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255, 138, 0); font-size:22px;">劉炳森題寫“北京銀行”，原為“北京市商業(yè)銀行</b></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先父劉炳森先生書寫的牌匾，在北京隨處可見，有時出差到外地，偶然間也能看到，倍感親切。</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有幾塊先父書寫的牌匾，我印象尤深。比如現(xiàn)今的“北京銀行”，原先名為“北京市商業(yè)銀行”，我最早見到的那家分行位于北京工人體育館附近的春秀路南口，后來不知何時改成了“北京銀行”，原本七個字被縮減為四個，盡管少了三個字，整體仍顯得和諧勻稱。遺憾的是，那時先父已然辭世，不然他見到這番變化，定會覺得頗有趣味。</span></p> <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255, 138, 0); font-size:22px;">劉炳森題寫“北京市百貨大樓”</b></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另一塊牌匾是北京市百貨大樓，這家坐落于王府井步行街的知名老字號，其招牌亦出自先父之手。當時正值改革開放初期，他的原稿寫在一小條宣紙上，每字僅七八厘米見方。最終，裝飾公司將其放大成銅字，每個字高達兩米五，立于百貨大樓二層外墻上。先父對牌匾的制作過程頗為關注，曾多次與負責制作牌匾的裝飾公司領導商討制作細節(jié)，至今家中仍珍藏著一張他站在百貨大樓銅字牌匾旁的照片。</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很多人是從大街小巷的牌匾知道先父這個人的，或許和他的讀者見面的另一種主要媒介是他出版的字帖。記得先父最早的出版物是1973年的隸書字帖《國際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而1974 年出版的《魯迅詩歌選》隸書字帖曾經(jīng)多次印刷，筆者就見過三個版本，第二次印刷的印數(shù)就達到了49萬冊，這個印數(shù)和當下的書籍比起來已經(jīng)是天文數(shù)字了。</span></p> <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255, 138, 0); font-size:22px;"> 1973年劉炳森書《國際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隸書字帖</b></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先父一生的追求，就是繼承與發(fā)展祖國的書法藝術事業(yè)。鄭誦先老先生曾為他書寫過一幅章草對聯(lián)：“根播植千尋澗底，躋攀上百尺竿頭”，既是先輩對晚輩的鼓勵和希望，也是先父一生的真實寫照。他對中國書法的熱愛，是可以從他的作品中感受到的，應該說他的書法藝術生涯既是傳統(tǒng)的回聲，也是時代的書寫。</span></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color:rgb(1, 1, 1);">一、 書法的實用性：從“原匾原字”到適應現(xiàn)代需求</b></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匾額是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優(yōu)秀產(chǎn)物，自秦漢迄明清乃至近現(xiàn)代，一直延續(xù)、繼承和發(fā)展，至今仍廣泛流傳。匾額的書法可隨宮闕王府、園林名勝、壇觀寺廟、名人宅邸，乃至店鋪商號等建筑物存世，使后人能見到古今書法各流派書家的風格與樣貌。</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匾額書法是貼近大眾的重要創(chuàng)作形式。關于匾額的書寫，老一輩書法家有個約定俗成的說法叫“原匾原字”，即書法家用毛筆書寫的書法原作，要與制作好的牌匾等大。隨著放大技術的提高和進步，很多當代的書法家都樂于寫小字放大，以求創(chuàng)作之方便。這就引出一個問題，小字經(jīng)過儀器放大以后，容易在視覺效果上較原作更趨于單薄，因此就必須提前預判放大效果，以確保字體既有氣勢，又不失韻致。</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如書法家所常講的“大字要緊聚，小字要風流”，在牌匾上的體現(xiàn)就尤其明顯。