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因為尊重，所以探尋；因為熱愛，所以堅持；因為專注，所以完美。做為文革后期第一屆高中畢業(yè)生，焉耆縣七個星公社二大隊一隊是我初踏社會開始四年知青生活所在地，身處劇烈變革的年代，艱苦卓絕，那里留有一個少年的夢想、激情、挫折與轉(zhuǎn)折；那里有一個少年奮斗的足跡、青春的回憶和人生的向往；那里有他<span style="font-size: 18px;">許多初踏社會的啟蒙老師和經(jīng)歷過戰(zhàn)爭洗禮、各項運動和受教育層次各異以支邊、下放、<span class="ql-cursor">?</span>盲流等不同方式匯聚于此的形形色色的各種人物，增加了他對社會的認知。</span>七個星佛寺遺址就在所居知青點的東南側(cè)5 －6公里處的雅丹地貌中。該遺址由地面寺院建筑和洞廟建筑兩部分組成。寺院殘存大小建筑 93 處，洞窟殘存11窟。</p> <p class="ql-block"> 七個星佛寺遺址位于新疆焉耆縣西南部，是古絲綢之路上的重要文化遺存。和西域其他地區(qū)一樣，佛教較早傳播到這里，并盛行了一千多年，佛教藝術(shù)隨之也繁盛燦爛。</p><p class="ql-block"> 這是集佛塔、佛殿、石窟、講經(jīng)堂、禪屋和僧房等于一處的大型佛教建筑群遺址，建筑多樣，內(nèi)涵深遠；歷年來的出土文物，種類眾多，豐富多彩，在中國藝術(shù)史上寫下濃墨重彩的一筆，極大地豐富了中華民族的文化藝術(shù)寶庫。又因其處于龜茲和高昌兩大佛國之間，在佛教繼續(xù)東傳的過程中起到中介和推動作用。形制多樣的地面遺存，歷年來出土的精美文物，充分反映了焉耆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聚居、多種宗教并存、文化多元一體的地區(qū)。</p> <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 rgb(176, 79, 187);">一、七個星佛寺遺址簡介</b></p> <p class="ql-block"> 七個星佛寺遺址位于絲綢之路“天山廊道”的天山南麓路段，始建于晉代，是西域最大的佛教場所之一，包含了兩晉至宋元時期焉耆地區(qū)的佛寺、石窟，也是新疆僅存的、同時保有佛塔、佛職、石窟的珍貴遺址群。其作為古代焉耆地區(qū)最大的一處佛教遺址，成為了東西方文化的匯合點，見證了絲路之上東西方文化、宗教、藝術(shù)的傳播與交流，距今已有1700 年歷史。2001年由國務院公布為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p> <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 rgb(176, 79, 187);">二、地理位置</b></p> <p class="ql-block"> 佛寺遺址千間房屬絲綢之路北道，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焉耆回族自治縣七個星鎮(zhèn)西南部的一道低矮的山粱和城地上，是古代佛教文化遺址。七個星佛寺遺址，又名“七個星明屋”“明屋”是維吾爾語，意為千間房。是焉耆地區(qū)最大最重要的神教建筑，是古代焉耆國的佛教中心，同時也是佛教文化東傳的一個重要樞紐。并流傳著許多神話和愛情故事。</p> <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 rgb(176, 79, 187);">三、新疆佛教遺址分布圖</b></p> <p class="ql-block"><b>四、概況</b></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 佛寺遺址，位于焉耆縣城西南30公里處的霍拉山東麓的山前地帶，由地面建筑群和石窟組成。其時代約在4世紀的東晉到13世紀的元代。2001年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這里是古代焉耆地區(qū)最大的伽藍所在地。