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書猶藥也，善讀之可以醫(yī)愚?！?，書中未必有顏如玉、黃金屋，但一定有更好的自己。八月份我們薦讀的書目是:《宋詞鑒賞詞典》。</p><p class="ql-block">?</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宋詞是中國古代文學的一顆璀璨明珠，以其獨特的美感與魅力，讓后世為之傾倒，其音韻之美，意象之魅，情感之真與社會生活之融，讓我們通過閱讀宋詞來了解古代社會的風土人情、文化背景以及歷史變遷。無論蘇軾的“大江東去”還是柳永的“曉風殘月”，都會在某一刻慰藉心靈。</p><p class="ql-block">? 都說豪放是氣，婉約是情，那么，讓我們八月開啟宋詞之旅，本月由陳二虎為你領讀有關宋詞的話題，共同探討宋詞所蘊含的文化精神與人生意趣。</p><p class="ql-block">?</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第一部分：時代背景。 宋朝是一個崇文抑武，優(yōu)渥文士，實行“與士大夫治天下”的制度?？瓶贾贫鹊耐晟?，門閥觀念的消亡，也為廣大的下層知識分子躍登龍門、身列仕版打開了方便之門。宋朝又是一個以成熟的文官制度為基礎、君主專制和中央集權空前強化的封建王朝。為防止文官專權，采取了一系列的鉗制措施，如采用三省分權制衡的體制和臺諫監(jiān)督彈劾制度，嚴格限制地方官府的權力，改革科舉考試內容等等，有力地加強了君權，迫使文人士大夫必須依附于國家起權，在忠君報國的理念下實現自我的角色價值。</p><p class="ql-block">?</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宋史》中稱歐陽修“為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獨鶩，眾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边@分明是一個“蓄德而能文章者”，然讀其詞，也有“無愧唐人《花間集》”，冶艷處不讓浪子詞人柳永。那么，體現在歐陽修身上的這兩種不同的文學創(chuàng)作傾向為我們透露了什么信息呢？</p><p class="ql-block">? 我覺得，在封建宗法倫理社會里，人，特別是知識階層的人，是一個由雙重矛盾人格結合而成的統一體;一個是社會理性的自我，一個是自然天性的自我。前者要求主體應該做什么，必須做什么，而后者則力圖滿足主體生理和心理上的各種需求。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二者的矛盾實際上就是情與理的沖突。</p><p class="ql-block">?</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宋代的文化相當發(fā)達，陳寅恪先生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彼未墓賳T絕大多數出身進士，具有極高文化修養(yǎng)，也就注定追求一種詩意的高品位的享樂。比如宋祁，晚年知成都，“每宴罷，開寢門，垂簾燃二椽燭，滕婢夾侍，和墨伸紙，遠近皆知為尚書修《唐書》，望之如神仙焉?！鼻宕跏慷G嘆曰:“麗豎燃椽燭，遠山磨隃麋，此老一生享用，令人妒煞。”</p><p class="ql-block"> ? 在宋代，一方面是道學流行且深入人心，一方面是享樂意識濃厚。因之，情與理的沖突與碰撞，無時不在灼痛著文人士大夫們的心靈，那洶涌鼓蕩的情欲之流不斷地沖擊著理性的大堤。如何泄導這股情欲之流呢？就文學表現而言，傳統的言志載道的詩文顯然不適合表現兒女私情一類的內容，而素有“隱私文學”之稱的“艷科”曲子詞，在表現文人士大夫們的隱蔽情感方面卻專擅勝場，成了泄導情欲之流的一條主渠道——“情有文不能達、詩不能道者，而獨于長短句中可以委婉形容之?！?lt;/p><p class="ql-block">?</p><p class="ql-block">?</p><p class="ql-block">?</p> <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第二部分：時代背景下的詞人心態(tài)。</p><p class="ql-block">? 在宋代，一方面是道學流行旦深入人心，一方面是世俗享樂意識濃厚，二者的相互作用，使文人士大夫的人格分裂嚴重?！