有的書體并不適合拿來作牌匾之用，試想如果把線條纖細的王羲之行草書放大到兩米見方甚至更大，或許會顯得單薄。有的牌匾要掛在十幾層高的樓頂上，從遠處看還要醒目，所以這種字的書寫就必須要敦實、厚重、緊湊，因此在這些有特殊要求的牌匾上，先父做了很多嘗試和探索，比如他早期寫過顏真卿的《顏勤禮碑》、《多寶塔碑》、《東方畫贊碑》、《大唐中興頌》等顏體楷書，《顏勤禮碑》的美感、沉著、厚道均頗為可取，但字號不大，橫豎筆畫粗細懸殊，適合于大面積大篇幅的書寫長篇作品，若要凸顯幾個大字組成的牌匾、榜書作品，就適合參考《東方畫贊碑》和《大唐中興頌》，因為這兩種碑刻字號偏大，筆畫粗壯，放大后仍能保持飽滿的效果，更適用于牌匾和榜書。</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他所書寫過的有代表性的牌匾作品，例如北京市百貨大樓、北辰購物中心、天津勸業(yè)場等商業(yè)設施，這幾件作品均為楷書；隸書牌匾作品的創(chuàng)作思路和處理辦法，與楷書基本一致，都要根據(jù)實際效果作適當?shù)募哟痔幚?，先父早年學習漢碑隸書，這些古代的作品在學習階段需要掌握其用筆、結(jié)構、章法諸多環(huán)節(jié)，以及審美層面的規(guī)律，而在創(chuàng)作階段則要根據(jù)需要，善于把她們最具表現(xiàn)力和相對突出的優(yōu)點體現(xiàn)在特定的場合，才能做到古為今用，也考驗創(chuàng)作者的基本功和靈活的駕馭能力。無疑在這個方面，先父是卓有成就的，也確實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和艱辛。</span></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color:rgb(255, 138, 0);">1971年劉炳森正在創(chuàng)作書法作品</b></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建設伴隨著文化事業(yè)的復蘇，許多建筑物上的標識是以知名書法家手寫的作品呈現(xiàn)的。應該說，先父大量匾額書法的創(chuàng)作與改革開放和國家大規(guī)模的建設是同步的，順應時代的需求也是他書法創(chuàng)作生涯的重要特征。</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用先父自己的話講，他的書法創(chuàng)作是兼實用性的，也就是在重視純藝術創(chuàng)作的同時，關注藝術本身的實用性價值，并主張應該讓更多的人看得懂自己的作品，這在他早期的藝術實踐方面或許已經(jīng)得到了印證與歷練。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國爆發(fā)了撼天動地的「文革」運動。在政治的大潮之下，知識分子從城市的書齋走向了農(nóng)村，去接受精神和體格的考驗，先父此時正值壯年，曾先后數(shù)次參加干校勞動。在農(nóng)村勞動改造期間，仍能將所學的書法用于實踐，特別是在河北和湖北兩地農(nóng)村街道旁的整面山墻上，書寫四米見方的魏碑榜書大字，內(nèi)容諸如“農(nóng)業(yè)學大寨”等政治口號，這些巨幅書法作品，即便遠在一公里之外仍清晰可辨。其創(chuàng)作方法極具挑戰(zhàn)性與創(chuàng)造性，他先用高粱稈綁上毛筆在墻上寫出基本字形，然后再以此為基礎作出雙勾效果，最后一道工序就是白粉填色。這樣的實戰(zhàn)和鍛煉機會是難得的，也讓他的書法創(chuàng)作風格更貼近實際應用的需要。</span></p> <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255, 138, 0); font-size:22px;">劉炳森所書隸書“中國建筑</b></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改革開放以后，匾額的書寫和制作已不同于農(nóng)舍山墻上的“雙勾平涂”，而是要將原汁原味“毛筆宣紙”的書法創(chuàng)作與各種材料的制作相結(jié)合，記得曾經(jīng)有過商家陪著牌匾制作者攜帶已經(jīng)做好的塑料字到他的工作室，先父親自用鐵鉗去掉多余的部分予以修改，畢竟經(jīng)過新材料的制作，書法作品中的有些細部或末梢（如飛白、縈帶或筆畫的收尾）是做不精準的。還有些字在放大到一定尺寸之后，會出現(xiàn)變形、錯位等問題，因為安裝的工人并不懂得書法，有時先父還要到安裝現(xiàn)場去看，經(jīng)過調(diào)整以期達到最佳的視覺效果。