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p></p></h1><h1><span style="color: inherit; font-size: 15px;"><b> 序</b></span></h1><br><h3> 今年3月8日,原鄂城縣城關高中高二(1)班舉行了畢業(yè)50周年同學會,并且還邀請了我們的班主任王桂萍老師。見到了疫情后的老師和昔日的同學們,看到一張張曾經(jīng)熟悉的面孔，讓我感慨萬千，感嘆時光冉冉、歲月如梭、今春相見、分外高興。說不盡的話語、道不完的往事、把酒言歡、飲茶暢聊。乘坐的旅行車上,可巧的是我們的班主任王老師正好在我的前排。她笑著對我講:“杜國崢，你寫的幾篇文章我都看過,寫的挺好的，我雖然在微信同學群里很少發(fā)言，但我經(jīng)常在關注同學們”。晚餐后，我們幾個去王老師餐桌前道別，王老師忽然笑著對我說了句:“我期盼著你的新作！”?；丶液笪宜尖庵倪@話，應該不會是開玩笑的，況且她已是80多歲的老人,我可不好違了她的意愿。</h3><br><h3> 寫什么呢？文學寫作不是我的擅長。我喜歡股票,沒事時便在自媒體上寫點投資類的小文章,想著橫豎也是寫，不如借助個人媒體將就寫了。上回寫了《我的知青夢》，那是寫同學們高中畢業(yè)后去農(nóng)村插隊的生活,那這次何不補上我們中學時代的一些生活呢？況且,王老師也是喜歡回憶那個時期生活的,畢竟她和我們相處過N年?；貞浝蠋熌窃?jīng)的關懷，同學的相伴,這些回憶是我們終生受之不盡的幸福,也是一筆私有財富。<br> 2023年春季同學會后</h3><br> <b>我 們 的 中 學 時 代</b><br><br><h3> 上個月讀到一篇關于北京1969屆初中生畢業(yè)的遭遇，大意是69這一屆的初中生幾乎就沒有上過什么學，其真實的文化水平只是小學生，文革開始造反,頭三年就這么混過去了，最后直接全部下放，而且去的都是邊疆。1966年的文革突然來臨，對于這個特殊群體來說是傷害無窮，相對于他們而言，我們當時要幸運的多了。</h3><br><h3> 上面說的這個群體，其實跟我一樣，都是1966年夏季的小學畢業(yè)生。</h3><h3><br> 一、嚴厲的小學班主任</h3><h3><br> 1966年,我當時在鄂州縣新民街小學讀六年級，班主任是梅志學老師。梅老師是一個正規(guī)的師范大學畢業(yè)的老師，這在當時的小學里還是為數(shù)不多，那個時候初中生可以當小學老師，相比之下，他的學歷顯得有些過高了。梅老師教學嚴謹，對待學生嚴格要求，記得我上三年級的那會兒，一個冬天早上，天還下著雪，我起晚了一點結(jié)果遲到了。當我氣喘喘地跑到學校三(3)班教室門口,站在門外喊了一聲:“報告！”的時候，梅老師頭也不回地大聲的說了一句：“你就站在外頭吧！”結(jié)果,我在教室門外的屋檐下足足站了半個小時，直到下課鈴響了這才哈著氣搓著發(fā)紅的雙手回到我座位上。這事如果發(fā)生在現(xiàn)在，那家長還不告到了市里，老師也得挨個處分，不過,在當時這是再尋常不過的事了,以至于文革開始時,個別學生還記恨他的嚴厲,街上遇到他時還搞點惡作劇。</h3><br><h3> 二、奇異的新聞</h3><h3><br> 我上6年級那會兒,在小學六(3)班，當時上課并不在新民街小學內(nèi)，而是在東門電影院前面的一座民房里，估計當時學校在維修吧。臨近快畢業(yè)的那幾個月，同學們在教室里昏暗的燈光下聽老師講課。民房是一個十幾平方米的廂房，周圍全是木板釘上去的,我們叫“鼓皮”。那時候的人喜歡將些舊報紙或雜志打上漿糊“閉”上去,使得室內(nèi)明亮和干凈些。然而，每當我聽課開小差時,卻被“鼓皮”上雜志的新聞所吸引住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燕山夜話》、《三家村李禮記》，還有對鄧拓、吳晗和廖沫沙的批判文章?？疵靼缀蟛胖肋@伙人被打成了“三家村”反黨集團。我當時還是小孩，當然不會領悟到里面的意思，只是覺得好奇，殊不知中國一場史無前例的運動即將到來。</h3> <h5> ( 圖:“批判三家村”)</h5> <h5></h5><h3> 三、錄進鄂一中</h3><h3><br> 1966年6月份，我小學畢業(yè)。