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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兄式”領跑者:馬國強之于“中原畫風”的角色闡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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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近年來,對于河南乃至全國文藝界而言,“中原畫風”已經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存在。作為其中的代表性畫家,馬國強對這一美術群體的成長,發(fā)揮了有目共睹的積極作用。個體之于集體的影響力,不宜無節(jié)制地夸張、拔高,亦不可人為遮蔽、略而不陳。將具有學術標本價值的“馬國強現象”作一客觀剖解,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合理定義,或有益于異日中原美術之良性發(fā)展。本文擬從“中原畫風”的概念探析開始,在縱橫比較、今昔對勘中,展現文藝個案的長成原境,抉發(fā)其引領群倫的特征與意義。</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 <b>一、中原畫風 </b> </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r></p><p class="ql-block"> 當代身處河南、曾居河南以及籍貫河南的畫家,在建國以來的中國畫壇,究竟是怎樣一種整體“樣態(tài)”呢?大概沒有誰能夠立即作出清晰回答。這片被喚作“中原”的土地,很寬厚,夠深邃,卻也積窮積弱有年。在道德、人格層面一度被“妖魔化”的事實面前,河南人的自信心屢遭戕蝕。黯然、低迷、悵惘、卑懦、儉嗇、畏葸等負面心緒的彌散沖蕩,必然影響到彰施五彩的畫筆。故而,所謂“中原畫風”,或許首先是一個頗具自我激勵意味的地域美術群體。 </p><p class="ql-block"> 美術史論家俞劍華認為,一個畫派,必然有創(chuàng)始人,有贊成人,有繼承人,三種人缺一不可。創(chuàng)始人水平越高,贊成人勢力越大,繼承人數量越多,這個畫派就越盛行,越長久,影響就越大。但畫派的弊端也是顯見的,絕大多數繼承人將創(chuàng)始人革新的優(yōu)點逐漸因襲模仿,造成風格相同或相近,最后一代不如一代。貌似神非,千篇一律,導致滅亡,然后被新畫派所代替。[1]原中國美術學院教授王伯敏在其《中國繪畫史·畫派》中則談到:“根據明清鑒賞家的說法,‘畫派’之稱的主要條件是,一有關畫學思想;二有關師承關系;三有關筆墨風格。至于地域,可論可不論也?!?[2]</p> <p class="ql-block">  “中原畫風”的實際情況是,新中國成立以來,與“河南”相關的一些畫家匯聚起來,亮出自己的創(chuàng)作主張,推出自己的代表性畫家。瞧上去,這似乎有點像19世紀的法國新古典主義美術(創(chuàng)派者大衛(wèi),追隨者有其弟子熱拉爾、維涅·勒布侖夫人、吉洛德、格羅、安格爾等)、浪漫主義美術(代表畫家熱里科、德拉克洛瓦)及巴比松畫派(主將盧梭,骨干畫家杜比尼、迪普雷、迪阿茲、特洛容、柯羅、米勒等),但細加端詳,卻又頗有不同。在中央美術學院教授薛永年看來,中國繪畫史里的畫派分兩種,一是歷時性的畫家傳派,由創(chuàng)造新風格的畫家及其追隨者構成;另一種是共時性的地方畫派,由同一地區(qū)的畫家群體組成,當然也包括開創(chuàng)者和傳人。第一種意義上的畫派由來已久,歷代均不乏開宗立派的畫家及其繼承者;第二種意義上的畫派則出現較晚,明代開始形成,入清達于極盛。 </p><p class="ql-block"> 我們不難發(fā)現,在“中原畫風”的畫家身上,既有地域印痕,又有異端特質,個中成員也并不像“巴比松畫派”群居于巴黎楓丹白露森林進口處一樣棲止河南。薛永年撰文指出,所謂地域群體,是因思想、風格和創(chuàng)作條件相近而形成的區(qū)域藝術圈。這種群體,往往不只一名代表人物,若干代表畫家的風格既有一致性,又各擅勝場。