</p> <p class="ql-block"> ?。ㄒ唬?lt;span style="font-size: 18px;">來過此地的求法高僧</span></p><p class="ql-block"> 歷代求法高僧，如法顯、玄奘、慧超等都來過此地，并描述了當時焉耆的崇佛盛況。該地面寺院遺址南北長約470米，東西寬200米，現(xiàn)共存大小建筑93處，均為粉土夯筑和土坯砌筑。遺址東南又依山開鑿石窟，現(xiàn)存洞窟11座。有些洞窟中尚存少量壁畫。該佛寺遺址曾出土有大量的雕塑、壁畫、佛經(jīng)抄本等遺物。其中焉耆語《彌勒會見記》對于研究焉耆史乃至西域社會發(fā)展史、佛教史、戲劇史等有著重要作用。</p> <p class="ql-block"> 法顯（334年—420年），東晉高僧，平陽郡(今山西襄垣)人。他是中國佛教史上的一位名僧，一位佛教革新人物，第一位到海外取經(jīng)求法的大師，杰出的旅行家和翻譯家。在公元399年，法顯65歲的高齡從長安（今漢長安城遺址）出發(fā)，經(jīng)西域至天竺尋求戒律，游歷30余國，收集了大批梵文經(jīng)典，前后歷時14年，于義熙九年歸國。</p><p class="ql-block"> 法顯、玄奘將佛教文化引入中國，對中國歷史、文化產(chǎn)生很大影響。</p> <p class="ql-block"> 玄奘（602-664），唐代高僧，我國漢傳佛教四大佛經(jīng)翻譯家之一，中國漢傳佛教唯識宗創(chuàng)始人?！洞筇莆饔蛴洝酚址Q《西域記》《玄奘行傳》，是由唐代玄奘口述、辯機編撰的地理史籍，成書于唐貞觀二十年（646年）。全書共十二卷，記述了玄奘親身經(jīng)歷的110個國家和得之傳聞的28個國家的情況。書中對各國的記述繁簡不一，有疆域、氣候、風土、人情、語言、宗教及大量歷史傳說等內(nèi)容。《大唐西域記》保存了七世紀中南亞各國社會宗教文化的大量珍貴史料，是研究這些地區(qū)古代史和宗教信仰，中外交通等專門史的重要文獻。</p> <p class="ql-block"> 慧超是唐朝時朝鮮半島新羅國僧人，幼年入華。他從中國泛海至印度，后來取道陸路經(jīng)西域返回中國，開元十五年(727年)至安西(今新疆庫車)。慧超是8世紀初西域政治形勢劇變的見證人。</p><p class="ql-block"> 他描述了唐朝與吐蕃兩大勢力在西域?qū)χ诺那闆r，迦葉彌羅國(今克什米爾)東北有大勃律(今巴基斯坦西北邊省之吉爾吉特地區(qū))、楊同等三國屬于吐蕃，而與大勃律相鄰的小勃律，雖然“衣著、人風、飲食和語音”均與大勃律相同，但歸唐朝管轄。大勃律原先曾是小勃律的一部分，是小勃律王的駐地，后來在吐蕃的壓力之下，不得已放棄大勃律，逃入小勃律，其在大勃律的屬民歸入吐蕃管轄。</p><p class="ql-block"> 從迦葉彌羅西北行1月程為犍陀羅，慧超記載了西突厥征服此國的過程，說這里“兵馬總是突厥，土人是胡”。突厥貴族在此稱王后，受當?shù)匚幕绊懀б懒朔鸾?，“甚敬倌三寶”。當時西域“土人是胡”，兵馬是突厥的有不少國家。阿姆河上游噴赤河以北的骨咄(今塔吉克斯坦南部之庫里亞布)，國王是突厥人，“當土百姓，半胡半突厥”，而其語言“半吐火羅，半突厥、半當土”。這里雖然已經(jīng)為大食所征服，但國王“及首領百姓”均“敬信三寶，有寺有僧”，流行小乘教法。</p><p class="ql-block"> 慧超還追述了波斯被大食滅亡的大致經(jīng)歷，說大食原來為波斯的“牧駝戶”，后來背叛波斯，殺波斯王，吞并其國?；鄢⒁獾讲ㄋ谷松瞄L經(jīng)商，有許多波斯胡商從西海(今阿拉伯海)泛舟至南海(今印度以南印度洋水域)，向獅子國(今斯里蘭卡)“取諸寶物”，亦向昆侖國(今東南亞)“取金”，還航至“漢地”即中國貿(mào)易。</p><p class="ql-block"> 在吐火羅以東7日程的胡密，慧超遇到唐朝使臣。兩人行路方向不同，但均十分感慨旅途的艱苦和漫長?；鄢髟姙樽R，詩中有句：“君恨西蕃遠，余嗟東路長?！?lt;/p> <p class="ql-block"> <b style="color: rgb(176, 79, 187);"> ?。