</span></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二、書法藝術的傳承與發(fā)展</b></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先父常言，從事藝術應當遵循古訓“古不乖時，今不同弊”——既要汲取傳統(tǒng)精華，更應契合時代需求，同時避免流于庸俗或盲目創(chuàng)新。他始終秉持對書法藝術的嚴謹態(tài)度，經(jīng)過多年的苦心歷練，名聲鵲起之后仍保持謙遜的治學精神，不斷探索藝術的更高境界。</span></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color:rgb(255, 138, 0);">劉炳森楷書作品《陸放翁詩》1997年</b></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早在他讀大學時，就結(jié)識了其書法業(yè)師何二水（名炎，字爽夫）先生，先父一生在書法藝術上所求教過的老師很多，但對他影響最深、關懷最多、交往最久的，則非這位二水先生莫屬。何先生精于書法、篆刻，治學嚴謹，為人樸厚，特別愛護年輕人。先父拜何先生門下，先學習楷書，寫《龍門二十品》中的《衛(wèi)靈藏》《始平公》，及《鄭羲下碑》，后學漢碑《張遷表頌》《乙瑛碑》和《石門頌》等。這些古代碑刻，在先生的教誨之下，他學習得深入而且嚴格。二水先生認為“學習書法要不怕吃苦耐勞，孜孜不倦，將來練好基本功，再行展開，隨意發(fā)揮，定會取得優(yōu)異的成績，那才是真正的有繼承、有創(chuàng)新、有發(fā)展，才能夠獨樹一幟 ”，何二水先生對先父的教誨一直持續(xù)到老先生去世為止。</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自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先父的書法藝術就逐漸產(chǎn)生了影響力，并開始出版書法作品的個人專輯，其中隸書字帖最多。最早的正式出版物，可能要數(shù)一九七三年出版的《國際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以及一九七四年出版的《魯迅詩歌選》，均為隸書字帖，以后的書法創(chuàng)作和字帖出版持續(xù)不斷。</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之后的二十年（八十、九十年代），是他的書法創(chuàng)作最出成果的階段。如隸書作品《杜詩》（一九八二年），范曾先生曾在這本字帖的序言中評價說，二十年前劉炳森的字只有「貌秀」，十年前劉炳森的字可稱「骨秀」，而現(xiàn)在他的字則已達「神秀」之境，其字猶如其人，厚道、誠懇，而又不失倜儻、清脫。</span></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color:rgb(255, 138, 0);">劉炳森隸書 戴叔倫詩《三閭廟》1998年</b></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他的隸書《歷代游記選》（一九八四年），歐陽中石先生曾評價說，“結(jié)體嚴謹合度，除隸法而外，更于漢簡章草處取得了鋪毫拈管，率意輕松，筆墨成趣之妙。時而更以草隸筆法間插其中，益顯得神采飄逸”，因此，“規(guī)矩儼然，輕靈飛動。既有古源宗法，又有靈犀獨慧”。歐陽先生還如是評價先父所書《明北京城城墻遺跡維修記》（一九八九年，隸書），在以往秀媚清新中又增添了渾厚肅穆的端莊，頗有凝重質(zhì)樸的廟堂之氣。當然后來的隸書作品還有很多，且愈趨爐火純青，如《古欒三碑》（一九八九年），九十年代的《千字文》（一九九○年）、《百家姓》（一九九六年）、《岳陽樓記》（一九九八年）等。</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八十年代的楷書作品當中，他所書的王勃《滕王閣序并詩》（一九八六年）堪稱代表作。王學仲先生評價這件作品“格古氣新，嫻熟流麗，顯露出風華舒和的骨格，莊密挺秀的韻味，在體現(xiàn)著他避顏之丑拙致譏的變體書，而取其風神健朗的正工之書，通篇一氣，不茍不懈”，同一時期還有一九八七年書寫的楷書《包公神道碑》，范曾先生曾經(jīng)撰文評價此作。文中提到先父的貢獻在于，為顏體楷書注入了新意，在結(jié)體上力求嚴謹而不失空靈；用筆上，意在厚重而不失飄逸，因此搖曳多姿、意態(tài)風動，無疑開顏體清俊一派的先河。</span></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color:rgb(255, 138, 0);">劉炳森書賀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成立三十周年 1985年 自作詩</b></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同時，也確如王學仲先生所總結(jié)的那樣，出于對顏體楷書的美學思考，先父在取法顏書時，不選「癡肥呆拙」一路，而自然吸取了顏書的挺秀俊美。