每個代表人物也都各有傳派。[3]事實上,就中國20世紀涌現出來的地域畫派來看,盡管各有其領軍人物、骨干成員,但基本上都是多名代表畫家駢肩并駕的。畫家們之間的關系也呈現出多元錯綜的情狀,有的是師生關系,有的是亦師亦友,有的是切磋琢磨、相互影響的道友朋儕,整體上是“和而不同”的。海派、京派、嶺南畫派、長安畫派、新金陵畫派、新浙派等,靡不如是。</p> <p class="ql-block">  中國畫在新中國成立后所面臨的凸出課題,便是傳統(tǒng)筆墨技法,怎樣迅速、深入、全面地反映新時代與新生活?對此,主流美術理念給出的答案是:走出書齋,擁抱生活,以寫生帶動創(chuàng)作??梢哉f,這是數十年來不容分說、無可阻遏的丹青之潮。其中,覺悟早、有實力的部分?。▍^(qū))市,將本地域內成就與影響兼具的畫家、史論家,陸續(xù)調入美協(xié)、畫院等專業(yè)單位,從事創(chuàng)作與研究。這方面,“江蘇省國畫院”與“美協(xié)西安分會中國畫研究室”(成立于1960年初,石魯主持工作,提出“一手伸向傳統(tǒng),一手伸向生活”的創(chuàng)作原則,積極倡導“成家立業(yè)”、“獨特風格”)堪謂開風氣之先者。前者成立于1960年3月,當年9月份,在江蘇省黨政領導建議下,組成“江蘇國畫工作團”,由傅抱石任團長,展開為期三個月的所謂“二萬三千里”旅行寫生活動。次年5月份,進京舉辦了“山河新貌”畫展,效果相當火爆。無獨有偶,1961年10月,“美協(xié)西安分會中國畫研究室習作展”也在京展出,引起熱烈關注。</p> <p class="ql-block">  毫無疑問,由傅抱石、錢松巖、亞明、宋文治、魏紫熙等參與的“山河新貌”畫展,與由趙望云、石魯、何海霞、康師堯、方濟眾參與的“習作”展,是“新金陵畫派”和“長安畫派”概念提出并獲得廣泛認可的肇端與基石,當然也是關捩與沸點。而上述兩大畫派中的主將魏紫熙、康師堯,籍貫都在河南,又同時被“中原畫風”列入陣營之中。畫派之間的縱橫交織關系,于斯可窺。此外,石魯“一手伸向傳統(tǒng),一手伸向生活”的呼吁與倡議,可以說是所有地域性美術群體的創(chuàng)作圭臬。 </p><p class="ql-block"> “中原畫風”是當下河南美術界的熱詞。據馬國強說,這一概念最早是1998年提出來的,主要指向中國畫創(chuàng)作,目前正處于努力打造“中原畫派”的當兒。之所以需要“努力”,是因為“中原畫派”并不像馬蒂斯他們(馬爾凱、盧奧、芒更、卡莫昂、莫利斯、弗拉芒克、德安、杜菲等)的“野獸主義”那么松散,連丁點兒“政治性”元素都可以不顧及。如果說畢加索、布拉克的“立體主義”,馬里內蒂發(fā)起的“未來主義”,蒙克、康定斯基發(fā)揮過重要作用的“表現主義”等西方現代美術流派令人血脈賁張的話,“中原畫風”更多的反倒是傳遞某種篤實、穩(wěn)健之感。用馬國強的話說就是:“河南的主流畫壇始終堅守著現實主義的創(chuàng)作思想和理念,始終抱持著崇高的歷史責任感進行嚴肅的藝術勞作,而不是以欺世的、輕佻的態(tài)度來玩藝術?!?[4]</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 <b>二、首倡者與領跑者 </b> </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r></p><p class="ql-block"> 2007年,馬國強出任河南省文聯(lián)主席、美協(xié)主席。此前,“中原畫風”還只是醞釀之中的模糊概念,既沒有清晰的學術定位,也缺乏豐富的活動支撐。大家各畫各的,無論創(chuàng)作題材還是表現手法,都未能自覺地向著某種大格局凝聚。 </p><p class="ql-block"> 執(zhí)掌“河南美術”之后,馬國強亮出了“自己畫好,大家畫好”的崗位構想。他提醒自己創(chuàng)作上要過硬,然后才能服眾、有號召力。的確,在中國美術館舉辦個展、被中國美協(xié)推選為中國畫藝委會委員、擔任中國畫學會副會長和河南省中國畫學會會長等作為,令馬國強一度領河南風氣之先。在“自己畫好”的同時,馬國強積極策劃、實施了農民畫展、新人新作展、油畫展、版畫展、中國畫展、青年畫家提名展,以及全國性的水墨雙年展、線描藝術展、“中原行——中國當代著名畫家大型采風、創(chuàng)作、展覽活動”等,拓展了河南美術的發(fā)展空間。