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女兵的回憶一一馮貞自述

珍爾

?一個女兵的戎馬生涯一個母親的一生故事婆母馮貞的口述回憶錄是留給后人的珍貴禮物它再現(xiàn)了戰(zhàn)火中的青春和一個世紀的風云變幻…… 我出生于1928年。老家是河北省靈壽縣西湖社村。在我五歲的時候，母親就去世了，所以我一直不知道自己準確的生日是哪一天，填表的時候就寫成了12月31號。 我有一個大姐叫馮振華。還有一個大哥叫馮振剛，他與大姐是同一個母親。二哥馮富祥與我是同一個母親。他參軍以后隨部隊南下，到了湖南長沙工作，擔任過湖南的標準計量局局長。 我至今想不起來母親長得什么樣子，也不知道她是否有心臟病。那年我剛5歲，只是模模糊糊地記得，是一個夏天的夜晚，我們同睡一盤大炕，我睡在前炕，姥姥睡在后炕，半夜只聽見姥姥慌慌張張地推我：“快起來，快起來，別睡了。你媽不行了！” 只聽見姥姥帶著哭腔，用悲傷的聲音對母親說：”你再睜開眼睛看看我們吧，看看你那苦命的孩子們吧！“ 那時候，我還不懂“死“是什么，更不知道媽媽的死對我意味著什么。 母親死后，我們跟著姥姥生活了一段時間。我七八歲的時候，后媽進門了，她又生了三個孩子，一個妹妹，兩個弟弟，最小的是弟弟。后來都夭折了，前兩個是因為出麻疹和天花，病死了，最后一個是死在日本人掃蕩的時候。 記憶中，我在家里每天都要下地拾柴火，撿高粱稈兒，幫忙做飯。那時候做飯是用一口大鍋，下面要拉風箱，燒的是楊樹葉和高粱碴子，苞米碴子，所以每年春夏都要到山上去刨草和白蒿，割草，撿樹枝，拿回來曬干作為燃料。吃的是摻了紅薯葉和楊樹葉的糠窩窩頭和高粱窩頭。 每當日本人的飛機來轟炸，我們就跑到野地里。大概是1938年或1939年，只聽見炸彈和機關槍經(jīng)常響起。成天擔驚受怕，有一次爬在地里，轟炸過后，我頭腦有點不清醒，就問二哥我是死了還是活的。只聽到二哥說，別吭氣，你在那兒趴著吧。 小時候我只上過兩年小學，當時學校在一個破廟里，一年也上不了兩個月的學。還記得識字課本上寫著：”步槍長，馬槍短，打敵人是一樣的。爸爸是工人，加入工會，媽媽是婦女，加入婦救會，兒童要加入兒童團“等等。 1941年秋天。日本人經(jīng)常來掃蕩。村里組織了婦救會，動員大家做軍鞋，不做亡國奴，開荒種地支援前線。當時我們兒童團員在山上站崗，有情況就向山下擺手。 有一次敵人包圍了村子，我們發(fā)現(xiàn)時已經(jīng)晚了，跑不出去了，我身上裝著一顆手榴彈，跑到一個老鄉(xiāng)家，他家有三個兒子都是自衛(wèi)隊員，只剩下他父母在家里。 他父母看到我，就招招手說，姑娘快進來。我跑進里屋，窗戶都被磚壘起來了，屋里很黑，我爬到床根下，把手榴彈的拉環(huán)套在手指上。我想，要是日本鬼子進來，我就拉弦兒，和他們同歸于盡。 但因為屋里漆黑一片，日本鬼子沒有看到我也就沒有進來，只聽到雞鳴狗叫。過了一會兒，沒有動靜了，我出來一看，日本人把老兩口都綁走了。 還有一次我躲在高粱地里，日本人就從我身邊走過，幸虧沒有發(fā)現(xiàn)我。 日本鬼子相當殘暴，那一年我二舅和他的兒子都被日本人殺了。他們把跑不動的老太太也會撂到井里淹死。我的一個表哥被他們抓到滿洲，后來又自己偷偷跑回來。家仇國恨，所以見到日本人我就恨得牙根癢。 因為我是后媽，在家里也沒有好日子過。十二三歲的時候，有一次我生病發(fā)高燒，躺在一個柴草棚里，喉嚨里像著了火一樣，也沒人管我。我感覺自己快要死了。幸虧二哥給我端來一碗水，救我活了過來。 后來大哥和二哥都當兵走了，二嫂也去了部隊，老家只剩下一個姐姐（她兒子后來在靈壽縣水產(chǎn)公司上班）。 我也想去當兵。