當時縣城關只有二所中學,一所是“鄂城縣第一中學”、另一所是“城關鎮(zhèn)民辦中學”，均為初中。畢業(yè)時，全縣小學生到鄂鋼子弟小學參加中學入學考試。說是進行入學考試擇優(yōu)錄取，實際上還穿插了政治因素，好些個成績好但家庭出身及社會關系有問題的同學,后來被分配到城關鎮(zhèn)民辦中學?？荚嚱Y(jié)束之后，我有幸被錄入了“鄂城縣第一中學”。鄂一中可是全縣學子向往的地方,封建社會稱作儒學,是秀才們上學之地，我被編入了一年級三班，記得班主任是個叫陳楚凡的數(shù)學老師。</h3><h3><br> (一)、文革爆發(fā)</h3><h3><br> 我于1966年9月1日進鄂一中,然而,開學不到一個月全國文革就爆發(fā)了。一天，黃石XX中學來了些學生到一中串聯(lián)，他們鼓動學生們將教室的課桌搬到操場上,并拉上橫幅標語,宣傳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謬論,并將全國各地的造反形勢用傳單散發(fā)開來,不到一周,學生們都被動員起來了。無懶，學校被迫停課。此后,學生們紛紛帶起了紅衛(wèi)兵袖章,上街高喊：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口號。一時間學校和街上大字報鋪天蓋地,傳單滿天飛。記得當時規(guī)定3人可成立一革命造反組織，號稱某某某紅衛(wèi)兵戰(zhàn)斗隊；人多的話可號稱紅衛(wèi)兵某某造反兵團；可刻制公章；校方免費提供印刷機、油墨、鋼板、紙張等宣傳品。在高喊破四舊,立四新的口號鼓動下，一中的一群學生在別有用心人的帶領之下,拿著繩索、鋼釬、木棍等工具，沖上了西山古靈泉寺，將寺中的四大金剛、如來佛祖、18羅漢、套上繩索扯下殿堂,可憐的菩薩們被砸了個精光，真是作孽呀！好在我們還小，剛進學校不久,一年級的學生沒有參加到這個“打砸”的活動中。</h3><br><br><br><br> <h3> (圖:文革破四舊)</h3> <h3> (二)“串聯(lián)”</h3><h3><br> 1966年9月份,中央號召紅衛(wèi)兵到北京及全國各地“大串聯(lián)”，宣傳革命精神，路上食宿、交通均由國家財政支出。隨之,高校師生“大串聯(lián)”開始,之后,“大串聯(lián)”逐步蔓延到中學。在天安門毛主席多次接見紅衛(wèi)兵的激動人心新聞鼓舞下，一中的同學陸陸續(xù)續(xù)地結(jié)隊去北京和上海串聯(lián)。這一年入冬后天氣特別的冷,一天,天上還飄著雪花,記得有一隊學生打著紅旗從十字街經(jīng)過,他們身背背包,看樣子是徒步串聯(lián),然而他們身上卻還穿著單衣,待他們問路時才知道是從廣東徒步過來的。后來,從上海串聯(lián)的同學回來說,由于都沒出過遠門,衣服帶的少,在上海凍的要命,好在有介紹信可以找“接待站”(當時全國各地設有接待站接待紅衛(wèi)兵),接待站給他們免費發(fā)了大衣,沒錢了,還可以打借條借點錢。反正那時出去串聯(lián),吃飯、住宿、乘車都不要錢,大伙就當出去見下世面。大串聯(lián)是特殊時代難得的一次“免費旅游”,多數(shù)學生外出是因為機會難得，他們想用“革命的名義”出去逛逛。我當時剛滿13歲,膽小，只是約了幾個同學,開了張介紹信,半夜12點鐘去小北們碼頭搭漢九班“洋船”去漢口。船上沒座位,我們下到底倉,在鍋爐門前,曲轉(zhuǎn)著身體瞇著眼睛看著爐門里竄動著的火苖,將就著蹲了一夜。第二天8點到了江漢關碼頭。下船后,我們胡亂地找了家接待站,接待站工作人員給我們登記完畢后,發(fā)放了進餐券、客車票、電車票。晚上,工作人員抱來了棉被給我們打地鋪睡覺。鄰近地鋪上圍著一群人在聊天,個個都不穿內(nèi)衣,光著膀子，一打聽,原來是河南老鄉(xiāng)。“聽說不穿內(nèi)衣是方便捉虱子”,我們幾個小聲笑著說:“早聽說河南老鄉(xiāng)不穿衣服‘困醒’原來是真的,今晚莫把虱子過到我們了”。一會兒,來了工作人員,給我們串聯(lián)的學生每人“請”了一枚毛主席小像章,大家高興壞了,我立即將這枚珍貴的像章別在胸前,想著有吃有喝,明天還能上街“見見廣”，竟不知不覺的睡著了。</h3> <h5></h5><h3> 據(jù)史料統(tǒng)計,從1966年8月到11月，天安門檢閱的紅衛(wèi)兵總計達1,100萬人,創(chuàng)造了世界檢閱史上的奇觀。