</p> <p class="ql-block">  以河南的地理特性與文化內涵為背景,馬國強率先對“中原畫風”提出“傳統(tǒng)、生活、創(chuàng)新、中正”八個字,并以自己的小寫意水墨人物畫創(chuàng)作實踐,對之進行驗證。他受徐悲鴻影響頗深。從《泰戈爾像》《九方皋》《愚公移山》等作品中可以看出,徐氏“采用中國畫的工具材料和某些傳統(tǒng)中國畫技法,通過以素描為基礎的表現手法來謀劃畫面和塑造形象,作品真實性與現代感明顯增強,較好地刻畫出人物的精神面貌和現實生活的場景。”[5] 但馬國強又絕非竭蹶步趨徐氏,他更強調書法用筆和以線造型。 </p><p class="ql-block"> 近些年,在馬國強領跑之下,河南的美術事業(yè)委實進步不小、影響漸廣。他認為,“中原畫風”的特色,可以用“氣格正大、蘊蓄深厚、抒寫時代、擁抱生活”來概括。所謂氣格正大,就是倡揚健康晴朗的從藝心態(tài)和樸實中正的繪畫面貌,不矜奇務怪、傻大黑粗、矯飾造作;所謂蘊蓄深厚,就是要深入傳統(tǒng)、淵源有自,杜絕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所謂抒寫時代,就是要合時而繪,銳意出新,不因循守舊、抱殘守缺;所謂擁抱生活,就是主張畫家一定要積極深入火熱的現實生活中去,讓作品中充溢著汗水的味道和陽光的氣息。</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三、藝術理念與創(chuàng)作實踐 </b></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span class="ql-cursor">?</span>?</b></p><p class="ql-block"> 首先看馬國強的創(chuàng)作題材。中央美院教授邵大箴撰文指出:“近幾年,他(馬國強)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他更熟悉的中原地區(qū)勞動者形象的刻畫上。這些身處改革開放新時代、面臨市場經濟的中原地區(qū)當代普通工人、農民的形象,目前還很少在繪畫作品中出現,可以說馬國強進入了一個人物畫未被開墾的處女地?!盵6]也就是說,馬國強在人物畫題材的選取上,有著可貴而獨特的作為。 </p><p class="ql-block"> 其次是創(chuàng)作脈絡。美術評論家孫克認為:“馬國強的人物畫繼承和延續(xù)了我國近代人物畫革新發(fā)展的積極傳統(tǒng),其精神實質是從文人畫的業(yè)余性尤其是清末以來人物仕女畫的衰頹中走出來,開始關注人生社會,以創(chuàng)造真善美的藝術為己任,注重寫實造型和藝術表現力,同時采取傳統(tǒng)筆墨技巧和寫意方法,建立起具有民族氣派的新水墨人物畫?!?[7] </p><p class="ql-block"> 最后是創(chuàng)作理念。中央美院院長、中國美協(xié)副主席、北京美協(xié)主席范迪安早就發(fā)現,馬國強“追求的不是激烈的觀念變革,而是以穩(wěn)健的姿態(tài)探索水墨語言與人物造型在現代審美層面上的有機結合?!?[8] </p><p class="ql-block"> 長期以來,馬國強對速寫訓練以及人物造型精當性的強調,或正表明了某種“現實主義”情結的踴躍。此外,在個性畫式的培育方面,馬國強則一直實踐著“兼攝南北”的路子。具體說來,他嘗試在剛朗簡率的北派線質、構圖之中,佐以浙派人物畫儒雅清逸、氤氳淋浪的墨色敷染,摶融變化,出以己意,從而在國畫界確立了獨有的藝術坐標。</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span class="ql-cursor">?</span>四、代表作 </b></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r></p><p class="ql-block"> 一名耐得住時光磨洗的美術家,必有自己“拿得出手、服得了眾”的代表作。