1942年，我14歲那年，聽說晉察冀軍區(qū)政治部的本部駐扎在牛莊。在一個漆黑的晚上，我一個人從家里偷偷跑了出來，去找部隊。 我摸黑一連走了好幾個村子，連一個問路的人都找不到。走了100多里地，又累又餓，好容易才找到部隊，人家嫌我小不愿收我。后來多虧了在部隊的二哥為我說情，才把我分配到晉察冀軍區(qū)女生大隊的被服廠。每天的任務除了出操，唱歌搞宣傳以外，就是手工做軍裝。 被服廠有個女隊長叫蘇青，是個老紅軍，才30來歲，已經(jīng)是長征干部，打仗指揮很有一套，晉察冀報紙上還表揚過她，說她背上小孩打仗領著部隊轉(zhuǎn)移，很勇敢。 當時我在連隊是年齡最小的，聽說要挑選一批干部往延安送，我也想去，但是隊長說你還太小，去延安要過許多封鎖線，太危險了。 正好這時我大哥從抗大畢業(yè)分配到晉察冀軍區(qū)來了。隊長就和他說，你妹妹要去延安，讓不讓？我哥說，她想去就去吧。 那時一心想到延安去上學，于是就跟著部隊出發(fā)了。 從1943年5月出發(fā)，1000多人的隊伍在路上走了好幾個月，到達延安時剩下已不到500人，有的犧牲了，有的被抓走了。 記得過同蒲鐵路的時候碰到敵人，怕被發(fā)現(xiàn)只好又返回來，第2次才過去。 在這之前我從來沒見過鐵路長啥樣。我一直以為鐵路會很高，要爬上去才行。過鐵道的時候，我把腳給陷到里面拔不出來了，隊長說使勁兒拔。 過河的時候水淹到大腿根處，衣服也來不及脫。褲子上還滴著水，又傳來口令，要原地休息。 有一次，想通過一個叫馬營的村莊，卻因那里有敵人的封鎖線，只好從摩天嶺繞過去。摩天嶺海拔很高，山上還有雨雪，帶路的老鄉(xiāng)都穿著皮大衣，我們卻穿著單衣服，每人發(fā)兩個土豆，過山的時候土豆都凍成了冰疙瘩。 上山的時候?qū)嵲谧卟粍恿?，我們就拽著馬尾巴走，實在太累了，拽著馬尾巴走著走著就快睡著了。 路上只要碰到有敵人的崗樓，看見透著燈光，我們就要走很遠的路繞過去。路上累得走不動了，也不敢坐，因為一坐下就起不來，有的人剛坐下就凍死了，護送我們的武裝戰(zhàn)士在一夜之間就凍死好幾個。 好容易在山下找到一點吃的，剛要吃，敵人來了，把村子包圍了，指導員說趕快集合，于是大家沖出去，一口氣跑了五六十里地。 好容易爬到山頂上，又聽見機關槍響。走在我前面的人，有的倒下了。我身后不知誰推了我一把，我趕緊爬下，就地打了一個滾兒，就滾到了山下。后來才知道，走在我后面推了我一把的那個戰(zhàn)士也中彈犧牲了。指導員從山溝里找到了昏昏沉沉地躺在草叢里的我，他說，我們還以為你也犧牲了呢，你這個小鬼，還挺機靈的。 排長指導員對我很好，說這個小鬼年齡最小，我們帶著她吧，我一路咬著牙緊跟著沒有掉隊。 有一天我突然打擺子發(fā)起了瘧疾，燒得迷迷糊糊。我說你們走吧，別管我了，我實在走不動了。聽到指導員在說，不行，拽著她也得走。 有一個大姐有經(jīng)驗，從老鄉(xiāng)家買了幾顆生雞蛋，一路上喂我喝下，我又喘又咳的，喉嚨就好多了。一路上都是別人替我背著背包，我越是心情緊張打擺子就越嚴重，指導員對我說，現(xiàn)在是考驗你的時候，到了興縣過了黃河就好了，堅持一下。 過了黃河，經(jīng)過米脂時，那里駐扎著國民黨的軍隊，也不敢亂跑。經(jīng)綏德，過十三里鋪，又走了好多天，總算到了延安。這時候已經(jīng)是七八月份了。我們這支部隊沒有解散，被單獨編隊分到中央黨校一部。 在延安我第一次碰到了彭真的秘書，他的媳婦叫彭加蘭，與我哥哥熟悉。 到延安以后，部隊安排我到離瓦窯堡20里地的鎮(zhèn)上楊家院一家地方完小去學文化，有時候還排戲，搞衛(wèi)生，做宣傳。 1944年在瓦窯堡時我才16歲。我很看不慣那些早早結(jié)婚的人，要求去保育院工作。