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摘編:金海炎</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寫在卷首:</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張賢亮說:“我是改革開放的既得利益者，我和改革開放同命運共呼吸……”</b></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1954年，張賢亮18歲，在北京讀高中的他，因為出身于“官僚資產(chǎn)階級家庭”的子女，畢業(yè)前夕以莫須有的罪名被學(xué)校開除。</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1955年，張賢亮攜老母弱妹移民甘肅省寧夏專區(qū)賀蘭縣。</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1957年，文學(xué)青年張賢亮發(fā)表長詩《大風(fēng)歌》，正值反右運動高潮，引起全國關(guān)注。《人民日報》發(fā)專文嚴厲批駁，張賢亮升格為全國矚目的“右派分子”，開始長達22年的農(nóng)場勞改生涯。</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1978年，時年42歲的張賢亮身在銀川附近的南梁農(nóng)場，等待著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變革。</span></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一本《資本論》改變了我的一生。</b></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我1957年被打成“右派”，那時才21歲，我絕對不是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者，但幾乎全國都說我錯了，那樣的環(huán)境，不得不認為自己錯了。</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進勞改隊時，所有的文學(xué)作品都被沒收了，只有《資本論》沒有被沒收。因為勞改時不許看任何文學(xué)作品，馬克思的書是讓看的。雖然勞動很緊張，可是作為一個知識分子養(yǎng)成了閱讀的習(xí)慣，在非常有限的時間、空間，比如下雨不出工，我就讀馬克思的《資本論》。</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讀《資本論》實際是別無選擇，我被通知進勞改隊時，隨身帶了一些書，唐詩宋詞、古文觀止、還有小說，都被沒收了，只留給我一本《資本論》。</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資本論》雖然是一部批判資本主義的著作，但它貫穿了歷史唯物主義，貫穿社會發(fā)展的科學(xué)精神。同時，也教給了我一個最基本的道理 : 這就是生產(chǎn)力決定生產(chǎn)關(guān)系。</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我突然發(fā)現(xiàn)，1958至1961年的勞改生涯，成了我思想覺悟的過程，1958年至1961年的生產(chǎn)力水平低，與當(dāng)時的生產(chǎn)關(guān)系嚴重不匹配。內(nèi)心在想，不是我錯了，錯的應(yīng)該是當(dāng)時的社會，當(dāng)時的社會在物質(zhì)條件極端貧困的狀態(tài)下實行“一大二公”的經(jīng)濟制度，阻礙了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也讓社會更加貧困。這種不敢言說的想法，對于我來說，是非常艱難和痛苦的。</span></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寫小說就是為了解救自己。</b></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1978年，“四人邦”被打倒，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我知道中國將絕對開始變化。</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鄧小平開始主持工作，第一步是解放被打倒的老干部，第二步是對“文革”中的冤假錯案給予平反，第三步就是對“文革”之前歷次政治運動中的冤案給予甄別，這不叫平反，其中有給“右派分子”進行甄別，還有一件范圍更大的事，1978年底給中國農(nóng)村的“地、富分子”摘掉帽子。</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那時，我戴著兩頂帽子，一頂是“右派”，另一頂是“反革命分子”。給右派甄別的文件規(guī)定，如果右派分子犯了新錯誤，就不在甄別范圍，所以我不在甄別之中。</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那時候，王蒙、從維熙等人都平反了，跟我在1957年同時打成的右派幾乎都平反了，唯獨我沒有平反。我知道，平反是遲早的事，但也著急，怎么樣才能引起高層對我的注意，早點解脫？</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我因為讀過《資本論》，對經(jīng)濟學(xué)有一定的知識，就寫這方面的文章，投稿《紅旗》，可不知道《紅旗》是組稿，不選自由投稿人的文章，都被退稿了。</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有人建議，不如讓我寫詩，投稿報紙。他說，現(xiàn)在報紙的好處，就是編輯覺得可用就能刊發(fā)，也不去調(diào)查投稿人身份。</span></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有人問我，怎么走上文學(xué)路？我不想包裝自己，就是想引起領(lǐng)導(dǎo)的注意，要解救自己。</b></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22年沒有寫詩了，寫詩需要激情，“文革”讓我理性太多，激情不夠，于是就開始寫小說。</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可能是因為我的小說起了一定的作用，1979年初，我從農(nóng)場一線調(diào)出，調(diào)到南梁農(nóng)場子弟學(xué)校教書，教高三語文。</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我一邊教書，一邊寫小說，到我發(fā)表第三篇小說的時候，被一位老干部（當(dāng)時寧夏主持宣傳工作的副書記）陳斌發(fā)現(xiàn)，就開始打聽張賢亮是什么人。</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結(jié)果一查，我是沒有摘帽的右派。陳斌就說，要想辦法給他摘帽，</span><b style="font-size:20px;">就因為這篇小說救了我。