馬國強至少有五件作品尤其值得關注:《春暖》(1982年,148cm×84cm)《蘭考桐花》(2002年,178cm×89cm)《建設者(農民工)》(2006年,363cm×144cm)《老河》(2016年,244cm×122cm)《陽光喀什》(2018年,700cm×150cm)。 </p><p class="ql-block"> 一,《春暖》。此作用工筆重彩手法,描繪了周恩來總理在陜北農家的歡樂祥和場面。創(chuàng)作期間,馬國強得到了黃胄、葉淺予等名家的直接指導,歷時半年方竟。作品曾入選“第六屆全國美展優(yōu)秀年畫作品展”、《中國新文藝大系·美術卷》和“20世紀百年中國畫展”,后捐藏于河南省美術館。</p> <p class="ql-block">  二,《蘭考桐花》。此作畫出了焦裕祿瞬間的樸素、滄桑、深情與喜悅。正式落筆前,馬國強勾了不少速寫小稿,反復組接、排布,并就可能出現的水墨效果作了多次演練。從畫面上看,近景人物明顯取自那張屢經發(fā)表的著名照片(當年的蘭考縣委通訊干事劉俊生攝于1963年9月初),但背景成排的高大泡桐、美麗的桐花以及爿爿農田,則無疑是畫家匠心獨運的主觀裁置。這里強調畫家在藝術創(chuàng)作過程中的主觀能動性,強調想象力,強調拷問甚至質疑現實資料的能力與慣性。關于這一點,石魯于1950年8月19日寫給李琦(著名人物畫家、《主席走遍全國》作者、原中央美術學院中國畫系主任)的信件中曾議及:“一般的所謂現實主義的創(chuàng)作方法,都是在寫實的基礎上,更提高到典型的本質的描寫。所謂想象力也必須是對現實的理解與經驗的反映?!?[9]馬國強之所以要將照片(原生資料)中稚嫩的泡桐苗,替換為枝干雄健、凌空四展的高桐陣,也許意在與焦裕祿樸質、堅韌、蒼澀、勞瘁、昂奮的個性氣質形成有機呼應。而素雅明麗的朵朵桐花,則對綻放在人物唇邊之淺笑,形成了悄然合圍。此外,焦裕祿與大地、稼穡之間的深摯關聯(lián),在畫面上亦有相當的描繪與暗示。</p> <p class="ql-block">  劉俊生拍攝的焦裕祿,肩披衣而手叉腰,舊毛衣的雞心領上別著一支鋼筆,斜側著臉龐,凝望著那些厚實、鋪張、清冽的桐苗葉兒,抑制不住的笑渦兒盤旋在嘴角。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深為風沙與鹽堿所苦的豫東鄉(xiāng)野,如此欣悅的笑容、青春的植物,的確能使人的審美細胞瞬間膨脹。馬國強用他的畫筆,捕捉了這一靈魂顫動的剎那。 </p><p class="ql-block"> 三,《建設者(農民工)》。此作場面大,人物多,處理起來不易,但馬國強把控得嫻熟而從容。現實主義與時代感,一直是支撐馬國強水墨藝術的堅強脊骨。在深入現實生活方面,馬國強可謂不遺余力。他似乎總有一種趕緊混入人流的急迫感,而不太愿意在某種風花雪月的小情趣中呆得過久。說白了,這是一位“實思維”明顯大于“虛思維”的畫家,他更希望自己筆下的人物,能夠比例精當、結構肯定、五官正常、舉止合度地“挺立”于宣紙之上。一直以來,馬國強堅定秉持“造型是再現,用線是表現”的理念,時刻強調具體繪畫技法的重要性,乃至輒以“畫匠”自況。</p> <p class="ql-block">  人物形象的物理性、具體性,對馬國強來說,是作畫之關捩。他贊同吳冠中的說法,認為離開了具體形象的筆墨,就只有“等于零”這么一種下場。故而,對“造型徹底了然于胸”便成了馬國強終極追求之一。為此他付出了艱辛的勞動,大量的速寫自其指尖流出,疊加為“線山”與“人?!薄H辗e月累,聚沙成塔,畫家為自己突出的“勞動量”而驕傲,也為宣紙上熟稔歡快的造型表達而欣喜。在《建設者(農民工)》中,我們確實觸摸到了畫家不憚繁瑣的寫實能力。這種能力在二維平面中無所顧忌地展開,甚至令人一度因為耽于玩賞精彩的個體(或局部)而忽略了對畫面“形而上”意韻的通盤捕捉。 </p><p class="ql-block"> 由《建設者(農民工)》這件作品,我們可以感知到馬國強現實主義人物畫創(chuàng)作的清晰脈絡。他強力深入生活,而又在塑形走線之際,將原生創(chuàng)作素材豐腴的汁液,進行了無意識、大比例擰榨,從而使作品慣常呈現出晴朗干爽的“脫水”膚色。這的確是一種個性化十足的藝術勞作樣式。大約在20世紀70年代初,馬國強開始接受較為系統(tǒng)的高校美術科班教育,中、西技法兼修,素描、色彩、速寫、油畫、版畫、年畫、國畫都有過不同程度的嘗試;而立之年,他被選調入京,在中國畫研究院進行工筆人物年畫的創(chuàng)作研究,期間深受黃胄、葉淺予及蔡若虹等人影響;之后,又經歷過“85美術新潮”的完全沖刷。