ǘ┙ㄖ季?lt;/b></p><p class="ql-block"> 寺院中部一股東流的泉水，將遺址分為南、北兩部分寺院就建在泉溝兩側(cè)高3米的低矮沙梁上，習慣上稱為南大寺和北大寺。</p><p class="ql-block"> 寺院建筑順沙梁走向而布局：南大寺的建筑有四排，均坐西朝東；北大寺則不夠規(guī)則，建筑多坐北面南。這些建筑的形制繁多，依據(jù)功能和用途，可分為佛塔、 佛殿、講經(jīng)堂、禪房、僧房和塔墓等。目前殘存的遺跡大多數(shù)是佛殿，主要是中心柱式和像殿兩大類。像殿佛堂又可以分為回廊像殿和較小的方形像殿和佛壇像殿等。</p> <p class="ql-block">1、南大寺遺址</p> <p class="ql-block">佛像殘存</p> <p class="ql-block">2、北大寺遺址</p> <p class="ql-block">3、北大寺遺址中的洞窟</p> <p class="ql-block"> 洞窟位于建筑群北部約一公里的霍拉山脈低矮山腰處由南向北分布。形制主要有兩種，即有前后室的中心柱窟和縱券頂單室窟。洞窟內(nèi)佛像已破壞殆盡，僅存基座。尚存少量壁畫，有云朵紋、纏枝蓮花紋、樂伎、飛天等。</p> <p class="ql-block">4、北大寺遺址中的飛天壁畫</p> <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 rgb(176, 79, 187);">五、保護與開發(fā)</b></p> <p class="ql-block"> 七個星佛寺遺址藝術(shù)價值極高，是佛教傳播最早的主要線路，絲路文化傳播的重要見證，有很高的考古學價值和歷史價值。2006年被列入絲綢之路新疆段重點文物保護工程；2014年投資***萬元實施本體加固工程；2016投資***萬元修建包括看護房、壁畫展示廳、監(jiān)控室在內(nèi)的游客服務中心；2020年被評為國家3A級旅游景區(qū)；2022年12月被國家文務局列入第四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立項名單。</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為深入實施文化潤疆工程、把凝結(jié)著中華民旅傳統(tǒng)文化的文物保護好、管理好、讓歷史發(fā)聲、讓文物說話，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2020年申請七個星石窟遺址保護利用設施建設項目中央內(nèi)預算資金，新建遺址博物館2710平方米，改擴建游客管理服務中心400平方米，改造外圍道路400米，目前博物館主體已完工。2022年新申報焉縣七個星佛寺遺址景區(qū)旅游基礎設施能力提升建設專項債項目，對4100平方米游客綜合服務中心、景區(qū)道路進行提升改造，新建停車場4000平方米及旅游相關配套設施：目前，該項目立項（備案）、環(huán)評、能評、節(jié)能登記、選址、安評、土地勘界、 地勘報告、考古勘探報告、項目設計規(guī)劃、文物影響評估報告、文物保護措放方案、新建博物館展陳大綱評審已完成。</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 項目建成后、文物保護、陳列展覽、文化旅游等方面將得到進一步改善，焉耆縣七個星佛寺遺址也將成為”一帶一路”上的重要名片和傳播絲路文化及對外交流的重要窗口，對新疆大遺址的保護與展示利用起到重要的典范作用，并能以此來弘揚深原的中華文化，推動調(diào)青縣旅游業(yè)上規(guī)模、上檔次，走向一條“以文物帶動旅游，以旅游促進保護”的健康發(fā)展道路。</p> <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 rgb(176, 79, 187);">六、關聯(lián)的外國探險者</b></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18px;"> 阿爾伯特·馮·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1860年—1930年)，德國探險家。