</b></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1979年我調(diào)入南梁子弟學(xué)校9個月以后，我獲得了平反。</span></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文學(xué)思想的解放，我是旗手。</b></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關(guān)押22年，我可能是中國作家里勞改時間較長的。</span></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文革”改變了我什么？原來我還會寫詩，現(xiàn)在不會了。我把兒子耽誤了，孫子也耽誤了，我44歲才結(jié)婚，45歲才有孩子。</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最大的感受是，我通過自己的親身體驗，領(lǐng)受到政治高壓的可怕和人生自由的可貴。</b></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我是“文革”以后第一個寫愛情的，第一個寫?zhàn)囸I的，第一個寫中學(xué)生早戀的，第一個寫勞改的……</span></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因為很多是我第一個寫，實際上叫“闖禁區(qū)”。我成了這個時期中國文學(xué)領(lǐng)域里勇闖禁區(qū)的領(lǐng)軍人物，我感到自豪！</b></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我認為，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第一次思想解放當(dāng)中，文學(xué)作品發(fā)揮了重要貢獻；新時期文學(xué)作家這個群體，對社會進步和社會發(fā)展的貢獻估計不足。</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因為那個時代，很多領(lǐng)域是控制的，電視不用說，電影審得厲害，美術(shù)倒是有新畫派，但它起的作用范圍很小，只有文學(xué)，特別是小說，限制很少。</span></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我沒有遺憾，我己經(jīng)寫到了我所能寫的。每個作家都有局限性，包括我在內(nèi)，在那個歷史狀態(tài)下，我盡到了我最大的責(zé)任。</b></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我是1984年發(fā)表《綠化樹》的，《綠化樹》最后一段寫許靈均走上紅地毯，剛好，我也在1983年當(dāng)選全國政協(xié)委員，當(dāng)時的爭議非常大。</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每一個作家筆下的主人公都有作家自己的影子，我也一樣。勞改20多年，我從沒穿過祙子。</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從這樣一個勞改犯，穿鞋穿襪子走上紅地毯，到人民大會堂參加會議，那是沒有想過的……</span></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我下海，適得其會。</b></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1984年，我當(dāng)選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席團成員，但我一直不贊成專業(yè)作家制度，我覺得，文學(xué)應(yīng)該是一個業(yè)余活動，專業(yè)作家制度，絕對不是一個促進文學(xué)生產(chǎn)力發(fā)展的好機制。</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我覺得我下海是適得其會的，因為90年代的文化已經(jīng)開始多元化了，人們的業(yè)余時間也開始分流，不是光看小說，文學(xué)逐漸離開了人們的視野。90年代，我的火山爆發(fā)期己經(jīng)過了，我們這一批的作家逐漸退到二線，也寫不出像樣的作品，也有人不寫小說，改寫散文。我來一個華麗轉(zhuǎn)身，從文學(xué)領(lǐng)域跳到市場里面。</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那時，正好鄧小平南巡，一下子全國黨政機關(guān)、群眾團體紛紛大辦第三產(chǎn)業(yè)，我是寧夏文聯(lián)主席，全國許多文聯(lián)都在籌備第三產(chǎn)業(yè)，寧夏能搞什么呢？</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在南梁農(nóng)場時，我見過荒涼的鎮(zhèn)北堡，讓我很震撼。當(dāng)時遇到來拍電影的導(dǎo)演，我就把鎮(zhèn)北堡介紹給電影界。</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謝晉的《牧馬人》、陳凱歌的《黃土地》、張藝謀的《紅高粱》、馮小寧的《紅河谷》，這個地方，幾乎成了西安電影制片廠的外景拍攝地。</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我就想，干脆辦個影視城。但辦影視城需要錢，我就把所有的作品外文版版權(quán)獲得的外匯存折拿來，折合成人民幣70多萬元，那時候沒有產(chǎn)權(quán)一說，等于文聯(lián)拿著我的錢來貸款，給文聯(lián)辦了一個產(chǎn)業(yè)。</span><b style="font-size:20px;">我是在市場無序的狀態(tài)搞文化產(chǎn)業(yè)，一個人對抗市場的無序。</b></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我是改革開放的既得利益者，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和改革開放同命運、共呼吸。我說過 : 在我的作品里，我能夠主宰人物命運，但在我的生活里，我是被命運所主宰的。</span><b style="font-size:20px;">我到90歲時方才真正的自由，才說了這些“不可告人的話”。</b></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資料和圖片均來源于網(wǎng)絡(luò)，致謝原創(chuàng)！文章寫的雖然是作家張賢亮個人的人生際遇，但也反映了那個時代相似經(jīng)歷的人們共同的記憶和相似的命運。我曾經(jīng)入迷地讀過他的中篇小說《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綠化樹》《靈與肉》等作品，也是改革開放的既得利益者之一，有許多難忘的感同身受，雖然不曾經(jīng)歷過張賢亮所經(jīng)歷的人生苦難，也沒有他所取得的輝煌成就，但都應(yīng)該感恩中國社會的偉大變革和不朽偉績。）</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2025年5月22日</spa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