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文重發(fā)（79）上學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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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文重發(fā)（79）上學退學。 1978年10月5日，我去黑龍江大學報到。在我上學不久，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及之前的中央工作會議召開了，大氣候對知青越來越有利。又恢復了職工子女可以頂替接班的規(guī)定。也就是說，到了1978年底，知青除了可以用病退的方法返城以外，又多了頂替回上海這個更好的途徑，因為工齡可以順延。這對知青可又一個大大的福音。一時間，農場大多數知青高興地辦理了相關手續(xù)，哪怕已經在農場成家的上海知青，都雙雙返回上海了。本來我也可以按此辦法返城，但我又偏偏在外地上學，這讓母親又氣又急。這一著急，多年的高血壓又上去了。高壓220，低壓120，真正是臥床不起了。病床上，母親斬釘截鐵地對二哥說：快給家騄寫信。堅決不讓他繼續(xù)上學了，抓緊退學回上海。不然連看也看不到他一眼，我就一腳去了。不料此話竟然一語成讖，此事后文再提。接到家里的來信，并看了家里寄來的病歷卡。我深知母親的病情確實到了非常危險的地步。因為母親的高血壓已經有年頭了。想當年，1969年的時候，我正參加學校在金山農村的三搶勞動，而家里大哥住校讀書，二哥去了崇明，多年高血壓病的母親的血壓一下飆升到上面180，下面100。臥床不起后，立即寫信叫我回家服侍她。我當即向學校領導請假回上海服侍老娘，一共二十多天端湯端水，煮飯洗衣，母親才能下地。以后又經過十年牽腸掛肚的煎熬、勞累，母親已經熬得油燈干枯了，此病加重是必然的。而對我來說，千辛萬苦考進大學，此中甘苦自己理解，如何舍得就此退學呢！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不答應母親的要求，萬一就因為我，把母親氣得一下子過去了。那將悔恨終生。而且，我在黑大要學四年，我們班一共43名學生，卻有34個上海知青。畢業(yè)后回上海的希望也渺茫。將讓母親一輩子盼望。左思右想，這個決心實在太難下。無奈，我寫信向在上海的曹建勤、張志剛討辦法，又去了馬德群那兒商討辦法。那次巧了。我的老朋友高德林也在。我把此事向他們一說，想不到高德林卻很支持我，他替我分析說：上學，以后你只要想上，機會有的是?？苫厣虾C會難得，上海的戶口是哪么好進的嗎？你要是丟了這個機會，可就難了。我支持你先回上海，再圖發(fā)展。德群知道我考學的辛苦，同時他更同情我眼下的難題，也表態(tài)支持我早日返回上海再說。幾天以后，曹建勤代表張志剛也來信讓我早日回上海再說。至此，我準備向學校申請，以家庭情況不允許我繼續(xù)上學為由退學。那時已經是1979年的1月中旬了。那天上午是上大課，我心里煩躁，沒去，愁腸百轉地在班級教室里，想起復習迎考的艱難、又想想家里母親的盼望，正在教室里冥思苦想、激烈斗爭呢。教室門突然開了，呼啦啦涌進一幫人來。我一看，樂了。原來是我連隊的時榮林、金偉傳等好幾個連隊好友，用回上海探親，在哈爾濱轉車的間隙，來黑龍江大學看我。他們幾個人都異口同聲的告訴我，農場的知青都走光了。你也趕緊想法回上海吧，夜長夢多。到時候政策一變，你想回也回不去啦！說心里話，這是幫助我下決心的最后一次推動力。就在這天，我送走那幫人以后，就實際考慮退學的步驟了。 1979年1月中旬，我向學校申請退學。找了學校教務處長，說明情況，進展順利。教務處長是一個健壯的中年人，已經發(fā)福了，大背頭錚亮，很有派。聽了我的敘述，看了我母親的病歷，很爽快地對我說：考進大學又申請退學，這在過去是不可能的，多可惜啊。但現在國家處于急劇變化的時候，像你這樣的情況我們十分理解。既然您母親已經病得很重了，膝下需要有人照料，好不容易有個回家機會。我完全同意你辦理家困退學。當即明確告訴經辦人員給予辦理。