</span></p><p class="ql-block">勒柯克出生于大富之家，這使得他有著足夠的金錢和時間投入到中亞地區(qū)的探險活動。1902年，他作為柏林民族人類學博物館館長格倫威德爾的助手參與組織了前往中國新疆吐魯番的探險活動，首次探險大獲成功，因此很快他們便受德國皇帝威廉二世之命再度出發(fā)。不巧格倫威德爾恰好患病，馮·勒柯克便成為探險隊的隊長。</p><p class="ql-block"> 馮·勒柯克以其對于新疆壁畫的切割而聞名，他不顧格倫威德爾的一再反對，第一個采用狐尾鋸對吐魯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內(nèi)的佛教和摩尼教壁畫進行了大規(guī)模切割，其后斯坦因和橘瑞超也采用類似的工具對該地區(qū)的壁畫進行了切割。他的行為遭到了格倫威德爾等人的批評。</p> <p class="ql-block"> 謝爾蓋·奧多諾維奇·奧登堡(Ольденбург, Сергей Фёдорович,1863年9月26日—1934年2月28日) 俄蘇東方學家、俄國印度學奠基人之一。學術(shù)領域甚廣，出版著作約300種。主攻古代和中世紀印度文化和宗教。對俄國藏學發(fā)展起過重要的作用。有關敦煌學的文章有《千佛洞》(1922）、《沙漠中的藝術(shù)》(1925)、留下的《敦煌石窟記述》手稿，是一部值得重視的巨著。</p> <p class="ql-block"> 馬爾克·奧萊爾·斯坦因（1862年11月26日-1943年10月26日），出生于匈牙利布達佩斯，畢業(yè)于倫敦大學，世界著名考古學家、藝術(shù)史家、語言學家、地理學家和探險家。馬爾克·奧萊爾·斯坦因是國際敦煌學開山鼻祖之一，是今天英國與印度所藏敦煌與中亞文物的主要搜集者，也是最早的研究者與公布者之一。</p><p class="ql-block">從1900年開始，斯坦因?qū)⑷可极I給了亞洲探險事業(yè)，從這一年開始到1943年他去世為止（其間他于1910年至1929年任職于印度考古局，1929年退休后變相受雇于美國哈佛大學）。</p><p class="ql-block"> 他分別于1900-1901年、1906-1908年、1913-1916年、1930-1931年進行了他著名的四次中亞細亞考察，考察的重點地區(qū)是我國的新疆和甘肅，所發(fā)現(xiàn)的敦煌吐魯番文物及其他中亞文物是今天國際敦煌學研究的重要資料。</p><p class="ql-block"> 在中亞細亞第二次考查中1907年6月13日，斯坦因攜帶著12大箱寫本、繪畫、織物等各種文物，離開千佛洞經(jīng)敦煌縣城向安西進發(fā)。6月29日至7月3日考察萬佛峽石窟（榆林窟），但未深人研究。然后又考察踏實河、嘉峪關，8月27日到達張掖考察。爾后又西向至玉門關遺址，9月25日再返安西。10月19日，斯坦因到達新疆哈密，11月10日到達吐魯番地區(qū)。在吐魯番，斯坦因考察了高昌故城和交河故城以及一層列石窟，但未進行大規(guī)模發(fā)掘。12月1日，他離開吐魯番前往焉耆，從12月11日起在焉耆西南的舒爾楚克（Shorchuk）周圍“明屋”遺址發(fā)掘，獲大量呈濃郁犍陀羅風格的泥塑晶，考察到23日結(jié)束。</p><p class="ql-block"> 此后，斯坦因經(jīng)鐵門關、庫爾勒，于1906年1月17日到達庫車，25日離開庫車，越塔里木河，再沿克里雅河岸縱穿塔克拉瑪干大沙漠，向和田方向迸發(fā)，3月2日到達和田以北肉法拉德—伯克—葉拉基遺址考察，發(fā)現(xiàn)大量佛教美術(shù)品。</p><p class="ql-block"> 斯坦因在西方學界的地位極高，當代歷史學家歐文·拉提摩爾（Owen Lattimore）譽之為他同代人中集學者、探險家、考古學家和地理學家于一身的最偉大的一位人物”。但是在我國，斯坦因長期以來多被稱為“強盜”。斯坦因在其中亞考察過程中，從我國新疆、甘肅、寧夏等地發(fā)掘并劫走大量的珍貴文物，而且由于他的盲目挖掘，使許多原保存在流沙層中的文物毀于—旦，他的這些行為嚴重地損傷了中華民族的感情。