我一點兒也不想結(jié)婚談戀愛。一心只想著上學，當個好戰(zhàn)士，將來做個指揮員。 但當時延安部隊里男的多，女的很少。我們女生隊里的好多學員當時也不想結(jié)婚，但都被老干部們先后相中，搶走了。也就只好成家了。 當時我經(jīng)常去政治處主任家?guī)兔春⒆?。有一天，主任對我說，我給你介紹個人吧，你先了解了解，談一談再說。要不然問的人太多。 我覺得自己年齡還小，根本不想談戀愛。但又一想，身邊追求的人太多壓力也大。有的老干部年齡懸殊我也不愿意。主任介紹的這個人是從賀龍中學出來的，在政治部工作，比我大不了幾歲，也有文化，就同意了。 于是在1945年，就是日本人投降那年8月份，我就在瓦窯堡和楊忠信結(jié)婚了。同年入了黨。這一年我17歲。 第2年，我的大兒子出生了。我們?yōu)樗鹆诵∶屑綍x，意思是河北人和山西人的后代。 剛滿18歲的我，感覺自己還像個孩子，一點思想準備也沒有，卻當了母親。整天手忙腳亂。再加上當時戰(zhàn)爭年代環(huán)境很糟糕，所以日子過得很苦。 部隊要不斷的行軍打仗，女人帶個孩子就更苦。常常要背著孩子行軍趕路，還要一路上撿柴火做飯喂奶。那時候連小孩子的尿布都成了大問題。幸好有戰(zhàn)友們幫忙。大家把舊衣服貢獻出來，撕成了尿布給我。 1948年，我在晉綏邊區(qū)離石縣大武鎮(zhèn)參與搞土改。那年9月，賀龍中學和陜甘寧晉綏步兵學校合并。我們隨賀龍中學從山西又轉(zhuǎn)戰(zhàn)到陜西西安。我們所在的部隊并入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北軍政大學。就駐扎在西安附近的王曲鎮(zhèn)。這里曾經(jīng)是原國民黨黃埔軍校第七分校的營區(qū)。 1949年底，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成立，匪患猖獗，部隊又要奉命進軍大西南，從西安前往四川。就在這個時候我的二兒子出生了。 剛出生的嬰兒沒有奶吃，當?shù)氐拇甯刹繜嵝慕o牽來一只奶羊?？墒遣筷狇R上就要轉(zhuǎn)移了。我總不能一路上抱著嬰兒牽著奶羊去行軍打仗吧？更何況身邊還有一個剛滿三歲又十分淘氣的大兒子需要人照顧。真是愁死人了。 于是托了當?shù)氐拇甯刹?，在駐地附近四處給我物色奶娘，聽說村里有一個叫郭新芳的婦女，孩子剛剛夭折，有奶無兒。村長就主動上門動員她給我的孩子當奶媽。說好了每月以2袋面粉作為奶費。部隊派了人將500多斤面粉裝在小平車上先送過去，作為頭7個月的奶費。村里有人看到了，羨慕地說，這家人發(fā)財了，一車面粉呀！ 其實，人家同意收養(yǎng)我們的孩子也是擔了很大風險的，當時政局不穩(wěn)，當?shù)卮迕窬陀腥苏f，可不敢收養(yǎng)共產(chǎn)黨的娃，萬一哪天國民黨打回來，是要掉腦袋的！ 幸好奶爹孫志聰和奶娘郭新芳都很善良。說共產(chǎn)黨是為咱窮人打仗呢，娃兒雖然小，也是一條命呢，咱不能不管。 為了讓我們放心，村干部還主動當了中間人，為我們作擔保，村長孫善信和農(nóng)會主任孫志喜找來一張宣紙，讓教書先生用毛筆正楷書寫，寫下了一式兩份寄養(yǎng)字據(jù)。 在中間撕開的中縫上，還豎寫了一行字：出奶小孩之證據(jù)。說以后不管是誰來接孩子，必須把兩份字據(jù)嚴絲合縫地對上，才可以接走孩子。字據(jù)底部，還蓋上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北軍政大學政治部”的朱紅方印。 