兜郎角逶挕分嘘淌獾囊欢物L流佳話:</p><p class="ql-block">晏元獻為京兆，辟張先為通判，新得一侍，公甚屬意。每張來，令侍兒歌子野詞。其后王夫人浸不容，出之。一日子野至，公與之飲，子野作詞令營妓歌之，末句云:“望極藍橋，但暮云千里。幾重山，幾重水。”公聞之憮然曰:“人生行樂耳，何自苦如此？”亟命于宅庫支錢，復取前所出侍兒，夫人亦不得誰何也！</p><p class="ql-block">?</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魯迅先生曾說:“宋朝的讀書人講道學，講理學，尊孔子，千篇一律。雖然有幾個革新的人們，如王安石等等，行過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贊同，失敗了。從此大家又唱老調子，和社會沒有關系的老調子，一直到宋朝的滅亡?！?lt;/p><p class="ql-block"> 宋朝滅亡是否歸咎于宋人“講道學、講理學、尊孔子”，可以不論，但宋代思想鉗制之重、人性壓抑之深，理學卻無論如何也脫不了干系。</p><p class="ql-block"> ? 宋代理學作為官方意識形態(tài)，雖然只是在南宋的最后半個世紀才得到朝廷的正式認可。但是，作為民間意識形態(tài)，一直潛移默化地影響并規(guī)范著宋代文人士大夫們的思想和言行。宋代著名理學家的學術活動幾乎貫穿兩宋始末。即以宋詞的發(fā)展來看，其演進軌跡就與宋代理學在若干時間段上保持了大體“一致的”步調。</p><p class="ql-block">?</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在宋代，一方面是道學流行且深入人心，一方面是享樂意識濃厚。因之，情與理的沖突與碰撞，無時不在灼痛著文人士大夫們的心靈，那洶涌鼓蕩的情欲之流不斷地沖擊著理性的大堤。如何泄導這股情欲之流呢？就文學表現而言，傳統的言志載道的詩文顯然不適合表現兒女私情一類的內容，而素有“隱私文學”之稱的“艷科”曲子詞，在表現文人士大夫們的隱蔽情感方面卻專擅勝場，成了泄導情欲之流的一條主渠道——“情有文不能達、詩不能道者，而獨于長短句中可以委婉形容之。”</p><p class="ql-block">? 宋代都市商業(yè)活動的一大特點，不禁夜市。宋以前，我國城市實行宵禁，暮鼓響后，居民不許外出，作為商業(yè)性都市生活主要內容的夜生活因此受到限制。到了宋代，隨著城市人口增加，商業(yè)的日趨繁榮，為了方便廣大市民的生活需要，夜市大大發(fā)展起來。</p><p class="ql-block">?</p><p class="ql-block">?</p><p class="ql-block">?</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南渡之初，兵荒馬亂，二程門人楊時等人教授東南。到南宋中期，朱熹、張栻、呂祖謙、陸九淵等各立門戶，理學呈現鼎盛之勢。詞壇上，經過短暫的呼號與憂心的傷吟之后，辛棄疾、姜夔兩大詞人幾乎同時崛起，出現了宋詞創(chuàng)作的又一個高潮。宋末，真德秀、魏了翁等接續(xù)道統，鞏固程朱之學以規(guī)范士人;詞壇上，吳文英、張炎等不僅在創(chuàng)作上堪為后勁，而且總結填詞經驗以傳真家法。</p><p class="ql-block">?</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理學家以為“作文害道”，“作詩用功甚妨事”，“今人不去講義理，只去學詩文，已落第二義”，這就體現了情與理的沖突，詞人往往很尷尬。理學，是一種政治倫理道德哲學，強調自我反省。是宋代輕外重內、輕事功重道德，輕功利重精神的極端化表現。程顥說:“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也就是所謂“致中和”、“尊德性”，《大學》中所言的“明明德”。程朱認為，凡是符合三綱五常、仁義禮智的意識和行為，皆可謂之天理。否則，一切違背三綱五常、仁義禮智的意識與行為，皆屬于人欲，即“非禮而視聽言動，便是人欲?！?lt;/p><p class="ql-block">? 天理與人欲截然相悖，互為水火……理學，越講越覺得越要說說，但這是深刻的命題，可以說，理學思想影響包括文學活動在內的宋人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宋代有一個著名的詩學命題，即“吟詠性情之正”，是由朱熹在其《詩集傳序》中提出的。何謂“吟詠性情之正”？