</p> <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 rgb(176, 79, 187);">結(jié)束語</b></p><p class="ql-block"> 七個星佛寺遺址，向我們展示了一段失落的文明，顯示出焉耆佛教藝術(shù)的無窮魅力。它向我們深深地啟示，文化只有開放包容進步，才能獲得永生。焉耆歷史文化的內(nèi)核就是多元文化薈萃的結(jié)晶。這座佛寺遺址曾被外國探險家們大肆竊掘，大量遺物流失國外。這也昭示我們落后就要受欺辱，只有國家強盛，增強歷史自覺和文化自信，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p> <p class="ql-block"> 文化、古跡不只是厚重，如同音樂一樣，開心時入耳，難過時入心，開心的時候，你聽的是歌，難過的時候，你懂得是詞，但真正感動你的不是歌曲，而是你內(nèi)心的故事！</p> <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 rgb(25, 25, 25);">關于焉耆古國與七個星明屋的相關資料</b></p><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 rgb(25, 25, 25);">《西域新疆地區(qū)消失的古國之焉耆國歷史介紹》</b></p><p class="ql-block">謀歷史網(wǎng) - www.l805.cn/2019-07-30 09:20:35/中國歷史</p> <p class="ql-block">它是一個建立在綠洲上的農(nóng)耕生活形態(tài)的城郭，是漢通西域北道必經(jīng)之地。那里土地肥沃，種有稻、粟、麥，兼畜牧；那里的人有喝葡萄酒的習俗，也熱愛音樂；那里資源豐富，文化發(fā)達，佛教在其國內(nèi)有著很高的地位和眾多的信徒，佛教藝術(shù)也曾繁盛燦爛；那里盛產(chǎn)胭脂，也盛產(chǎn)良駒，還有魚鹽蒲葦之饒。那就是焉耆國。</p><p class="ql-block">隱藏在“七格星明屋”背后的焉耆國</p><p class="ql-block">焉耆國，王治員渠城。去長安七千三百里，戶四千，口三萬二千一百，勝兵六千人。擊胡侯，卻胡侯、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擊胡左右君、擊胡君各二人，譯長三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四百里，南至尉犁百里，北與烏孫接。近海水多魚。</p><p class="ql-block">焉耆國，西域三十六古國之一，曾是古絲綢之路上的重鎮(zhèn)。當年玄奘去印度取經(jīng)，從高昌國向西出發(fā)，第一個到達的就是焉耆國。</p><p class="ql-block">玄奘曾經(jīng)對焉耆國這樣描述說：阿耆尼（即焉耆）國的幅員，東西有600多里，南北400多里。焉耆國的都城叫做員渠城，方圓6里以上，四面有山作為屏障，道路艱險難行，因而易于防守。焉耆國境內(nèi)泉水溪流交織如帶，水便被引來灌溉田地。那里四季氣候溫和，舒暢宜人。焉耆人風俗淳樸，互相真摯相處。國境內(nèi)有寺廟10余座，僧徒有2000多人。他們研習的是小乘佛法，所有信徒都恪守戒律儀軌，持身清潔，刻苦勤奮。</p><p class="ql-block">焉耆國具體位于今天新疆焉耆縣境東，是一個綠洲農(nóng)耕生活形態(tài)的城郭。從焉耆縣向西北大約行走30公里，就會看到一處保存著很多古代遺址的地方，維吾爾族人稱之為“七格星明屋”，意思就是“千間房子”。</p><p class="ql-block">柏林印度藝術(shù)博物館藏七格星石窟中的坐佛塑像</p><p class="ql-block">“七格星明屋”是由南、北兩個寺院遺址和一個小型的石窟群所組成的。南、北兩個寺院的規(guī)模非常大，用“千間房子”來形容當年這里的佛寺景象，并不為過。這兩座寺院都是由大殿、僧房、佛塔等建筑遺跡構(gòu)成的，建筑物的墻是采用土坯間雜葦草的砌筑方法，大概是唐朝到元朝期間的建筑遺址，但開創(chuàng)的時間至少可以上推到南北朝時代。