這張珍貴的寄養(yǎng)合同，字跡書寫工整，用詞嚴密規(guī)范，絲毫不亞于現(xiàn)在的正規(guī)合同，多年以后我們還一直保存著，成為一份珍貴文物。 就這樣，剛出生四個月的二兒子就留在了西安王曲鎮(zhèn)。部隊開拔那天，我一步一回頭地流著眼淚，無奈地離開了。這骨肉分離的痛苦，真是撕心裂肺！ 剛出生不久就寄養(yǎng)在西安的二兒子 奶娘抱著二兒子的留影 這之后很長一段時間，只要一想起孩子，我就會流淚，半夜經(jīng)常夢到孩子也會哭醒。三歲的大兒子經(jīng)常會問我，弟弟去哪了？我要弟弟！ 我感覺自己的心快要碎了。我發(fā)誓以后再也不會將孩子送出去寄養(yǎng)了。 西南軍大一總四大隊三營合影，1950年 1950年3月，我們隨西北軍大，進軍大西南，遷到重慶與西南軍政大學（原名叫重慶二野軍政大學）合并。這段時間我們奉命接受了改造國民黨起義部隊的任務。我在14團三營負責起義軍家屬的思想教育工作。 1950年底，西南軍政大學和第二高級步校合并。 不久，三兒子在重慶的歌樂山下出生了。 1952年，抗美援朝，國家急需要各種軍事裝備和軍事指揮專業(yè)人才，于是成立了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我們所在的部隊奉命北上辦學，1952年底，全家隨部隊前往哈爾濱，住進了哈軍工大院。 抗美援朝戰(zhàn)爭結(jié)束以后，一轉(zhuǎn)眼到了1955年。和平年代國家需要節(jié)省國防開支。于是開始精兵簡政。當時國防部長彭德懷提出部隊要正規(guī)化，號召女兵們脫下軍裝回歸家庭。當時有不少部隊大院的家屬響應號召離職回家當了家庭婦女。 但是我不愿意，我的切身體會是，女性如果沒有工作，失去了獨立的經(jīng)濟來源，難以自立自強。我不愿意過向丈夫伸手要錢的日子。盡管孩子多，家務繁重，但我還是決定要自己找工作。 脫掉了軍裝，我轉(zhuǎn)業(yè)來到哈爾濱竹林商場工作，后來擔任了人事股長。 在工作中我深深體會到文化的重要性。1960年，我爭取到了一個學習機會，進入黑龍江工農(nóng)干校補習文化。盡管這時候我已經(jīng)是5個孩子的母親（老四和老五是到哈爾濱后出生的，在西安寄養(yǎng)的老二也于1959年接回了哈爾濱），但我下定決心，一定要做個自立的女性，于是把家務托付給保姆，自己住校刻苦讀書，一個星期或者半個月才能回一次家。 當時孩子們已是小學生，我也心甘情愿當起了小學生。盡管很艱苦，但我還是咬著牙堅持下來了。 實踐證明我的選擇是對的，我周圍的那些變成家庭婦女的女戰(zhàn)士們，后來大都十分后悔。比如杜克他媽媽就好幾次對我說，老馮啊，我們真羨慕你呀，自己有工作有收入真好，還是你合算呀，花自己掙來的錢理直氣壯。你怎么那么有遠見呢？ 其實也不是我有遠見。自從50年代初國家由供給制改為薪金制以后，老伴說的一句話刺激了我，他說，咱倆以后各人管各人的錢吧。雖然我知道這只是一句玩笑話，但我如果沒了工作，花一點錢也得伸手向老伴要，對我這樣要強的女人來說，求人的滋味真的不好受。 其實女人帶孩子做家務也是為社會做貢獻。但是傳統(tǒng)觀念并不這么認為。所以我認定女人一定要在經(jīng)濟上獨立，才可能在人格上實現(xiàn)獨立自主。 所以我這輩子的體會就是，女人一定要自立自強。所以不管是女兒還是兒媳，我都支持他們有自己的事業(yè)。我們家的觀念是男女平等，男孩子也從小就培養(yǎng)他們分擔家務勞動。 1959年在哈爾濱工農(nóng)干校學習合影 還有一點就是我覺得文化教育很重要。我小時候遭遇不好，戰(zhàn)亂年代也沒有機會多念書，到了和平年代，又因為孩子多家務拖累，也只上了一個工農(nóng)干校，在工作中感受到文化低很吃虧，所以我很羨慕讀書多有文化的人。