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1776年，蘇格蘭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出版了他用十年時間寫成的一部經濟學著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亦譯為：《國富論》）。該書研究的目標是“富國”和“裕民”。斯密認為，“裕民”是第一位的，沒有民眾的富裕，“國富”就成了無源之水。如何才能增進一個國家的國民財富呢？他認為，國民財富的增加主要有兩條途徑和一個保障：途徑之一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它主要依賴于分工的深化和市場交換過程的順暢；之二是增加勞動者人數(shù)，即增加就業(yè)，而這又依賴于資本積累和適當?shù)馁Y本運用。在此過程中，在法治前提下，堅持經濟自由、充分發(fā)揮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取消政府的不適當干預、讓經濟活動依其天然秩序運行是最根本的制度保障。斯密對人為的亂干預管制十分厭惡和憎恨，與老子“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的無為而治思想十分契合（道德經第57章）。</p> <p class="ql-block"> 二百四十八年后，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達倫·阿西莫格魯、西蒙·約翰遜和芝加哥大學詹姆斯·羅賓遜三位學者。其中的兩位即達倫·阿西莫格魯和詹姆斯·羅賓遜同樣十年磨一劍合著了一部的經濟學著作《國家為什么失敗》（可簡譯為《國窮論》）。此書是從亞當·斯密的反向視角探討了國家經濟成敗的根源。明確指出國家經濟的成功或失敗取決于制度，而非地理、文化或其他因素，制度是決定國家經濟成敗的核心。該書首次提出了汲取性制度和包容性制度的概念。作者認為汲取性制度，政治上，民眾缺乏決策權或表決權，既沒有選擇當權者或統(tǒng)治者的權利，也沒有選擇政治制度或經濟制度的權利；經濟上，所有經濟政策都是由當權者、統(tǒng)治者或少數(shù)精英制定的，各種壟斷、專賣、市場控制由他們決定的。包容性制度，政治上，強調人民或者說民眾具有政治權利，能夠參與政治活動，選舉領導人、當權者、政策制定者。領導人或當權者是人民的代理人而非統(tǒng)治者，任何人都有成為領導人、當權者、政策制定者的機會或可能性。經濟上，強調自由和競爭，任何人都沒有通過壟斷、專賣或市場控制獲得超額利潤的機會。</p> <p class="ql-block"> 作者認為并非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而是生產關系決定生產力。這觀點與我們之前接受的政治經濟學知識大相徑庭。由此我們可以產生這樣的理解：政治制度產生相應的經濟制度，經濟制度產生相應生產關系，生產關系促動生產力和經濟社會發(fā)展，良性的政治與經濟制度就是社會發(fā)展的內生動力。該書還論證集權國家為何在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上總落后于自由主義國家？作者認為集權國家不可避免地采取汲取性制度，權勢精英會“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地制定出犧牲大多數(shù)人利益及有利于少數(shù)群體利益和統(tǒng)治的制度規(guī)則；而自由民主國家的包容性制度產生的政策則根植于個人的自主性，旨在釋放個體的潛能和創(chuàng)造力，包容性制度能為大多數(shù)人提供平等的機會和法治保障，幷遵守契約精神，保護知識產權，進而激發(fā)社會的創(chuàng)新和進步；汲取性制度則是將權力高度集中在少數(shù)群體手中，法治保障弱化或缺失、政策朝令夕改、自然會扼殺經濟活力，加劇貧富分化，發(fā)展必定停滯不前，汲取性制度雖然在一定時期內能實現(xiàn)經濟增長，但不能夠持續(xù)。汲取性制度國家如果不進行制度變遷和改革，再好的思想和政策都不能發(fā)揮作用，經濟發(fā)展必然減速或停滯，繁榮曇花一現(xiàn)。如果要追趕發(fā)達國家，就要學仿，學仿制度必然觸動統(tǒng)治階層或少數(shù)權勢階層的利益。為了確保政治和社會穩(wěn)定，集權國家的權勢精英和少數(shù)階層利益者必然只會選擇學仿技術，學仿技術必然只會步人后塵，創(chuàng)新乏力，經濟發(fā)展且難持續(xù)。該書以一個全新的視角看待國家貧弱背后的本質，闡述的制度對經濟的影響，該書未帶任何意識形態(tài)立場、褒貶任何國家。行文淺顯明了，幷通過大量案例和嚴密邏輯論證來闡述觀點，讓人信服。