</p><p class="ql-block">在北大寺西北山的南面，大約開鑿了10所石窟，有的與別處的洞窟相同，但有的構(gòu)造就顯得比較特別，例如有些洞窟的地面當中設置了一個長方形低壇，低壇的后面立著一個大背屏，直通窟頂，環(huán)繞著這個低壇。這種洞窟是模仿寺院殿堂所做的作法用的佛壇窟，除在焉耆東邊的敦煌莫高窟晚唐與五代時期大型佛壇窟中有相似的形制，就只有焉耆國才有，別處沒有發(fā)現(xiàn)類似的石窟。另外，焉耆佛壇窟頂部還繪有云朵紋、纏枝花紋、波狀套連的枝蔓圖案、菩薩、化生童子等等，都具有強烈的漢族藝術(shù)風格。</p><p class="ql-block">公元692年（大周武后長壽元年），武則天把焉耆確立為安西都護府下面的四鎮(zhèn)之一，漢人在焉耆國的活動很頻繁。所以，七格星明屋石窟里的漢族風格，可能就是在那段時期由漢族僧侶傳到這里來的。七格星明屋石窟里還可以看到龜茲風格的菱形方格紋，這表明，東來西往的佛教僧侶，都在焉耆這個沙漠北道中的重鎮(zhèn)留下了深深的文化烙印。</p><p class="ql-block">可惜的是，今天，中國人很難在焉耆國遺址中找到珍貴的文物了。因為，早在20世紀初期，英國大盜斯坦因、德國大盜勒科克等人就到過焉耆國遺址，對佛教遺跡進行過調(diào)查與發(fā)掘，將大量的精美佛教雕塑品運到了國外，收藏在大英博物館、柏林印度藝術(shù)博物館?，F(xiàn)在，站在石窟前，我們也只能知道，焉耆國曾經(jīng)是一個佛國，是個東西文化交流中心。那么，真實的焉耆國是怎樣的呢？</p><p class="ql-block">西漢初時，焉耆國是匈奴的附屬國。公元前60年（西漢神爵二年），漢朝設置西域都護，在焉耆西南的烏壘城駐扎軍隊，監(jiān)視、保護絲綢之路北道的各國。東漢初年，焉耆被莎車國征服，淪為莎車國的附屬國。公元75年（東漢明帝永平十八年），焉耆國又被匈奴的殘余勢力征服。直到公元91年（東漢和帝永元三年），班超到達西域，降服龜茲，重設都護府，焉耆等國受匈奴挾持，不肯降服。公元127年（東漢順帝永建二年），漢軍攻入焉耆，焉耆王元孟遣子入東漢為質(zhì)，表示歸順。三國時期，焉耆國漸漸強大，成為絲路北道的大國。公元448年（北魏太平真君九年），焉耆被北魏軍打敗，北魏在此設鎮(zhèn)管轄。經(jīng)此一敗，焉耆國勢大衰，不久就又被柔然、高車控制，又被嚈噠（yàn dā）破滅。后來，焉耆龍姓王族重新執(zhí)政，焉耆國才重新振興。</p><p class="ql-block">之后，焉耆國又曾先后附屬于西突厥、鐵勒、隋朝。唐朝時，焉耆國與唐朝加強了聯(lián)系，武則天就在焉耆設立了西域都護府，焉耆成為唐安西都護府下屬四鎮(zhèn)之一。但唐中期爆發(fā)了安史之亂，對西域的控制力下降，吐蕃趁機攻占了焉耆。不久，回鶻打敗吐蕃，焉耆歸屬漠北回鶻汗國，國王與回鶻族官吏共同執(zhí)政?；佞X汗國崩潰后，回鶻人進入焉耆國，成為統(tǒng)治者，焉耆龍姓王朝終結(jié)，直到蒙古興起后，焉耆國仍是回鶻人的領地。13世紀末，回鶻人的畏兀兒王國滅亡，焉耆也結(jié)束了獨立或半獨立的時代，不復以國的形式存在了。</p><p class="ql-block">西域神駒焉耆馬</p><p class="ql-block">說到寶馬良駒，很多人都知道當年的大宛國有號稱“天馬”的大宛馬，卻很少有人知道焉耆馬也是久享聲譽的優(yōu)良馬種。早在漢朝時，焉耆馬就在中原和西域享有盛名，到隋唐時，焉耆年產(chǎn)馬達10萬匹。</p><p class="ql-block">早在漢代，土著焉耆馬就以耐走、輕捷、靈活、平穩(wěn)等特長在中原和西域享有盛名，與馳名全國的伊犁馬相媲美，后與中亞馬雜交，特性更加明顯。它體質(zhì)結(jié)構(gòu)堅實，較蒙古馬緊湊、秀麗，毛色有騮毛、黑毛、粟色海騮等。焉耆馬的身架緊湊適中，馬頭秀麗壯美，馬眼炯炯有神，馬耳長立威風凜凜，鼻孔大有吞千里之勢，嘴鄂寬有嘗百草之福，頸中等長，多為鹿頸，傾斜適度，馬背高長而挺拔，馬胸發(fā)育適度。寬深端正，腹形良好，四肢長而壯實，蹄形小而善奔馳。