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雄偉的井岡山，</p><p class="ql-block"> 革命戰(zhàn)旗紅，</p><p class="ql-block"> 開天辟地第一回，</p><p class="ql-block"> 人民有了子弟兵。</p><p class="ql-block"> 從無到有靠誰人？</p><p class="ql-block"> 偉大的共產黨，</p><p class="ql-block"> 偉大的毛澤東……</p><p class="ql-block"> 大革命失敗后， 1927年7月中共中央在湖北漢口召開了臨時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在共產黨力量較強、工農運動基礎較好的湖南、湖北、江西、廣東4個省舉行秋收暴動。先后發(fā)動了8月1日的南昌起義、9月9日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11月13日的黃麻起義、12月11日的廣州起義和百色起義。由于黨中央主要負責人對中國國情認識不深透，照搬俄國布爾什維克黨首先在城市發(fā)動武裝起義奪取政權的革命經驗。在錯誤路線指導下，各地武裝暴動慘遭失敗。</p><p class="ql-block"> 遵照黨中央部署，毛主席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暴動在攻打省城長沙的進程中，也遭受嚴重挫折，由暴動時的5000多人銳減到1000多人。毛主席的英明之處就在于暴動失敗后能及時轉變思路，放棄攻打長沙計劃，到敵人力量薄弱的農村去，創(chuàng)建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從此中國共產黨有了自己的武裝力量。早一月前我們黨雖有人數(shù)多、規(guī)模大的南昌起義，但是起義軍打的仍是國民革命軍旗號，口號是:河山統(tǒng)一。起義失敗，余部在朱德、陳毅帶領下上了井岡山。</p><p class="ql-block"> 1927年8月20日，毛澤東曾以中共湖南省委名義給中共中央寫信，信中提出：“我們應高高打出共產黨的旗子，以與蔣、唐、馮、閻等軍閥所打出的國民黨旗子相對。國民黨的旗子已成軍閥的旗子，只有共產黨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p><p class="ql-block"> 創(chuàng)建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我們黨第一次公開打出工農革命軍旗號，口號是打土豪分田地，明確了為誰而戰(zhàn)，走由農村包圍城市最后武裝奪取全國政權的革命道路。正是他的思想符合中國當時國情，集中體現(xiàn)了中國共產黨的理想和奮斗目標，最大限度地代表了無產階級和廣大工農的根本利益。從1927年10月7日上井岡山到1929年1月14日離開井岡山，歷時一年三個多月，毛主席成功地創(chuàng)建了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為中國革命樹立了光輝的成功范例，為黨在各地的武裝暴動指明了方向。因此中國共產黨選擇了毛澤東，工農大眾選擇了毛澤東。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p> <p class="ql-block"> 1927年中共中央八七會議，糾正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確定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政策和開展土地革命的總方針。會議上中央有意留毛澤東在政治局工作，毛澤東婉拒了中央主要負責人瞿秋白的挽留，表示不愿住城里的高樓大廈，更喜歡到農村去，那里才大有可為。</p><p class="ql-block"> 受中央派遣毛澤東作為中央特派員回湖南組織領導秋收起義。8月18日，在長沙市郊沈家大屋召開改組后的湖南省委第一次會議，討論制定秋收起義計劃，省委確定秋收起義的領導機關分為兩個，一個由各軍事負責人組成的黨的前敵委員會，任命毛澤東為書記，作為武裝起義的軍事指揮機關。另一個是黨的行動委員會，由起義地區(qū)各地方黨委負責人組成，任命易禮容為書記，負責地方工作。</p><p class="ql-block"> 9月初，毛澤東在江西安源張家灣召開軍事會議，討論秋收起義具體部署。參加起義的主力包括兩個部分：一部分是沒有趕上參加南昌起義的原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wèi)團（由葉挺獨立團的新兵組建），另一部分是湖南平江和瀏陽的農軍、鄂南通城和崇陽的部分農民武裝、安源煤礦的工人武裝等，共約5000人，統(tǒng)一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師，下轄4個團。第一團團長鐘文璋、第二團團長王興亞、第三團團長蘇先駿。起義前收編的原黔軍一部分武裝為第四團，團長邱國軒。盧德銘（原警衛(wèi)團團長、共產黨員）任起義軍總指揮，余灑度（共產黨員，后叛變投敵）任師長。中央規(guī)定的起義目標是奪取長沙。9月9日，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暴發(fā)，工農革命軍分別從修水、安源、銅鼓等地出發(fā)，向長沙進擊，先后占領醴陵、瀏陽縣城和平江的龍門廠、瀏陽的白沙、東門市等地。