鈞在會上將確保中國“四強”之一地位一事放在首位，在中國與會方針的確立和會議的具體應對中，均發(fā)揮了關鍵作用。</div> 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3月，自英國回到重慶。在出席舊金山會議的代表團組成問題上，顧維鈞主張中國代表團必須具有廣泛性，因此極力促成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各黨派代表參加會議之事（包括最初提議應有一位女性代表）。最終在他的勸說和美蘇等國的壓力下，蔣介石同意董必武為與會的中共代表。4月至6月，奉派為出席舊金山聯合國成立大會代表團的代理團長（團長為宋子文），出席舊金山會議，也是實際上的會議事務負責人。在此期間，他擬定代表團的工作原則，團結代表團成員，調節(jié)其矛盾，以保持中國對外的一致性。6月26日，《聯合國憲章》簽字儀式舉行，顧維鈞代表中國第一個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7月，回到倫敦，擔任聯合國籌備委員會委員。9月，作為外交部長王世杰的助手參加倫敦外長會議。同時參加聯合國籌備委員會的執(zhí)行委員會，于聯合國機構的建立、大會的召開等方面作出貢獻。此后又兼任盟國遠東委員會、戰(zhàn)爭罪行委員會，及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理事會等國際組織中的中國代表。12月，任中國出席聯合國第一屆大會代表（王世杰為首席代表）。次年（1946年）1月，又任出席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一屆會議代表 <p class="ql-block">內戰(zhàn)之間</p><p class="ql-block">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5月，顧維鈞在中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執(zhí)行委員。次年（1946年）3月，他回國述職。</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第六卷 再度出使華盛頓（上）1946—-1950</p> <p class="ql-block">第七卷 再度出使華盛頓（下） 1950年-1956年</p> <p class="ql-block">1946年國共內戰(zhàn)爆發(fā)后，顧維鈞于同年6月返英卸任，7月任駐美大使，兼任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團長。</p><p class="ql-block">1947年1月，發(fā)表聲明，重申中國對西沙群島的主權，以應對法國軍艦派兵登陸西沙群島的舉動。 5月，向美國政府提出10億美元貸款要求。<br>1948年初，任出席國際小麥會議特別會議全權首席代表。11月，向美國總統(tǒng)哈里·S·杜魯門提出援華要求。</p><p class="ql-block">12月，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在西柏坡發(fā)表電文，宣布43人為國民黨“頭等戰(zhàn)犯”，顧維鈞名列第22位，排在宋美齡、閻錫山等人之前，是這些戰(zhàn)犯中唯一一位駐外使節(jié)。</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同年，顧維鈞任出席聯合國糧農組織會議代表團團長。</p> 1949年1月，顧維鈞爭取美國出面調處國共兩黨和平解決內戰(zhàn)，但其努力毫無結果。5月，他與胡適等人向蔣介石建議推行改革，任用新人。隨后又與胡適、蔣廷黻等人策劃一個由歸國的留美學者組成的“自由主義內閣”，接受蔣廷黻邀請準備發(fā)起“自由主義”新黨，均胎死腹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顧維鈞繼續(xù)留任臺灣當局的“駐美大使”，為保住臺灣當局的席位而奔走，并繼續(xù)為臺灣爭取美援。<div>1950年6月，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顧維鈞針對美國總統(tǒng)杜魯門就朝鮮戰(zhàn)爭發(fā)表的聲明中有關臺灣地位未定的立場，向臺當局提出相應對策。</div><div>1951年6月，他向美國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聲明臺當局有關對日和約的立場。