體長一般為1.45米左右，體高1.40米左右，胸圍1.7 米左右，體重350公斤以上。騎乘速度1千米為1分23秒，5千米為8分23秒，單馬載重為600千克。焉耆馬特別善走，甚至初生幼駒即行側(cè)步，故有“焉耆馬胎走”之美譽。</p><p class="ql-block">焉耆馬還有“龍駒”、“海馬”之美稱。關于這兩個名稱，有一段神話傳說。</p><p class="ql-block">在焉耆，有一座博斯騰湖，神話中稱之為西海。掌管西海的西海龍王有三個兒子，心地都非常善良。有一年，焉耆地區(qū)火神當值，大地久旱，牧草枯萎，人畜都餓死了，西海龍王的三個兒子看著不忍心，背著父親，違反天條，吸貯了西海之水后騰空而起，行云布雨。驟然之間，天地間風馳雷鳴，瑞雨普降，一晝夜，三位龍子就用甘霖驅(qū)除了旱災，拯救了焉耆。盡管三位龍子做了好事，卻冒犯了天條，因此被貶為馬，放逐焉耆。龍王之子所化的神馬，與凡馬代代交配繁衍，焉耆從此遍布神駿。因為這些馬是龍王之子的后代，焉耆人于是就稱之為“龍駒”、“海馬”。</p><p class="ql-block">這當然只是神話。事實上，說焉耆馬是“龍駒”，是因為它善于奔馳。一匹好的焉耆馬，每天可跑300公里。古時，驛站從新疆往北京傳遞消息，用的是每天1200里的加急傳遞，奏報五六天必須到北京，而皇帝的命令也必須五六天傳到焉耆。當時用的就是幾十匹焉耆馬接替?zhèn)鬟f，保證了奏報、旨意傳遞的時間。因此，焉耆馬聞名天下，被稱為“龍駒”。而且，焉耆馬勇于爬山，善于涉水，走過一遍的路一輩子也忘不掉，就像龍一樣有靈性、聰明。</p><p class="ql-block">“高大宏偉之城”中埋藏著什么</p><p class="ql-block">在焉耆國舊地，有一座古城遺址。當?shù)鼐S吾爾人稱之為“博格達沁”，漢語的意思是“高大宏偉之城”。這座高大宏偉之城，就是是漢代焉耆國的都城——員渠城，也是唐代焉耆都護府治所。</p><p class="ql-block">整個博格達沁古城略呈長方形，周長約3公里，占地6平方公里?，F(xiàn)存的城墻均呈現(xiàn)出平直、堅實的姿態(tài)。</p><p class="ql-block">據(jù)史書記載，焉耆國土壤肥沃，生產(chǎn)稻、粟、菽（shū）、麥，有魚鹽蒲葦之饒，還出產(chǎn)棗、葡萄、梨等水果。這證明農(nóng)業(yè)是當年焉耆國重要的生產(chǎn)手段和生活來源。而農(nóng)業(yè)的前提是水源。博格達沁古城的護城河在這方面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p><p class="ql-block">在博格達沁古城還叫做員渠城的時候，焉耆人就是在護城河中取水。但到了唐代，博格達沁古城的居民發(fā)生了變化：唐代焉耆國的都城成為一座軍城。守夜的士兵在堅實的城墻上巡邏，時刻防衛(wèi)敵人的襲擊。博格達沁古城的護城河，從保障生活的源泉變成防御敵人的屏障。</p><p class="ql-block">在歷史上，曾經(jīng)發(fā)生過古焉耆國遷都與否的爭論，據(jù)《史記》和《漢書》記載，焉耆國開國之時，焉耆王修建了員渠城，作為國都，而《后漢書》的西域傳卻說焉耆國王住在南河城，那么南河城就變成了焉耆國都。但在其后，《魏書》和《北史》的《焉耆傳》中，又說焉耆國都在員渠城。難道是焉耆國遷都南河城后又遷回員渠城嗎？后來，人們判斷，南河城和員渠城指的都是一座城，“員渠”之名很可能是焉耆語的異譯，就是將國名和都城的名字相統(tǒng)一；而“南河”這個名字大概是漢人以都城的地理位置來命名的，不是焉耆人固有的稱呼。</p><p class="ql-block">這個推測被著名的集探險家與盜賊兩大頭銜于一身的英國人斯坦因證實了。19世紀末，斯坦因到焉耆考察后發(fā)現(xiàn)，漢代的南河城和焉耆國員渠城是同一個地方，也就是現(xiàn)在的博格達沁古城。這座古城就是當初的員渠城，位置又正在開都河南岸，與“南河城”古名相符。</p><p class="ql-block">博格達沁古城殘存的古城墻，從地面起算，大約有十幾米高，長約20米，厚度也有5米左右。由此可以想見，當年的員渠城剛剛建成時，整座焉耆都城該是何等雄偉壯觀。