事實表明,盡管曾經面臨畫風選擇的多重誘惑,但馬國強對“敦正、晴朗”格調的持守卻堅定不搖。這一方面表明了某種強烈的主見,另一方面,也足見畫家對不尚虛玄的主流藝術取向浸淫之深。</p> <p class="ql-block">  四,《老河》。此作八尺整張,竣稿于2016年伏日。馬國強在黃河岸邊的鄭州,一邊揮汗一邊揮毫,銖積寸累地將《老河》捧到了我們面前。 </p><p class="ql-block"> 《老河》之根,深植于生活之塬。在鮮活而又滾燙的一線生活召喚之下,傾情投入而非葉公好龍,是稽度一位具象人物畫家是否合格的重要標尺。具體到《老河》的創(chuàng)作源,馬國強披露,某次由官方美協(xié)組織的壺口瀑布采風寫生活動中,偶遇一位陜北老農,不知怎么回事,那張臉龐、那些皺紋、那種笑容、那根煙袋、那身裝扮,讓他與數位畫界同道,剎那間被“父親”這個概念強烈地俘獲。于是,在黃河激浪的轟鳴聲中,他立即攤開速寫本,用飽滿的熱情、足夠的時間與耐心,攥得了充分的創(chuàng)作素材。作品完成之后,先是在專業(yè)圈小范圍內征求意見,接下來才萌生了交付2016年“杭州?中國畫雙年展”接受更廣泛檢驗的想法。</p> <p class="ql-block">  《老河》之魂,縈牽于人性之本。八尺大畫上只有一個人物,且?guī)缀跏峭ㄌ鞆氐氐刂糜诜嬷行模@樣的章法布局,多少有點“紀念碑式”意味,很容易令人聯(lián)想到羅中立的《父親》??陀^而言,1981年獲第二屆全國青年美展金獎的《父親》,受美國超級寫實主義(一作“高度寫實主義”,亦即“照相現實主義”)畫家查克·克洛斯《約翰》《蘇珊》《肯特》等作品影響的痕跡是顯見的。如果說油畫《父親》的主要價值在于對民族人性的開掘和農耕情感的發(fā)抒,那么,《老河》則將這一切以國畫水墨的方式“寫”了出來;如果說《父親》飽含了悲劇性的汗水與淚花,那么《老河》則洋溢著樂天派的晴朗與真淳。在馬國強筆下,一條千秋萬載湯湯無竭的“老河”旁邊,溝峁縱橫、遠樹依稀、村舍散落,一名歷盡風霜卻不改樂觀堅毅本色的“老父”,在天真爛漫地綻放笑容。這笑容,開懷、酣暢、滿足、達觀,撥散愁苦、撇去焦渴、饒過艱戹,是漢民族集體人格的浪漫圖騰,是對農耕人性的詩意詮釋。</p> <p class="ql-block"> 《老河》之技,特出于線、面之間。在現實主義水墨人物畫創(chuàng)作方面,馬國強服膺于徐、蔣體系,緊扣造型、砥礪筆墨,經驗豐富、功力深湛?!独虾印愤@幅畫,人物、山水相得益彰,于主次、遠近、虛實、詳略、明晦等矛盾關系處理上,頗具匠心。馬國強素來重視以線造型,而線質本乎用筆。窮究書法揮運之道,使其腕底線條挺健夭矯、清剛澀辣。這一點在陜北老農的頭頂、面部、衣紋以及手足等部位的勾寫過程中,有著集中表現。在人物面部,雙目與胡須部位形成了兩個密集的線藪,大體上看,前者呈左右橫向、后者呈上下縱向分別摶聚,從而形成了強烈的視覺張力。此外,雙頰、鼻梁和口唇等部位則輕勾、緩皴、淡染,與縱、橫兩個線藪之間,既有線與面的鮮明對比,又能夠諧適結合,再加上畫面整體蘊藉雅逸的色墨效果,滂沛的藝術感染力因之徐徐鋪展。 </p><p class="ql-block"> 五,《陽光喀什》。此作在光影與墨韻方面,有超邁疇昔的表現,也是繼《建設者(農民工)》之后,馬國強的又一件大場面作品。畫家水平橫向描繪了男、女、老、幼近卅名維族鄉(xiāng)民,在排布好聚散關系后,再遣使農用機動車、綿羊等,在高、矮、胖、瘦的人物之間作巧妙穿插,從而使整個畫面錯雜而又渾一。涌動在畫面上綿綿無盡的線條,有著曲直剛柔的百千變態(tài),展示了一名成熟的水墨人物畫家數十年戮力求索所達到的技法高度。如果移目諦審,我們無例外地要被人物面部、手部及衣褶的精細刻畫所吸引,正是這些浸透了畫家汗水的細節(jié),使得各各不同的人物形象脫紙而出。</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 <b>五、結語 </b></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r></p><p class="ql-block"> 如果就個人創(chuàng)作實力、在業(yè)界的綜合影響力、組織運籌能力以及人格魅力、體力、學歷等方面作整體權衡,馬國強足稱“中原畫風”的首倡者與領跑者。