直到1967年3月,中央停止全國大串聯(lián)后,紅衛(wèi)兵串聯(lián)才停止下來。67年春季,上面通知我們返回新民街小學“鬧革命”,學生們在母校貼大字報、刷標語,還把個別老師弄出來批斗,殊不知這樣做是傷害無辜。就這樣打打玩玩,瞎折騰了2年。 66這屆的鄂一中一年級學生僅上了幾天課,更談不上畢業(yè)。</h3><br> <h3> (圖:紅衛(wèi)兵串聯(lián)到北京)</h3> <h5></h5><h3> 四、再上初中</h3><h3><br> 1969年,折騰了2年的大串聯(lián)、大批判、大武斗、大造反基本結(jié)束,上面要求“復課鬧革命”。為對應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精神,此時,原“鄂城縣第一中學”改名為“鄂城縣城關鎮(zhèn)五七中學”(初中不設高中)。</h3><h3><br> (一)、分班</h3><h3><br> 由于全國大部分中學文革頭3年停課,沒有招生,怎么辦?不知當時是那位專家想出來個高招, 即“三屆合并”，將66、67、68屆小學畢業(yè)生同步升入初中一年級,由此,才有了“小三屆”之說,而“老三屆”則是指中國文化大革命爆發(fā)時在校的66屆、67屆、68屆三屆初、高中畢業(yè)學生。當時在中學的初、高中學生因文革造成在校的堆積，到1968年出現(xiàn)了古今中外絕無僅有的六屆中學生同年畢業(yè)的奇景，造成了巨大的就業(yè)危機，這就是“老三屆”的由來,也是后來知識青年到農(nóng)村去接受貧下中農(nóng)再教育的根本原因。<br> 那時，學校呈軍隊建制,年級分為連、排、班,入校后我被分到“五七中學”一連3排。</h3><br><h3> (二)、“工宣隊”駐校</h3><h3><br> 當時學校行政組織為校革委會,實際掌管領導權的則是校“工宣隊”?！肮ば牎笔恰拔母铩逼陂g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簡稱，與執(zhí)行相同任務的解放軍“軍宣隊”一起被派往大、中學領導工作,農(nóng)村學校則由貧下中農(nóng)組成的“貧宣隊”管理。<br> 我們五七中的“工宣隊”則是由縣第一建筑公司派駐,解放中學則是由縣酒廠派駐。所謂“工宣隊”他們基本上都是小學畢業(yè)水平,根本不懂教學,也就是在學校瞎咋呼。我校工宣隊當時隊長姓杜,矮墩墩、有點胖,外號叫杜胖子,脾氣暴躁。一次操場上軍訓喊口令 ,后面同學打鬧,我步伐沒跟上,杜胖子勒令我出局在操場外罰立正,其實我跟他還是正宗的“家們”,估計他不知道，回家后我告訴爸,爸氣得直罵他:“豬呀!”。</h3><h3><br> (三)、“洋氣”的女老師</h3><h3><br> 當時,我們一連3排班主任是教英語的呂家林老師，呂老師的英語據(jù)說是年輕時在天主教堂跟外國神父學的,怪不得口語蠻純正。一連1排的班主任是個年輕的女老師,同時也是我們班的數(shù)學老師,據(jù)說是從海南島來的,叫王桂萍,而且還是個正規(guī)大學數(shù)學專業(yè)畢業(yè)的。第一次見到她時,同學們情不自禁的喊出聲來:“哇塞!好洋氣哦!”。她個子挺高的，身材苗條，人也長得挺漂亮。烏黑的頭發(fā),彎彎的眉毛下面嵌著一雙大而有神的眼睛。特別是讓女生們羨慕的是垂掛在耳旁的一對長長的辮子,辮尾還用毛線結(jié)著兩只紅色的蝴蝶結(jié)，走起路來左右擺動,好像兩只漂亮的蝴蝶在花叢中飛舞。她還講著一口標準的普通話,班上的同學都羨慕死了。王老師教我們幾個班的數(shù)學,既慈祥而又嚴厲,并且責任心強,是個關心和愛護學生的好老師。記得初二即將畢業(yè)時,同學們面臨的是進高中繼續(xù)學習還是下鄉(xiāng)去農(nóng)村插隊的抉擇。一排的萬建平同學平時學習成績不錯,但他卻作出了下鄉(xiāng)插隊的決定,當王老師得知這個消息后,當即去他家中進行家訪。通過與他父母交流后,才得知他家中只有父親1人工作,母親在家做家務,下面還有弟妹幾個,生活比較拮據(jù),為了使弟妹們還能上學,他不得已才作出棄學下鄉(xiāng)的決定。