他一貫主張，從事書法的人在年富力強之時，應窮盡書體的狀貌，使結(jié)構嚴謹，間架優(yōu)美，而不應以「返樸歸真」自詡，號稱「寧拙勿巧」，而忽視造型之優(yōu)美。正如先父舉例，一個人年輕時就不曾漂亮過，那么老境何堪？他略帶詼諧的比喻,體現(xiàn)的卻是他的審美態(tài)度。事實上，真正的大樸無華，不是書人矯揉造作，自我作古可以夢見的，應該是經(jīng)過數(shù)十年的努力，以期達到「庾信文章老更成」的境界。</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先父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還創(chuàng)作了楷書《千字文》《曹州書畫院碑記》《岳陽樓記》等作品，上述作品均已出版成書。其中《岳陽樓記》是他成熟期的代表作，與八十年代的楷書相比更持重、老道，于體貌而言愈趨含蓄，且鋒芒內(nèi)斂；通篇用筆簡約、內(nèi)含，雖偶有縈帶，亦顯沉穩(wěn)大度，入木三分；觀其點畫，可謂寓圓于方，藏柔于剛，有盛唐之華美，有魏晉之風韻。</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關于書法創(chuàng)作，他總的主張是走真善美的路子，走人民群眾所喜聞樂見的、符合民族欣賞習慣的路子，這一點貫穿在他創(chuàng)作的始終。除了純藝術的創(chuàng)作之外，實用性的書法創(chuàng)作在中國經(jīng)濟突飛猛進的大環(huán)境下也為數(shù)可觀。這與他的美學思想不無關聯(lián)，他認為藝術家有提高普通百姓審美水平的社會責任，在向社會大眾普及和推廣藝術產(chǎn)品的時候，既不能一味地跟在大眾的后面搞“尾巴主義”；也不能只搞所謂“孤芳自賞”的藝術創(chuàng)作，從而遠離群眾的欣賞，這二者是兩極化的，先父一生的藝術創(chuàng)作，在審美取向方面似乎有中庸之道的意味。</span></p> <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255, 138, 0); font-size:22px;">中國民生銀行 商業(yè)標識 采用劉炳森1979年書寫完成的隸書字模（為上海印刷技術研究所書寫）</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三、書法與時代同行：“華文隸書”的緣起</b></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中國國內(nèi)正進行印刷字體改革。在此背景下，先父受上海市出版局副局長萬啟盈之托，為上海印刷技術研究所書寫了一套隸書字模，近七千字，這就是現(xiàn)今電腦字庫中的“華文隸書”。這套字體旨在服務于報刊標題等印刷需求，要求全部簡體、字形規(guī)整、筆畫粗壯，以適應現(xiàn)代印刷的需要，同時配合當時剛剛興起的照相制版技術。</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照相制版是利用照相復制和化學腐蝕相結(jié)合的技術,最終制作出金屬印刷版的化學加工方法。它的原理是把所需的文字和圖像按要求縮放到底片上，再將底片貼合在涂有感光膠的金屬板上進行曝光，經(jīng)過顯影便可在金屬板上形成所需要的文字或圖像的感光膠膜，經(jīng)過多道處理后形成印刷版。</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照相制版較傳統(tǒng)鉛印的優(yōu)勢是可以提供非常精細的線條、復制復雜的圖案，以及任意縮放底片大小。憑借一套照相排字機（簡稱“照排機”）用的玻璃字模版，就能任意伸縮，代替“鉛與火”時期不同字號的鉛活字，大大減少了成本和資源的消耗。以一塊不大的玻璃字模版上收字269個計算，25塊字模版為一套，共收錄6725個字。一臺照排機器配上宋、黑、仿、楷四盒字模，完全可以替代一個印刷廠的排字車間，所以冷排取代熱排成為當時一種趨勢。</span></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color:rgb(255, 138, 0);">劉炳森題寫的書名《夢溪筆談》 本書于1975年出版</b></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時任上海市出版局副局長的萬啟盈先生對開發(fā) “字模版”新字體頗為重視，當他發(fā)現(xiàn)一本一九七五年出版的《夢溪筆談》（選讀）封面題字的隸書很適合作“字模版”時，便專程去了北京，后來得知這本《夢溪筆談》的封面題字為正在北京故宮博物院書畫修復組工作的先父所書，當即向他約稿。