</p><p class="ql-block">整個古城里還剩有三四處殘余的城墻。每處城墻都有許多的洞穴，大概有貯藏室作用，也可用來躲避箭矢。在東南角和西南角分別有兩處很開闊的缺口，寬約10米，可能是當時兩處城門所在。</p><p class="ql-block">博格達沁古城的中部還有兩個大土堆，是城中主要建筑塌后的遺留物。古城周圍有許多防衛(wèi)建筑，都是用巨型土坯壘砌的堡壘狀建筑。內(nèi)有高臺、住房，外有圍墻。</p><p class="ql-block">焉耆人喜歡經(jīng)商謀利，據(jù)《魏書?焉耆傳》記載：“其珍奇異玩殊方譎詭不識之物……舉國臣民負錢懷貨?！边@在古代西域其他國家里是不多見的，反映出焉耆當時很重視商業(yè)，市場極其繁榮。在博格達沁古城，曾出土過漢代五銖錢幣，另有唐代“開元通寶”、“大歷元寶”、“建中通寶”等錢幣以及波斯薩珊王朝的銀幣。除此之外，金銅飾件、料珠、石珠也有發(fā)現(xiàn)。遺址中發(fā)掘出的罐、瓶、盤、杯、燈、鍋等陶器也很多，屬北朝和隋唐遺物。漢代的銅鏡、包金鐵劍、金帶扣和裝飾品等物品也有很多，其中，金質(zhì)帶扣在我國現(xiàn)存只有兩個，博格達沁古城里就發(fā)掘出了其中一個。</p><p class="ql-block">博格達沁古城還出土過極為精美的三耳紅陶罐，器壁很薄，制作精細，在每個耳上都有一個模制的頭像，臉形圓潤，有的神情安詳，有的莊重嚴肅。造型十分精美，功底厚重，形式別致。</p><p class="ql-block">在焉耆的其他幾處遺址，考古人員還發(fā)現(xiàn)了許多圓形坑穴和墓葬，坑內(nèi)儲藏的都是糧食，而墓葬則發(fā)現(xiàn)了大量的動物骨頭，證明當時的人們已經(jīng)有意識地貯藏食物和飼養(yǎng)家畜。</p><p class="ql-block">在博格達沁古城周圍，有7處防衛(wèi)建筑，當?shù)厝艘蚱渫辽煌謩e以黑、青、白疙瘩命名。在古城東約0.5公里處，還有一座“衛(wèi)星城”，周長約1400米。</p><p class="ql-block">博格達沁古城北有天山做護衛(wèi)，西有霍拉山為屏障，南有庫魯克山為扼咽喉的鐵門關，東有博斯騰湖為依托，是一塊攻可勝、退可守的重地。從城池的選點到建筑設計規(guī)劃，無不看出焉耆統(tǒng)治者的良苦用心和建筑師的精湛技藝。</p><p class="ql-block">1000多年過去了，員渠城變成了博格達沁古城。當初輝煌一時的古焉耆國都此時已被挖盜者掘得一蹋糊涂。宏偉之城在風霜雨雪的侵襲和盜墓者的盜挖下，變得千瘡百孔。在未來的某一天，這所有的一切都將消失殆盡，焉耆國，也將無處可尋。</p><p class="ql-block">焉耆國大事記</p><p class="ql-block">公元前60年（西漢神爵二年），漢朝設置西域都護，在焉耆西南的烏壘城駐扎軍隊，監(jiān)視、保護絲綢之路北道的各國。</p><p class="ql-block">東漢初年，焉耆被莎車國征服，淪為莎車國的附屬國。</p><p class="ql-block">公元75年（東漢明帝永平十八年），焉耆國被匈奴的殘余勢力征服。</p><p class="ql-block">公元127年（東漢順帝永建二年），漢軍攻入焉耆，焉耆王元孟遣子入東漢為質(zhì)，表示歸順。</p><p class="ql-block">公元448年（北魏太平真君九年），焉耆被北魏軍打敗，北魏在此設鎮(zhèn)管轄。不久，焉耆先后被柔然、高車控制，又被嚈噠（yàn d?。┢茰?。后來，焉耆龍姓王族重新執(zhí)政，焉耆國才重新振興。</p><p class="ql-block">公元692年（大周武后長壽元年），武則天把焉耆確立為安西都護府下面的四鎮(zhèn)之一。</p><p class="ql-block">安史之亂（公元755年～762年）后， 吐蕃攻占焉耆。不久，焉耆又歸屬漠北回鶻汗國?；佞X汗國崩潰后，回鶻人進入焉耆國，焉耆龍姓王朝終結(jié)。</p><p class="ql-block">13世紀末，回鶻人的畏兀兒王國滅亡，焉耆也不復以國的形式存在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