南宋著名詩學家張戒《歲寒堂詩話》中的一段話可作注腳。</p><p class="ql-block">?</p> <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第三部分：詞體與詞人。</p><p class="ql-block">? 宋代的文人士大夫在政治上、學術上都具有強烈的使命感，十分重視詩文的政治教化功能。儒家一向注重“文”與“道”的關系，劉勰《文心雕龍·原道》將這種關系表述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唐代，更是“文以貫道”，而到了宋代，人們對文道關系的認識和研究日趨深入，特別是理學家，表現出更為濃厚的理論體系。周敦頤率先提出了“文以載道”的新命題，后經朱熹反復地理論闡述，逐漸成為宋代文壇上占據統治地位的思想。</p><p class="ql-block">?</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源于民間的曲子詞，歌詞的內容是非常豐富的，即以現存敦煌曲子詞而言，其中“有邊客游子之呻吟，忠臣義士之壯語，隱君子之怡情悅志，少年學子之熱望和失望，以及佛子之贊頌，醫(yī)生之歌訣”，而“言閨情及花柳者，尚不及半。”（引號中文字，出自王重民《敦煌曲子詞集·序言》）</p><p class="ql-block">?而一經文人染指，曲子詞的表現題材便越來越狹窄，基本上成了花間樽前“聊佐清歡”的工具。到了宋代，由于傳統詩文在“文以載道”思想的禁錮下，主要用于表現有關社會、政治等嚴肅的題材，文人士大夫那些純屬個人私生活的幽約情愫，便只好借助很少受到倫理道德約束的曲子詞來抒發(fā)。</p><p class="ql-block">? 這樣，詩與詞就有了明確分工:詩用于言志，詞用于娛情。如一代儒宗歐陽修的艷詞寫得纏綿悱惻，曲盡人情，與其詩文如出二手，以致有人誤以為是偽作。這種詩詞分工的格局，到了南宋略有轉變。詞既可娛情，也可言志，“兒女之情”和“英雄之氣”可以并行不悖地成為詞的表現題材。但總體而言，詞以娛情的功能略占上風。</p><p class="ql-block">?</p><p class="ql-block">?</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由于詩詞的表現功能有了分野，宋人“詞為艷科”的詞體意識也得到了進一步強化?！霸~為艷科”的觀念，早在晚唐五代即已形成，后蜀詞人歐陽炯的《花間集序》說:鏤玉雕瓊，擬化工而迥巧;裁花剪葉，奪春艷以爭鮮。是以唱云謠則金母詞情，挹霞醴則穆王心醉。名高“白雪”，聲聲而自合鸞歌;響遏行云，字字而偏諧鳳律?！稐盍贰洞蟮獭分?，樂府相傳;《芙蓉》《曲渚》之篇，家家自制。莫不爭高門下，三千玳瑁之簪;竟富樽前，數十珊瑚之樹。則有綺筵公子，繡幌佳人，遞葉葉之花箋，文抽麗錦;舉纖纖之玉指，拍按香檀。不無清絕之辭，用助嬌嬈之態(tài)……</p><p class="ql-block">? 歐陽炯以形象的語言生動地表達了他對詞的體性特征、價值功能的看法，表明了與傳統儒家詩論注重政治教化的文藝觀念的背離。這一論點可以看作是詞體的“獨立宣言”?！蔼毩ⅰ钡慕Y果，是把詞引向了“艷科”之路。</p><p class="ql-block">?</p><p class="ql-block">?</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南宋晚期黃升在《花庵絕妙詞選序》中說:“中興以來，作者繼出，及乎近世，人各有詞，詞各有體，知之而未見，見之而未盡者，不勝算也”，“然其盛麗如游金張之堂，妖冶如攬嬙施之祛，悲壯如三閭，豪俊如五陵，花前月底，舉杯清唱，合以紫簫，節(jié)以紅牙，飄飄然作騎鶴揚州之想，信可樂也。”可見，“詞為艷科”的詞體觀念，一直規(guī)范、影響著宋代詞人的創(chuàng)作與欣賞。</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第四部分:文人的逍遙與隨緣自適，期待你的慧眼真知，參與互動，共同探討。</p><p class="ql-block">? “宋代承唐之后，如大江之水，潴而為湖，由動而變?yōu)殪o，由渾灝而變?yōu)槌吻?，由驚濤洶涌而變?yōu)榍宀ㄈ菖c。此皆宋人心理之種種特點也”，重內輕外的國策，積弱的的國勢，儒學精神向心性本體的深潛、內轉，造就了宋人的這種心理特點。</p><p class="ql-block">? 宋代文人士大夫的性格是內向、沉靜的，思想是深微的，人生是精致的，極富藝術性。