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后,王老師語重心長地對萬建平同學的父母說:“不要輕易作出棄學的決定,孩子是我們的未來,也是一個家庭的希望,棄學會影響孩子以后的人生發(fā)展,人生只有一條路不能選擇——那就是放棄之路。眼下家庭雖有些困難,熬一熬也就過去了”。聽完王老師一翻肺腑之言后,萬建平的父親終于被感動了,他含著淚花說:“王老師你放心,就沖你家訪這份心,就算砸鍋賣鐵,也要讓孩子上高中”。后來,萬建平每每提到這事時說:“是王老師的那次家訪才使我重新作出了選擇,因而改變了我的人生命運,才使我后來能走到省電力廳中層領導干部的崗位上,否則我如今還不知道咋樣呢！”。</h3><br><h3> (四)、戰(zhàn)備與軍訓</h3><h3><br> 1969年，蘇聯(lián)入侵珍寶島,中蘇兩方不斷向邊界增兵,戰(zhàn)爭一觸即發(fā),在毛主席“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精神指導下,全國城市掀起了人防工程建設的熱潮,即挖戰(zhàn)備洞。當時學校組織挖戰(zhàn)備洞是避免空襲時學生有地方疏散。同學和老師們在教學樓與三眼橋之間的空地上開挖起防空洞來。全校以排為單位，各排又分幾班干活。A班下到地洞里用鋤頭、工兵鏟、鋼釬刨土、B班用籮筐將土一筐筐吊上來、C班則負責用板車將吊上來的土從三眼橋轉(zhuǎn)運到校外的明塘湖堤上。那時候我們干活不感覺累,愿意挖洞，反倒不愿意上課,覺得挖洞不動腦筋還沒作業(yè),很好玩呢！</h3> <h3> (圖:學校挖防空洞)</h3> <h5></h5><h3> 除了學習外,每周有幾次軍訓活動。軍訓時按連、排、班編隊，主要有學唱軍歌、練站軍姿、編隊形、操練步伐、跑步走等。在訓練過程中，大家越練越有勁，逐漸養(yǎng)成了整齊劃一、令行禁止和嚴守紀律的習慣，也培養(yǎng)了大家迅速、準確、協(xié)調(diào)一致的作風。同學們最喜歡的是練刺殺和學打民兵拳。請來的教官先分解、后連貫，先練單個動作，后練分隊動作，講解與示范相結(jié)合。練到高興時,操場上殺聲震天。休息時三兩同學還喜歡將木槍拿在手上,相互打鬧。</h3><br><br> <h3> (圖:學生開展軍訓活動)</h3> <h3> (五)、“外號”與時髦</h3><h3><br> 有意思的是,從中學時代起,大部分男同學都被人取了個“外號”,比如馬棒、彭霸、吃糠、長子、八號、涂飆等,我當時長得痩長,自然被取了個“豆角”的“外號”，也算是“實至名歸”。班上的同學除老師點名外,下課后基本上是互喊“外號”,直到下放以及日后工作了,老同學見了面還是不忘叫“外號”,問其姓氏名誰,用手撓了下腦殼,竟一下答不出來。幾十年后同學聚會還有人叫我“豆角”,哈哈！這“外號”象注冊了似的終身伴隨。中學的孩子互取“外號”主要是調(diào)皮，二是“外號”容易拉近彼此距離?！巴馓枴睅缀跏敲總€中學生的標配,不僅男生有,女生也有。現(xiàn)在還能清晰地記得一些人的外號，并能以“外號”為紐帶回憶起那時伙伴們的一些趣事,也不失為老來快樂。<br> 此外,初中男同學都好追求時髦。那時,武漢青年人時興什么,用不了多久就傳到鄂州來了,比如,男生喜歡去理發(fā)店,將額上頭發(fā)吹個“大菊花”,班上傳庸功、蔡光等同學,常常在家中弄好了頭發(fā)再上學。還有些男同學喜歡去裁縫鋪改褲子,將褲管縮小,當時叫“烤板褲”。班上的王際平同學是個改褲的能手,因為他家有臺縫衣機,同學們放學后,喜歡去他家求他改褲子。那時,穿衣服是“新三年、舊三年、縫補縫補又三年”。最容易磨破的地方是肩頭和膝蓋頭,怎么辦?我們就找塊厚點的,顏色相近的舊布,按肩、膝蓋頭大小剪開,然后用縫衣機“讀”上去。班上彭俊同學他縫補蓋頭的手藝最好,一圈圈羅紋線“讀”得是既好看,又厚實,還經(jīng)磨。那個年代生活水平差,衣著只講實用,沒有誰去笑話誰,就連老師也有穿了打補丁的衣服上課呢。</h3> <h3> (圖:初中一連三排畢業(yè)照)</h3> <h3></h3><h3> 五、升入高中</h3><h3><br> (一)、重新編班</h3><h3><br> 經(jīng)過二年的初中學習后,我們于1970年年末畢業(yè)。當時畢業(yè)去向的選擇是:不愿升高中的安排下鄉(xiāng)插隊和投親靠友；愿繼續(xù)讀書的可升至高中,實行自愿報名。