辦事的大姐一邊給我開“因家困退學”證明，一邊嘆息著說，唉，可惜了。退學以后，好友王毛毛開著一輛帶斗的三輪摩托車，幫我把我唯一的一件大行李——一個大板箱送到火車站托運回農場。前后三天。我在哈爾濱的關系轉移都已辦理完畢，連夜坐火車返回農場。 到了農場，回到分場以后，確實已經冷冷清清了。除了辦回去的，加上回去探親的。分場知青所剩無幾。我仍然暫住在機耕隊的宿舍里。剛安頓好，通訊員通知我快托的行李到了。我立即趕往北安火車站提取行李。那天下午趕到北安，等我把行李從貨棧提到手，已經下午四點半多鐘，天已經大黑了。分場晚上也無法派車，而大客車也無法給我?guī)н@么大的行李，因此去招待所也就沒有意義了。這時候我的行李還在火車站外呢。這咋辦呢。眼光四處尋摸，突然看見有幾臺馬車在不遠處攬活呢。我立即上去同車老板商量如何解決行李和晚上住宿問題。車老板倒不覺得是個問題，他說：這多簡單。我把你的行李拉到大車店，你在大車店住一宿不就完了嗎?在我的腦子里，哪有住大車店的概念呀。聽他這么一說，我心想，這時候了，還顧得了那些呀。咬了咬牙，說：行。接著大車順利地把我以及行李拉到了大車店。連住宿帶運費付了五元錢。我來到了平生從未進過的東北的大車店。一進大院，車老板把我的行李卸在院子里。我擔心的問：這樣行嗎？行李安全嗎？車老板嗔怪地說：這會有啥事？你放心睡覺，行李絕丟不了。我將信將疑，不太放心地進屋。一進屋里，眼前兩鋪特長的火炕，足可以跑百米賽。屋里彌漫著“蛤貘煙”的嗆味?？簧稀⑽堇锟蔁崃?，根本就不用蓋被。這下我放心了不少。但是吵得無法入睡。晚上，一撥又一撥來投店的，馬的嘶叫聲、車老板的吆喝聲、進屋后熟客的大聲招呼聲，還有打撲克的咋呼聲、熟睡客人震天的呼嚕聲、一幫幫喝酒客的劃拳聲，簡直是震耳欲聾。好在我也擔心我屋外的行李，睡不著，因此時不時溜出去看一眼，就這樣一直熬到天亮。天亮以后，我告訴店伙計看顧一下我的行李，得到承諾后，就溜達著出了店，一邊吃了早點，一邊去招待所打電話到分場，找隊長歐陽倫派了一臺蹦蹦車開到北安大車店來拉行李接我。一直到下午，我終于帶著行李回到了分場，然后把行李寄放在歐陽隊長家的倉房里。至此，離開哈爾濱三天時間，我人與行李又折騰回分場了。我喘了一口粗氣，心想，這回該差不多了。誰知道，真正鬧心的事情還在后頭呢。原來，場部班子里有人對我這樣退學回農場再返滬的做法非常反感，他們認為，我們培養(yǎng)了他這么多年，結果還是走了。走了就走了唄，還又回來了。把咱們這個地方當什么啦，想來就來，想走就走，不行，不能給他辦。意見不能統(tǒng)一。知道這個情況，我也不怪他們，人家是公，我是私，在人屋檐下，哪能不低頭。我挨個去和黨委常委打招呼，遞小話，汪正秋幫我做黨委書記李德睦工作。一個星期后，黨委終于通過了我落回農場的意見。我開出介紹信，再趕往北安，乘車去德都辦完了戶口、糧油關系簽進農場手續(xù)，又趕下午三點多鐘的車返回北安。到了北安，已經是晚上六點多鐘了。早就沒有回農場的車了。那天已經是臘月二十四了，我歸心似箭。在北安小飯店里吃了幾個油餅，邊吃邊考慮如何抓緊返回，趕著回家過年。如果明天可以帶上東西上車的話，年前可以趕到家，如果明天趕不上，或者火車再有個誤點的話，那年前一定趕不到家啦！吃飽了，喝足了，我下了決心，連夜徒步返回分場。 走出北安，已經是晚上八點多鐘了。離分場還有四十多里地。我估摸著大約五個小時左右就可以到了。一路上，月光返照在雪面上，還算亮堂，只是孤零零一個人在冬天的大道上趕路，雖然是大小伙子，總有點滲得慌。為了壯膽，我在路邊掰了根小手臂般粗的樹叉子拿在手上，既壯膽，又當拐杖借力。踩著咯吱咯吱的雪，路走不快。聽著耳邊呼呼的風聲，總有點草木皆兵的感覺。還好，沒聽到狼嚎聲。就這樣又走了六個多小時，終于在第二天凌晨兩點多鐘走到了分場，筋疲力盡地鉆進了被窩。這一覺睡到早上八點多，真解乏??！經歷千辛萬苦，我終于如愿以償地完成了整個退學手續(xù)，于臘月二十八（1979年1月26日）趕到了上海與家人團聚。（我查了萬年歷，那年的大年初一是1月28日。1978年陰歷沒有臘月三十，俗稱禿尾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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