</p><p class="ql-block">本人既不是學者，也不是評論家。讀罷此書，掩卷而思，以一個普通人的視角產生以下一些思考與啟示。</p> <p class="ql-block">一、汲取性制度的歷史與現(xiàn)實</p> <p class="ql-block"> 各種制度都是因人類社會的出現(xiàn)而產生的，社會的存在決定統(tǒng)治者必須依靠各種制度、法律、倫理、道德、宗教的手段來治國理政。汲取性制度是一種貫穿人類數(shù)千年歷史的制度模式，在奴隸、封建制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初期，可以說，它是少數(shù)人私欲的產物。在現(xiàn)代所有的國家建立包容性政治和經濟制度之前，幾乎采取的都是汲取性制度。17世紀前的英國和歐洲，其核心特征包括封建等級制度、封建莊園和農奴制度，是典型的封建社會。包括中國自秦到清這段歷史，因其鐵板一塊的皇權專制社會形態(tài)，因此是典型的汲取性制度。</p> <p class="ql-block"> 汲取性制度在政治、軍事、思想方面具體表現(xiàn)出控制性特征，在政治上表現(xiàn)為專權、壓制，政府權力的過度集中與濫用，觸角無處不在。?在軍事上的主要表現(xiàn)為權力集中在少數(shù)精英手中，并且對這些權力難以限制?，在這樣的制度下，軍事力量往往成為精英們用來維護自身利益和榨取社會資源的工具，如對內鎮(zhèn)壓民眾，對外掠奪和領土擴張等。在思想方面表現(xiàn)為：思想受到規(guī)范，言論自由受到限制，甚至連日常生活都被嚴密監(jiān)控，甚至還編造烏托邦式的謊言麻痹民眾。在經濟方面表現(xiàn)出榨取性特征：政府稅賦過重，還試圖通過壟斷、專賣、市場控制等手段對所有經濟事務進行掌控，從對市場的嚴密管控到對價格的制定，從對企業(yè)準入到運營進行干預。這種做法最終導致市場活力消失，創(chuàng)新動力喪失，整個社會經濟變得僵化死板。在歷史的長河中，奴隸封建制、皇權（君主）專制，神權（宗教）統(tǒng)治，獨裁（精英）統(tǒng)治，軍閥（軍政）統(tǒng)治以及種族性別歧政權無一例外皆采取汲取性制度。進入近現(xiàn)代，汲取性制度早已脫去了奴隸、封建制的外衣，但集權、獨裁的依舊思維殘留，表面上舉著文明、公平、民主、法治的大旗，其實仍穿著舊時代的馬夾，也有的國家雖實行制度變遷和改革，但不徹底，成了半人半猿的怪胎，更有的國家甚至走向返古復辟之路。</p> <p class="ql-block"> 自然界的生物總是不斷地從低級向高級方向演化，人類社會制度同樣如此，只是演化的方式、路徑、條件的不同，會得到不同的結果。歷史上，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一般是聯(lián)合演進的，可能朝著好的方向，即制度進步革新，促使社會經濟成功。歷史進入現(xiàn)代社會，如2024年阿根廷米萊總統(tǒng)的改革是朝著包容性制度方向改革的典型代表。也有朝著壓制人性，阻礙社會經濟發(fā)展方向發(fā)展的國家。許多國家活生生的現(xiàn)實例證還在我們眼前展現(xiàn)。20世紀的蘇聯(lián)是一個超級大國，它之所以垮臺，除了一黨專制對權力和經濟利益的壟斷之外，還有更深層的一點，就是及對思想的鉗制及對意識形態(tài)的控制，媒體只是唱贊歌的工具，并確立只有黨的思想理論、指示才是真理，黨的理想才是追求和奮斗目標。在這樣的體制下，從斯大林、赫魯曉夫到勃烈日列夫這些權力核心無人不搞個人崇拜。20世紀50-70年代的蘇聯(lián)，在計劃經濟下，實現(xiàn)了一定的經濟增長，并在軍事領域投入巨大，成為軍事強國，但是在大部分經濟領域幾乎沒有技術變革，這種沒有制度變革、沒有廣泛技術革新，增長難以持續(xù)，最終戛然而止。</p> <p class="ql-block"> 再如，朝鮮與韓國同族同宗，前者采取的是汲取性制度，后者則為包容性制度，導致經濟差距非常巨大。?根據(jù)最新數(shù)據(jù)，韓國的GDP總量約為1.71萬億美元，而朝鮮的GDP僅為285億美元，韓國是朝鮮的近6倍。在人均GDP方面，韓國為3.3萬美元，而朝鮮僅為0.11萬美元，韓國是朝鮮的近30倍。</p> <p class="ql-block"> 現(xiàn)在世界上還有不少國家的民眾依然生活在汲取性制度的陰影下。一個國家若采取汲取性政治和經濟制度，注定會經濟發(fā)展落后。強權霸道、法律不公、特權貪婪、貧富懸殊是汲取性制度的一些特征。故有人說，法律不公，那將是播種仇恨的機器；特權肆虐，那將是燃起民怨的火種；貧富差距拉大，那將是激化社會矛盾的引擎；利益集團貪婪，那將是導致社會動蕩的根源；霸權的強盜行徑，是一切禍亂之源。 </p><p class="ql-block">?未完待續(xù)。</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