然而,有不少的同學選擇了下鄉(xiāng)，這些同學大部分去了涂鎮(zhèn)，據(jù)說條件很艱苦。<br> 1971年春季,“鄂城縣五七中學”改名為“鄂城縣城關鎮(zhèn)高級中學”, 改名后學校不再設初中部。原城關66、67、68屆的小學畢業(yè)生基本上是在“五七中學”和解放中學(原解放街小學升級),讀了2年后畢業(yè)，此時這屆3屆小學畢業(yè)生又同步在“城關高中”會合了,這算是“文革”留下的后遺癥吧！校名變更后,高中一年級設為7個排。待高中二年級下學期時，學校進行了大“重組”，撤銷軍事建制,高中縮為6個班,學校將原6排撤銷,學生分別插到高二(1)、二(2)、二(3)、二(4)、二(5)、二(6)班。</h3> 我所在的高一(1)班是由原初中三排和初中一排合并的,王桂萍老師此時成了我們高一(1)班的班主任,杜仲耀老師則教我們語文課。到高二時,我們(1)班的同學由于“重組”增加到50多名,年齡也相差3-6歲左右，當然,現(xiàn)在的中學生是無法理解那個時候的奇葩現(xiàn)象。<div><br> (二)、上課<h3><br> “文革”時期的學制根據(jù)“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的最高指示，初中、高中統(tǒng)設為二年制。學習科目主要是,語文、數(shù)學、外語、歷史、生物(有叫自然)、工農(nóng)業(yè)基礎知識等，課本都不算厚,薄薄的,象小冊子,外加體育課。高中階段則增加了物理和化學。教材呈現(xiàn)出很多匪夷所思的特點。基本上以領袖語錄貫穿全書。一是領袖的詩文和文章、二是大批判文章、三是斗私批修文章、四是表現(xiàn)亞非拉革命友誼及反帝反修文章。特是魯迅作品等文章。魯迅先生的文章由于階級影射性強，且比較深奧和內(nèi)涵,比如《論“費厄潑賴”應該緩刑》學生無法理解,每逢學到他的課文時,同學們都提不起精神來,只到現(xiàn)在,中學生最怕考試時出這種題。另外XX統(tǒng)帥的文章或語錄也列入教材學習。其實文革時期的課堂水份大，整個學期穿插了學工、學農(nóng)、學軍、大批判活動，有些教學水平高,甚至對學術有一定研究的教師被打倒,語文課基本變成了“政治課”。毛主席文章和詩詞、馬列文章、魯迅雜文占50.2%；樣板戲選場、評論、總結(jié)、家史和通訊占37.3%；古代詩文僅占2.4%。連數(shù)學課也成了“階級斗爭”的憶苦思甜課。</h3></div> <h3> (圖:文革時期 上,數(shù)學課本,下,語文課本)</h3> <h3> 記得有一個時期,早上上課前和下午放學前,人人胸前要別一枚毛主席像章，手舉一本“紅寶書”對著墻上的毛主席畫像高喊:“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敬祝XX統(tǒng)帥身體永遠健康！永遠健康！” ,美其名曰叫“早請示,晚匯報”。</h3> <h3> (圖片:文革時期學生“早請示,晚匯報”)</h3> <h5></h5><h3> (三)、團支部</h3><h3><br> 中學時代的團支部對于當時的年青人是很有吸引力的,畢竟團組織常會開展一些有趣活動,而且入了團,則表示自已積極要求上進,政治面貌也會好看些。我們班上的團支部書記是位女生,叫牛俊濤,她還擔任過班長,同時還是校學生會的主席,咋一看這職務,就知道是一位很有能力的女生。高二時我向她提交過入團申請書,她也找我談心過多次,在她的幫助下,我改進了各項活動中的不足,下學期,我光榮地加入了團組織。記得團支部響應學校號召,開展學工活動,要求每個班至少要拿出一件成果來,由于我對電氣很感興趣,便和幾個同學一起制作電容器和小型變壓器,牛俊濤非常支持我們的活動,并親自開了介紹信,和我們一起拿著做好的電容器去縣廣播站測試。后來,在全校學工總結(jié)大會上,校領導拿著我班這個2個“成果”說:一班拿出的這些成果,是學用結(jié)合的典范,值得全校學習的。</h3><br> <h3> (圖片:高二(1)班團支部)</h3> <h5></h5><h3> (四)、學哲學運動</h3><h3><br> 高中某個階段,全國掀起了“學習毛主席哲學思想要帶著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jié)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熱潮。