雖然文人冶游有點放浪外，適度的飲酒，以仕為隱的隱逸精神，曠達的謫居心態(tài)，超越性的參禪悟道都是宋代文人士大夫閑適、精致的藝術人生體現。</p><p class="ql-block">?</p><p class="ql-block">?</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唐宋是我國古代歌妓制度的鼎盛時期，也是文人士大夫冶游的黃金時代。丁傳靖在《宋人軼事匯編》中載:“李和文都尉好士，一日招從官，呼左右軍官妓置會午夜，臺官論之。楊文公（楊億）以告王文正（王旦），文正不答。退朝以紅箋書小詩遺和文，且以不得與會為恨（我這先偷笑一下）。明日，真宗（宋真宗趙恒，本名趙德昌）出章疏，文正曰:‘臣嘗知之，亦遺其詩，恨不得往也。太平無象，此其象乎？’上意遂釋?！?lt;/p><p class="ql-block">? 《青泥蓮花記》中載:“徽宗自政和后，多微行，乘小轎子，數內臣導從往來師師家?！彼螣o名氏《李師師外傳》中說宋徽宗每次去李師師家，賞賜頗豐，“計前后賜金銀錢帛器用食物等不下十萬?！被实鄞伺e，當然很不光彩，而一些知道底的人卻將此事抖了出來，由是得罪。李師師舊婿武功郎賈奕，寫了一首《南鄉(xiāng)子》:“閑步小樓前，見個佳人貌似仙。暗想圣情渾似夢，追歡，執(zhí)手蘭房恣意憐。 一夜說盟言，滿掬深檀噴瑞煙。報道早朝歸去晚，回鑾，留下鮫綃當宿錢?！辟Z奕因這首詞被貶瓊州。</p><p class="ql-block">?</p><p class="ql-block">?</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第五部分:詞人的隱逸。隱逸文化，以返璞歸真、內心平和為追求目的不尋求認同為“隱”，自得其樂為“逸”，靜看花開花落、云卷云舒，愜意自在，超脫塵世物累。</p><p class="ql-block">?“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陰陽，呼吸精氣，獨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壽敝天地，無有終時，此其道生。”</p><p class="ql-block"> 隱逸，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文化現象，文人士大夫將其作為人生的理想追求，以此來表達避世遁隱的愿望，在自然山水的滋潤中，獲得精神的自由和超逸的生活方式。</p><p class="ql-block"> 最著名的是魏晉時的“竹林七賢”:王戎、山濤、嵇康、阮籍、向秀、劉伶和阮咸。</p> <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隱逸，大約歸兩類，一是“違時矯俗，望江湖而獨往”，“飲石泉而蔭松柏，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懷抱之中”，安貧樂道，逍遙于山林之中;一是走“終南捷徑”，隱居得名后，贏得朝廷征召，再出來做官。但實實際上，能堅持“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真隱士越來越少，而“足崖壑而志城闕”，競走于“終南捷徑”的假隱士越來越多。</p><p class="ql-block">? 宋代的隱，既有高蹈出塵的“真隱”，如陳摶、林逋;也有身在江湖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的“假隱”，如種放;而更多的是亦官亦隱的“吏隱”，如歐陽修、蘇東坡、辛棄疾?！袄綦[”也是宋時文人普遍青睞的方式。寬松的政治環(huán)境與舒適的生活環(huán)境，可以滿足文人士子世俗人生的各種功利性，享受性需求，而嚴重的思想束縛和精神壓抑，則鉗制甚至扼殺了他們個體人格的獨立與自由，若想保持個體人格的獨立與自由，則只能脫離官場，歸園田居。但沒有了官家俸祿，也就意味著隱居生活失去了主要的經濟來源和物質保障，有可能陷入衣食無著的窘境。</p><p class="ql-block">?</p> <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作者簡歷:陳二虎，筆名紅葉，蒙古族，赤峰作家協會會員，遼寧開原市歷史研究學會顧問。</p><p class="ql-block">?</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