</div><div>1952年10月，顧維鈞向臺當局“外交部部長”葉公超面談辭職打算，被勸阻。</div><div>1953年3月，向美國提出締結美臺“共同防御條約”的要求。</div><div>1954年11月，他和葉公超一起參加美國與臺當局就“共同防御條約”的前后全部9輪談判。12月2日，“美蔣共同防御條約”簽字。</div><div>1955年1月至2月，顧維鈞與美國政府交涉國民黨軍從大陳島撤退和美國協(xié)防金門、馬祖事宜。 </div> <div>1954年12月2日，臺灣當局與美國經過一個月的談判后簽署《共同防御條約》。臺美之間圍繞《共同防御條約》的交涉由此進入遞交各自立法機構批準的最后階段。此時人民解放軍對在臺灣當局控制下的大陳諸島發(fā)起進攻，沿海島嶼遂成為臺美批準條約過程中的一個焦點。圍繞如何處置大陳及金門、馬祖等島嶼問題，臺美之間展開了新一輪交涉。顧維鈞作為臺當局的“駐美大使”以及談判全權代表之一，自始至終參與了關于條約交涉的整個過程。在整個臺美交涉中，他主要是作為葉公超的副手出現的。但由于其資深的經歷、豐富的經驗和對美國的了解，其作用非一般副手可比。</div><div>從與美方會談過程看，葉公超較為強硬，常正面表達臺灣方面的立場，而顧維鈞則相對靈活，多對臺灣的立場進行解釋說明。在會談陷入僵持時，總是由顧維鈞出面轉圜或另提辦法，如1月31日會談中對金門、馬祖在聲明中的具體表達方式。</div><div>雖然由于長期職業(yè)外交官經歷形成的靈活應對尋求妥協(xié)的習慣，在臺灣發(fā)表聲明的措詞這樣的問題上與蔣介石十分強硬的立場并不完全一致，但在防范由沿海島嶼問題導致“兩個中國”這一點上，無論是顧維鈞還是葉公超，都與蔣介石一樣十分警覺，這就為臺美之間最后達成關于沿海島嶼的協(xié)議設定了一個底線。</div> 1956年1月，顧維鈞返臺述職。2月28日，向臺當局遞交辭呈。3月8日，蔣介石同意他辭職。5月8日，顧維鈞離開了華盛頓雙橡園，結束了漫長的外交生涯。卸職同時，他被聘為榮譽性的“總統(tǒng)府”資政。 <p class="ql-block">第八卷 海牙國際法院十年1956年-1966年</p> 退休后的顧維鈞前往紐約，但不久后便接到了臺北的要求，希望他能競選海牙國際法院法官，以填補1956年6月底中國籍法官徐謨逝世后產生的空缺，顧維鈞欣然同意。1957年1月，經聯合國大會和安理會多次投票，他成功當選海牙國際法院法官。 1957年10月，因徐謨9年的任期于1958年2月終止，顧維鈞再次當選法官。 1959年，與分居多年的夫人黃蕙蘭離婚（一說離婚在1956年） 。9月，與駐馬尼拉總領事楊光泩的遺孀、54歲的嚴幼韻結婚，時年71歲。 1960年，應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學院口述歷史計劃主任韋慕庭邀約，開始口述回憶錄的工作。 年內在海牙租房安家，并接嚴幼韻來此同住。 1964年3月，顧維鈞當選為海牙國際法院副院長。 1965年，繼女楊蕾孟、楊茜恩，女兒顧菊珍，相繼從紐約和維也納等地前來看望顧維鈞，共敘天倫。 顧維鈞在任職10年間，參加了國際法院召開的歷次會議，無一缺席；參與了國際法院研究和判決的17個案件的秘密審議和公開審理，擔任其中3個案件的起草委員會的委員，并對其中8個案件發(fā)表書面意見（包括被認為是“國際法史上，歷時最久、案情最為復雜”的“西南非洲案”）。有的意見書刊登在法德的國際法學會?？?，足見其受國際法學界的重視。在國際法院的這段特殊經歷，也被顧維鈞總結為“這是我的一生公職中，我最歡喜及適意的職位”。 1966年5、6月間，顧福昌、顧德昌攜家人來聚。<br> 1966年10月，退出國際法院法官競選。<div>1967年10月，顧維鈞自海牙國際法院退休，獲終身國際法官的榮譽稱號。</div> 此后定居紐約，繼續(xù)整理個人回憶錄。<div>1976年，顧維鈞畢17年之力的口述回憶錄完成，全書共11000余頁。完稿后，他將回憶錄原稿及私人藏書贈予母校哥倫比亞大學，該校特辟專室予以保存。</div> 1985年1月29日，家屬在紐約照例舉行生日宴會。是年夏間，發(fā)起為其百年華誕籌備慶典，并印就描繪顧氏一生的版畫以贈親友。11月15日上午（紐約時間11月14日晚11時），顧維鈞在美國紐約曼哈頓寓所入浴時因心力衰竭病逝，享年98歲，臨終前幾個小時，他剛剛寫完了人生中最后一天的日記：“這是安靜的一天?！?lt;div>時任中國駐美大使韓敘、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李鹿野、前駐美大使章文晉與臺當局領導人蔣經國均以不同方式表達吊唁之情。顧維鈞的遺體葬于紐約芬克里夫墓園（Ferncliff Cemetery）。</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