那段時候,學校師生“酷愛”學哲學,毎個人都要寫學習心得和體會。先是每人在小組會上宣講,然后抽出部分同學在班上宣講,各班又推薦出講得好的同學到學校宣講。學校東大門右側(cè)靠圍墻處,原是個舊倉庫,為了開展好學哲學運動,便臨時將倉庫改作小禮堂(運動結(jié)束后改成了校鑄造車間),每逢周末,小禮堂熱鬧極了,各班高手,紛紛走上論壇,開講題目有“一分為二”看問題、還有的是論“對立統(tǒng)一”的規(guī)律性、再有從“量變到質(zhì)變”的結(jié)果、“內(nèi)因外因”的轉(zhuǎn)換,名目繁多,“高手”們結(jié)合實際，內(nèi)容由淺入深,講得很自然，我們從中也受到了啟發(fā)。每逢禮堂召開宣講會,同學們都很開心。據(jù)說,當時黃岡羅田縣的丁鳳英,就是在那個大眾學哲學講哲學的年代里脫穎而出,從一個普通農(nóng)村女青年,逐步成長為黨的高級領導干部的。</h3><br><h3> (五)、學工活動</h3><h3><br> 那時候,根據(jù)“最高指示”學校普遍開展學工活動。學工活動基本上是采取走出去和請進來的二種方式。初中時,學校是釆取走出去的辦法。記得初中時,我班是去樊口二機廠學工。每天5點鐘就起床,洗漱后將頭天剩下的飯菜煮了一鍋“燙飯”，吃完之后就急匆匆地從城關步行到樊口二機上班。二機廠有電工、車工、鑄造工、行車工、機電工等工種,我被分配到電工組。帶我的師傅是個老電工。他每天帶我在廠區(qū)和車間內(nèi)架線、豎電桿子、檢修電路,我對電器是比較感興趣的,所以學的也認真,師傅也蠻喜歡,星期天還叫我去他家玩。除了學電工外,我還向機電車間的技術員學習,并結(jié)合課本上的知識請教他們電動機線圈嵌繞技術。這次學工雖然時間只有1月,但通過這次學工,我學到了不少課本上學不到的東西,為日后自已的愛好打下了一定的基礎。</h3> <h3> (圖:中學生進工廠學工活動)</h3> <h3> 到了高中階段,學工活動是釆取請進來的辦法。我們學校成立了校辦工廠(主要是鑄造車間+小型電動機制造),聘請了縣鍛壓機床廠的鑄造師傅指導鑄造。師生自已動手打造了煉鐵爐,各班師生輪班上崗。由于鑄造的原料不好搞,本著勤工儉學的原則,團支部帶頭利用休息的時間,帶領同學們上街去撿廢鐵,記得王老師還親自跟著我們,推著板車到小街小巷的角落里尋覓那些“寶貝疙瘩”呢。<br> 鑄造車間分工不同,同學們有的分配到熔煉組,有的分到翻砂造型組,我因為個子長,被分到澆注組,也就是用“孢子”在爐前盛滿通紅的鐵水,二人抬到預先配好模的砂箱前澆入到箱孔中，這項活動危險性比較大。當時,其它班有個男同學操作時,鐵火忽地爆了一聲,不巧,有一顆鐵珠濺到鼻孔里去了,后來送到武漢做手術,為此,組織上沒安排他去下鄉(xiāng)。<br> 為了不影響上課,鑄造活動是在晚飯后開始,直到11點結(jié)束。記得有次鑄造結(jié)束后,按理食堂應該給學生送來一瓷罐加咸菜的稀飯,可當天卻沒有稀飯送來,干了半晚上,男、女同學又累又餓。班主任王桂萍老師看著同學們個個汗流滿面,心痛地對牛班長和班委們說:大家累成這樣,回家還沒夜飯吃,咋辦?班委們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覷,王老師沉默了一會兒,開口道:“我作個主吧,把班費拿出部分來,到街上吃去!”,當王老師宣布了這個決定后,大家“哇”地一聲高興地跳起來了。黑夜中,同學們來到古樓,敲開了中心餐館的大門,服務人員聽完來意,急忙叫醒了幾位剛睡下的師傅為我們做面條。面條還未端上桌來,老遠,一股肉香撲鼻而來，我定眼一看,啊!原來是肉片面!我便迫不及待拿起筷子夾上一片肉含進嘴里，哇!又香又鮮,我環(huán)顧四周,見大伙兒邊吃邊笑,象大過年似的。好久沒開過葷了,你說能不開心嗎?當時中心餐館的肉片面是0.36元一碗,一般人平時哪吃的起。至今,那晚回味無窮的肉片面成為我永恒的記憶。</h3> <h3> (圖:中學校辦工廠)</h3> <h3> 高一下學期剛上學那會兒,同學們便集體去了葛店化工廠參觀學習。期間,我們白天參觀生產(chǎn)車間,早、中、晩飯與職工食堂同師傅們一起排隊打飯吃,晩上,全校師生在禮堂和教室里休息,我們在地上鋪上稻草,解開隨身帶來的背包,鋪上被子打地鋪就寢。