經驗告訴我們,文藝群體缺乏“砥柱人物”,往往會墮入一盤散沙、內耗無休的俗局。我們容易犯的一個錯誤是,在文藝群體“長兄式”人物的認定上過于苛刻,習慣性地以偏概全,或者深陷入幫派恩怨的泥淖中難以自拔,缺乏整體發(fā)展的眼光,從而對自信與熱情造成巨大挫傷。當然,我們更應該相信,在闡說了馬國強與“中原畫風”的學術關系之后,河南的美術事業(yè)會不負丹青。</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color:rgb(128, 128, 128);">?本文作者簡介:</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color:rgb(128, 128, 128);">鄭志剛,南京大學博士、中國美術家協(xié)會會員、中國書法家協(xié)會會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xié)會會員、河南省美術家協(xié)會理事、河南省文藝評論家協(xié)會理事、民盟中央美術院河南分院秘書長。</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END——????? </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color:rgb(237, 35, 8);">注釋:</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color:rgb(237, 35, 8);">[1]俞劍華曾配合故宮博物院、江蘇省美術館舉辦的“清代揚州畫派作品展覽”,作過題為《“揚州八怪”的承先啟后》的學術報告,見1962年2月15、16日的《光明日報》。</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color:rgb(237, 35, 8);">[2]王伯敏:《中國繪畫史》,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2年12月。 </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color:rgb(237, 35, 8);"> [3]薛永年:《談古代的畫派》,《人民日報》2013年3月31日。</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color:rgb(237, 35, 8);">[4]《生活,生活:馬國強水墨人物畫創(chuàng)作探析》,河南美術出版社,2011年7月,第109頁。</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color:rgb(237, 35, 8);">[5]陳瑞林編著:《中國現代美術史教程》,人民美術出版社、陜西人民美術出版社,2009年,第224頁。</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color:rgb(237, 35, 8);"> [6]邵大箴:《國畫人物畫驍將馬國強》,《美與時代(中)》2011年第1期。</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 color:rgb(237, 35, 8);">[7]孫克:《馬國強的新人物畫藝術》,《美與時代(中)》2011年第1期。</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237, 35, 8); font-size:15px;">[8]范迪安:《貼近黃土的感覺——馬國強人物畫片談》,《美術觀察》1997年第9期。</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237, 35, 8); font-size:15px;">[9]葉堅、石丹主編:《石魯藝術文集》,陜西人民美術出版社,2003年,第8頁。</spa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