孩子們誰如果愿意上學，我就是砸鍋賣鐵也愿意供他們。我自己也在工作之余一直堅持了認真看書學習。 我是個不怕吃苦的人。從小跟隨部隊南征北戰(zhàn)，再苦再難我都熬過來了，再大的困難都不在話下。所以在工作單位都公認我是一個吃苦耐勞的人。 1957年，哈爾濱遭遇了多年不遇的大洪水，我?guī)ь^跳進泥水中搬沙袋，修堤壩，連續(xù)幾天幾夜奮戰(zhàn)在抗洪搶險第一線。周圍的人都紛紛豎起大拇指說，從戰(zhàn)火中走出來的女兵就是不一樣。但我自己沒什么感覺，因為經(jīng)過了戰(zhàn)爭年代的艱苦磨練，這點苦根本算不了什么。這一年，我被評為哈爾濱市的抗洪模范，受到了上級表彰。 1958年前后，經(jīng)歷了大躍進，大煉鋼鐵，我也多次當選為勞模和先進工作者。 轉(zhuǎn)業(yè)到地方以后，我把部隊的好作風也帶了過來。同志們都夸我吃苦耐勞，作風正派，待人熱情大方。雖然我也算是老革命，資格很老，但從不居功自傲，大家都說我沒有一點架子。無論是在哈爾濱的竹林商場當人事股長，還是后來回到山西，在太原旅館當黨支部書記，我在單位的群眾關系都相當好。大家都把我當成知心大姐，有了心里話也總愿意對我說。就連家里的保姆也和我相處的像親人一樣，離開多年還會經(jīng)?；貋砜次摇Ｄ呐率亲♂t(yī)院，我和醫(yī)院的醫(yī)生護士，還有同病房的病友，也能相處的像朋友一樣親近。 我覺得，人活著，就是要有一種精神和信仰。多奉獻，少索取。 汶川大地震和玉樹大地震發(fā)生后，我在第一時間主動打電話聯(lián)系單位，搶著要求捐款。有人說，你已經(jīng)退休了，單位又沒通知你，干嘛要那么積極？我說，這是一種社會責任。 盡管我只是一個普通的離休干部，行政級別也不高，只有18級。但我總覺得，人活著要有一點精神，有一份熱就發(fā)一份光吧。 （2005年10月2日馮貞口述，珍爾記錄整理） 馮貞不同時期的照片 馮貞與愛人楊忠信的部分合影 附錄一：馮貞簡歷 馮貞，女，河北省靈壽縣西湖社村人 1928年12月出生。屬龍。1942年1月參加革命。時年14歲。參加革命后先后在晉察冀軍區(qū)被服廠，延安中央黨校被服廠等單位工作。1945年8月入黨。1948年到晉綏邊區(qū)離石縣大武鎮(zhèn)搞土改。1949年隨軍南下，在重慶二野軍政大學后更名為西南軍政大學，14團三營，負責起義軍家屬教育工作。1956年轉(zhuǎn)業(yè)后任哈爾濱市竹林商場人事股長。1957年在哈爾濱抗洪搶險中，因奮勇當先，表現(xiàn)突出，被評為抗洪模范。1958年曾多次當選為勞動模范和先進工作者。1960年入黑龍江工農(nóng)干校學習。1966年在山西省重工業(yè)廳機關工作。1971年在太原旅館做黨務工作。1984年離休。行政18級。2011年2月2日18:10因病逝世，享年83歲。 附錄二：馮貞所獲榮譽獎章： 解放華北紀念章一枚解放大西北紀念章一枚解放大西南紀念章一枚抗日戰(zhàn)爭勝利60周年紀念章一枚 今天是八一節(jié)，謹以此文紀念所有奉獻了青春歲月的女兵！獻給天下懷著人間大愛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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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女兵的回憶一一馮貞自述

珍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