記得有天晚上在廠大禮堂,葛化專門為前來參觀的學生開歡迎會,并舉辦電影專場。會前,城關高中的同學與武漢某中學的同學們組織了拉拉隊,互相拉起了“紅歌”?！岸醭堑膩硪粋€！”，“武漢的來一個！”,禮堂歌聲此起彼伏,好似歌詠比賽,嘹亮的歌聲將會場氣氛推向了高潮。由于化工廠空氣中有氯氣的含量，我們未接觸過,包括我在內(nèi),不少同學發(fā)生了頭暈、發(fā)熱等癥狀，為此,我還躺地鋪上休息了一天,當時還以為是感冒，后來才明白是人體免疫的發(fā)應。<br> 通過這次參觀,我們了解到葛化人靠自力更生、協(xié)同高效、土法上馬的“趕路精神”,來填補了我國工業(yè)重點發(fā)展的化工建設項目。同學們對葛化工人產(chǎn)生敬意,從那時起,當個有知識有文化的技術工人成為了我的理想。<br> 本來去葛化參觀學習原定一星期的,可沒幾天時,學校急召我們迅速返回學校，帶隊的老師也挺納悶,不知何故。回校后才知是發(fā)生了震驚中外的“九.一三事件”。當時根據(jù)“要把事件保密得盡可能長些，要盡可能贏得時間處理‘善后事宜’，以防不測”的方針指導下，事件的傳達采取了：先黨內(nèi)后黨外；先高級干部后一般干部；先干部后群眾的方式。所以,待我們知道了此事時，延遲了很長時間。那段日子,我們幾乎未正常上課，學校大會小會天天都是傳達中央文件(影印件，),私下,大家見面就是談論這個話題，此后,便進入了長時間的“批林整風”運動，一直到我們下鄉(xiāng)后還在“批林批孔”。</h3> <h5></h5><h3> (六)，橫渡長江活動</h3><h3><br> 文革時期的橫渡長江,已經(jīng)不是一項簡單的體育運動，而是上升到了政治立場的高度。各地紛紛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學游泳，練橫渡的空前運動,大規(guī)模的渡江活動在當時成為一種歷史潮流。每年的7月16日，鄂城縣幾乎都要舉辦萬人橫渡長江的活動,學校的學生參與活動是必然的。記得高二時,學校暑期組織了一次參與渡江的活動，我們學校為了搞好這次活動,先組織了一批預備隊員，預備隊由體育老師張鉻權帶隊,提前半個月進行集訓，張老師每天下午帶領我們到長江邊開展體能訓練。正式橫渡前，我們組織了一次模擬渡江,即從“六五三”油庫水岸,祼身(不帶救生圈)下水。一支幾十人的中學生游泳隊迎風破浪,順江東流,一直游到老船廠才上岸，全程距離大于鄂州至黃州的江面路程,大部分同學都順利地到達目的地,我也不例外。模擬渡江主要是檢驗渡江人員實戰(zhàn)時的體力與耐力，然而在正式渡江的前二天，張老師說:“你身體瘦了點,還是作為預備隊員吧！”，就這樣我只好與其他一些留下來的同學做后勤工作。<br> 1972年7月16日上午,晴空萬里，入暑后的伏天氣溫高達35C以上,聲勢浩大的橫渡長江活動正式開始了。當時全縣有數(shù)千人參加，那陣仗像當年解放軍入城一樣，鄂黃二岸人山人海。參加橫渡的幾乎是清一色的中青年人，其中也有少量女運動員。上午9點,三顆紅色的信號彈騰空而起,以解放軍戰(zhàn)士為前導的武裝泅渡隊伍紛紛沖進急流,掀開了橫渡長江的序幕。緊接著,全縣各廠礦身背“三八式”步槍的基干民兵魚貫而入,之后,學生方隊一隊接一隊，高喊:“緊跟毛主席在大風大浪中前進！”的口號，有條不紊地下水。我們從小北門圓筒倉庫往江面望去:只見游泳健兒在江上推著毛主席巨幅畫像迎風破浪前行。醒目的是最前面的各單位廠旗、校旗，緊接著是一字排開的10面紅旗， 再接著是兩排醒目的橫幅標語：“紀念偉大領袖毛主席暢游長江”，“你們要到大風大浪中去經(jīng)風雨見世面!”。所有標牌旗幟，都用木架撐好由水性強的運動員負責保駕，其他人每十幾人一排地跟在后面向?qū)Π秺^力游去，四周還有幾艘小游艇保護。到10點零幾分，渡江大軍僅用了一個小時就橫渡了長江到達黃州終點，此刻，兩岸圍觀群眾都情不自禁地發(fā)出了熱烈歡呼聲。那次,我們高二(1)有楊成林、彭俊、余壽昌等幾位同學參加了橫渡。</h3><br><br><br><br> <h3> (圖:文革時期的橫渡長江)</h3> <h5></h5><h3> (七)、當兵與下鄉(xiāng)</h3><h3><br> 可以說在80年代之前,參軍是很多年輕人的夢想,尤其在中學時代。那時當兵穿上綠軍裝除了政治上光榮之外,許多人也抱有鍛煉自已,豐富人生經(jīng)歷,追求個人美好前程的理想。