</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1979年春，先父赴滬交稿。稿紙一大疊，是用16開膠版紙寫的，原字約三厘米大小，每頁書寫35字，依據(jù)上海印刷技術研究所提供的25塊字模樣本上的字表，按次序逐頁書寫，仔細算來這一疊原稿就有193頁之多。</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上海照相制版廠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生產(chǎn)照排字模，在全國是首家。進入80年代冷排印刷形成潮流。字模一廠、北京新華字模廠、文字六零五廠相繼都生產(chǎn)玻璃字模版。先父1979年書寫完成的這套簡體隸書也做成了玻璃“字模版”，手書原稿一直留在上海照相制版廠內(nèi)，如今電腦字庫中的“華文隸書”，即為先父所書的這套字模，是活躍在當今媒體平臺上的實用書體。</span></p> <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255, 138, 0); font-size:22px;"> 2001年劉炳森在德國科隆自己書寫的隸書前留影</b></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四十余年過去，現(xiàn)在“華文隸書”被廣泛應用，其使用范圍也早已超越了最初計劃的報刊刊頭，成立于1996年的 “中國民生銀行”正是使用了當年的字模作為商業(yè)標識。先父曾笑言，這套字是1979年所寫，自己早已不甚滿意，曾主動提出為民生銀行重寫，卻因商標已注冊而未能成行。這一小小的遺憾，也成了書法與時代交匯的見證。</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2001年他率書畫家代表團前往西歐諸國訪問，在德國的商店櫥窗里還看到了用他書寫的隸書字模（電腦字庫“華文隸書”字樣）制作的商業(yè)標識。</span></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四、藝術的普及性：書法如何為大眾服務</b></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從理論上講，藝術家的品味應該高于普通大眾，因為他們肩負著提升社會審美水平的責任。然而，藝術也應具備普及性，讓大眾能夠理解并欣賞。先父始終秉持這一理念，認為書法創(chuàng)作不僅是純藝術的追求，更應兼具實用價值和社會功能，至少讓更多的人能看懂。</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事實上，自上世紀三十年代起，“文藝大眾化”的思想已深入人心，先父的書法實踐正是這一理念的生動體現(xiàn)。在“尊重民族審美習慣”的前提下，始終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夠被大眾接受，而非僅限于專業(yè)圈層。</span></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color:rgb(255, 138, 0);">《劉炳森選編勤禮碑字帖》封面</b></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先父一生中存世量最多的就是隸書和楷書作品。在藝術方面，他始終堅持嚴謹?shù)闹螌W與創(chuàng)作態(tài)度，即使是在早年極度貧困的生活壓力之下仍能勤奮地努力鉆研，孜孜不倦；同時秉承先師的遺風，在后來的書法創(chuàng)作乃至書法普及教育方面不遺余力，他不僅勤于創(chuàng)作而且樂于教學。</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伴隨著他大量的書法作品問世，為了教學需要，不少成規(guī)模且篇幅較長的書法作品經(jīng)他的編輯整理都變成了正式的出版物展現(xiàn)給更多的讀者，例如《滕王閣序》《千字文》《百家姓》等，這些以他的作品為主要內(nèi)容的字帖，其總印數(shù)以數(shù)百萬計。此外，許多古代碑刻由于年代久遠而造成的自然風化與人為破壞，致使文字缺失、漫漶不清現(xiàn)象趨于嚴重，年輕的書法學習者常常為此而莫知所從。為了便于青年們的學習，先父曾先后編輯了選字本的《顏勤禮碑》和《等慈寺碑》，以及選字放大本的《北魏刁遵墓志》等字帖，并且在出版這一類的范本時，把文字和圖解的筆法簡說分別附在字帖后面，盡可能做到文字敘述詳細，圖解一目了然，目的是方便讀者自修，以期使更多的書法愛好者和初學者受益，助力書法的普及教育。