每當部隊來校招兵時,大家踴躍報名,我也不例外。我一共報過2次名,第1次是在1968年初一的時候,當時由于年令差點,偷偷在戶口本上涂改了出身年月,結(jié)果“名落深山”。初中68、69年一共走了二批當兵的,分別是海軍和陸軍,我眼睜睜看著班上徐全國、李明德、李佩紅、胡厚煜、饒水生、汪德孝、熊學奎、蔡光、李洪8個同學穿上了軍裝,心里的那個嫉妒就不用說了。那時能當上兵對于家庭來說是很榮耀的事,令親戚朋友們羨慕。記得有些個家庭的父母在孩子去部隊前為孩子“開親”,即臨行前給他定了一門親事,復員后再回家結(jié)婚。<br> 第2次報名當兵是72年高二下學期時,記得當時還寫了申請書。出結(jié)果的那天,學校在操場大會上宣布了錄取名單,接著又宣布了未錄取的名單,當聽到我的名字在列時,心里頓時涼了一截,原因是我家的社會關系問題。記得下鄉(xiāng)后,75年工農(nóng)兵上大學我被推薦上了,還參加了體檢,結(jié)果在公社的政審會上還是這個原因被刷下來了。那時候出身不好和社會關系有問題的人,想當兵、想上學,只能是白日做夢。那次我們班上去當兵的有楊成林和陳敬楷二位同學,招的是鐵道工程兵,據(jù)說是打山洞為主，很辛苦。去部隊之前他們穿上嶄新的軍裝,全班師生圍座在他們周圍合了張影留作為紀念。<br><br><br></h3><br> <h5></h5><h3> 1972年12月末,高中同學們終于畢業(yè)了。這期間,同學們可跨班采取自愿組合的辦法,組成知青插隊小組。這屆學生插隊的地方基本上是沿長港一帶,我們這個知青小組由喬世英、彭俊、夏亞芳和我組成，插隊的地方是六十公社四小隊余家墩。臨行前,縣教育局在小西門天主教堂舉行下鄉(xiāng)動員大會,各班同學紛紛上臺發(fā)言,會場氣氛熱烈,大家表示:“決心一輩子扎根農(nóng)村干革命”。我當時還代表我們高二(1)班上臺發(fā)了言?，F(xiàn)在想來“一輩子扎根農(nóng)村干革命”本身就是個偽命題，但當時我們就信了，以至于全國知青不少人在農(nóng)村娶妻生子真的“一輩子”了。<br> 1973年3月16日上午,大西門廣場,彩旗飄飄，紅歌嘹亮，十幾臺解放牌大卡車身披紅花一字排開。高中全體同學挑著背包等行李在集合,不少家長都跟著孩子前來送行。當司令臺上的高音喇叭喊出:“現(xiàn)在,上山下鄉(xiāng)知青出發(fā)！”的口令時,家長及親友們無法控制情緒,剎那間哭泣起來，畢竟孩子從小生活在爸媽身邊,現(xiàn)在一下子要遠離家庭，哪個孩子不傷感、誰個父母不流淚？終于，在五十年前的那充滿陽光的日子里，我們響應號召，滿懷豪情，帶著一份天真，帶著滿腔熱血，離開父母，離開了從小長大的大城市，到農(nóng)村去，去實現(xiàn)自己的人生理想，去“為共產(chǎn)主義事業(yè)奮斗終生！”。<br><br></h3><br> <h5></h5><h3> 后記</h3><h3><br> 回想我們的中學生活,雖然處于文革時代,但生活卻是多姿多彩的，沒有做不完的作業(yè)和補不完的課,只要有飯吃,整天都是快樂的。偶爾看上一場電影,就感覺似神仙般過癮。學生們貼近生活,小小年紀就開始溶于社會,具有獨立生活的能力。比如,星期天挑擔籮筐去排隊買米、買炭、買柴,回來還得捏炭圓和劈柴。大多數(shù)同學假期還要去做小工賺點錢為家庭補貼下,哪象現(xiàn)在學生放假,不是補課就是旅游。我們上學、放學、晚自習從沒有小車接送，放學后家長未下班自己還要生爐子做飯，是老大的,還得照顧家中幾個弟妹，現(xiàn)在的中學生們是絕對體會不到那時生活的。<br> 中學時代,就像一個“五味瓶”，五味俱全；中學時代猶如一場夢，夢中有你、有我、還有他。這就是我們的中學時代，一個充滿歡聲笑語的時代；一個充滿喜怒哀樂的時代；一個充滿酸甜苦辣的時代。<br> 如果說人生是一首優(yōu)美的樂曲，那么中學時代則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音符；如果說人生是一望無際的大海，那么中學時代則是一個驟然翻起的浪花；如果說人生是一片湛藍的天空，那么中學時代則是一朵漂浮淡淡的白云。<br> 寫于2023年4月<br><br><br></h3><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