</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他曾經(jīng)在外國企業(yè)服務總公司(FESCO)教學部擔任外籍駐京工作人員（日本人居多）及其家屬的書法老師，每周一次講課，內(nèi)容多以漢碑和顏體楷書為主，大體的上課方式是示范、講解、作業(yè)、批改（朱批）這種傳統(tǒng)的教學模式。日本學生的實踐水平雖然有限，但是學習態(tài)度特別認真，不光是寫得投入，對老師的要求還唯命是從，而且經(jīng)常比賽誰作業(yè)上老師畫的紅圈更多，先父講課從來一絲不茍。據(jù)他自己講，他在顏體楷書方面的深入研究是與外企的教學分不開的，因為這一項教學任務似乎在將近二十年內(nèi)從不間斷，而在教學的過程中也兼顧了中國書法文化的對外傳播。</span></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color:rgb(255, 138, 0);">1974年劉炳森首次訪日 前排右三為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 前排左一為劉炳森</b></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隨著先父書法創(chuàng)作活動的不斷展開與社會影響力的增加，參與展覽和藝術交流活動逐漸成為他日常工作的重要內(nèi)容，特別是在對外的藝術交流與傳播方面更是不遺余力，曾先后赴日本、歐美、東南亞訪問、辦展、講學，僅赴日本的交流訪問就達數(shù)十次之多。日本書法的源頭在中國，但是經(jīng)過歷史的變遷，日本的書法界也逐漸發(fā)展出了自己的特色，中日書法界的交流是中國對外文化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從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先父就開始了與日本書法界的接觸，在宣傳并傳播中國書法藝術方面做了很多扎實的工作。</span></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color:rgb(255, 138, 0);">1983年劉炳森在吉林白城某機關做書法講座</b></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除此之外，許多大學、教育機構、機關、事業(yè)單位也經(jīng)常請先父做定期和不定期的書法講座，通常情況下講座的內(nèi)容都會包括講授、示范、答疑等環(huán)節(jié)，所以他在藝術方面的探索始終與教學緊密聯(lián)系。一項事業(yè)的蓬勃發(fā)展離不開廣泛的群眾基礎，他的書法藝術生涯始終是緊貼大眾的，在我心中他是一個真正的人民藝術家。</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一九七四年他曾應北京市公安局的委托，為北京市的全體居民書寫過“戶口簿”三字（印在居民戶口簿的封面上），也就是在新版的居民戶口簿出現(xiàn)之前，擁有北京市戶口的常住居民每個家庭都保存著他的書法作品“戶口簿”三個字。這件事令他最欣慰的就是自己書寫的作品能夠得到北京群眾普遍的“家家擁有，戶戶珍藏”的待遇。</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在我的印象里，經(jīng)常在中國不同的城市見到先父書寫的牌匾，數(shù)量最多的是“商場”“商廈”“百貨大樓”“購物中心”，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這類的牌匾他寫的最多，這些商業(yè)標識給我的總體印象是醒目、清晰、厚重，俊美瀟灑并富于親和力，或許這些都是“北京市百貨大樓”所帶來的連鎖反應，而這些商業(yè)設施也都是市民生活的必須，同時也是一個書法家貼近并服務于大眾的重要途徑。</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2px;">如今，我時常在街頭巷尾，或是在銀行、商場、公共建筑上看到先父的字跡，心中不禁涌起敬意與懷念。書法作為中華文明的重要體現(xiàn)，她不僅擔當著文化的傳承，更融入了社會的發(fā)展。先父雖然已經(jīng)辭世二十載，但是他的藝術仍在為國家、社會、大眾服務，這無疑是對他在天之靈最好的告慰。</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劉學惟撰于乙巳新正</spa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