由于當時革命形勢已處于低潮，敵強我弱，加上起義軍缺乏作戰(zhàn)經驗，新收編的第四團在戰(zhàn)斗中又臨陣叛變，起義軍受到嚴重挫折。9月14日，毛澤東在瀏陽東鄉(xiāng)上坪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改變攻打長沙的計劃，命令第一、三團與第二團余部迅速到瀏陽文家市集中。19日晚，在文家市召開了前敵委員會會議。是繼續(xù)攻打長沙還是實施戰(zhàn)略轉移？前委會發(fā)生了激烈爭論。在毛澤東的堅持下，會議決定起義軍撤離湘東地區(qū)，保存革命力量，進入江西，沿羅霄山脈南移，到敵人統(tǒng)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去，堅持農村武裝斗爭，建立農村 革命根據(jù)地 。從此，中國革命走上“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光明大道。緊急關頭挽救了 工農革命軍，文家市轉兵是中國革命發(fā)展史上具有決定意義的轉折點。</p><p class="ql-block"> 起義軍在向南進軍途中，處境十分困難，在江西省萍鄉(xiāng)縣蘆溪又遭到敵人的伏擊，總指揮盧德銘犧牲。9月29日部隊到達江西省永新縣的三灣村時進行了改編（即三灣改編）：由原來的一個師縮編為一個團；將黨的支部建在連上；成立各級士兵委員會，實行民主管理制度，在政治上官兵平等。一支有別于舊式軍隊的新型人民軍隊初步確立，人類歷史上第一支人民軍隊由此誕生。支部建在連上，明確了人民軍隊為誰扛槍為誰打仗的政治方向，充分發(fā)揮了共產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黨支部發(fā)揮戰(zhàn)斗堡壘作用；官兵平等，干部吃苦在前，沖鋒在前，疑聚了人心，極大提高了人民軍隊的凝聚力和戰(zhàn)斗力，有理想信仰，始終以人民利益為重，堅定地站在人民一邊，人民軍隊不是個人爭權奪利的工具，攻無不克，戰(zhàn)無不勝，這才是人民軍隊現(xiàn)代化的本質特征。</p><p class="ql-block"> 1927年10月毛澤東率起義部隊到達羅霄山脈中段即井岡山地區(qū)。秋收暴動前夕，毛澤東就從工農革命軍第二團團長王洪亞那里了解弄清了寧岡、永新的黨組織和井崗山兩支農民武裝袁文才、王佐部隊的情形。</p><p class="ql-block"> 要了解王佐和袁文才，還得先從龍超清說起。龍超清（1905年-1931年），江西寧岡人。 他父親龍欽海早年曾留學日本，畢業(yè)于日本中央大學?；貒螅群髶芜^江西省參議會參議長、省教育學會會長、中華書局編輯等職務。他學識淵博，思想開明，曾協(xié)助過中共南昌特別支部創(chuàng)辦“明星書社”和黎明中學，成為當時江西黨團組織的兩個主要的秘密活動基地。江西許多早期的共產黨員，如趙醒儂、曾天宇、袁玉冰等都曾在此秘密傳播馬克思主義，發(fā)展黨團組織。1921年秋，龍超清讀完家鄉(xiāng)的小學，前往省會南昌，就讀于他父親擔任名譽校長的省立第二中學。1925年秋，龍超清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不久，經蕭國華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入黨后，龍超清雖然還在學校讀書，卻以主要精力從事黨的工作。他曾任國民黨南昌市黨部組織部部長、南昌共青團地委經濟斗爭委員會委員，經常前往工廠、店鋪，向群眾宣傳革命思想，聯(lián)絡進步力量，為建立和擴大黨團組織做出了自己的努力。</p><p class="ql-block"> 1926年暑假，受中共江西省黨組織派遣龍超清回到寧岡，與兩妹夫劉克猷、劉輝霄在龍市組織馬克思主義學習小組，為井岡山黨組織的創(chuàng)建打下了基礎。</p><p class="ql-block"> 1926年10月，龍超清和劉輝霄策動“井岡山綠林武裝”袁文才部發(fā)動起義，推翻了北洋軍閥寧岡縣政府，驅逐知縣沈清源，成立寧岡縣人民委員會，將袁部改編為寧岡農民自衛(wèi)軍。1926年11月底，中共寧岡支部在龍市龍江書院文星閣正式成立，共有黨員7人，龍超清任書記。1927年，隨著農民運動的蓬勃發(fā)展，黨員發(fā)展到30余人，下設5個黨團支部，并在袁文才領導的寧岡農民自衛(wèi)軍中建立了黨組織，同年7月，成立了中共寧岡區(qū)委。</p><p class="ql-block"> </p> <p> </p><p> </p><p> 袁文才1898年10月生于江西省寧岡縣茅坪馬源村一個貧苦農民家庭。袁文才是客家人，與當?shù)赝良休^深的矛盾。1921年考入永新縣禾川中學。</p><p> 早年為反抗土豪劣紳的壓迫，參加當?shù)氐鸟R刀隊，任參謀長。</p><p> 黨如何發(fā)動群眾、掌握武裝，是寧岡支部面臨的重大課題。在一次分析會議上，談到全縣各種社會力量時，一位黨員說到茅坪馬刀隊的處境和馬刀隊參謀長袁文才的情況，啟發(fā)了龍超清大膽提出“招安”馬刀隊，逐步改造成黨能夠領導的部隊的設想。黨支部決定，由龍超清、劉輝霄負責，分兩步做好這個工作：第一步，游說縣長沈清源，迫使縣府同意招安馬刀隊；第二步，前去馬刀隊駐地井岡山，勸說參謀長袁文才，講清馬刀隊欲求生存和發(fā)展，利用這一時機的重要性。最后，袁文才也下定了接受“招安”的決心。</p><p> 1926年9月底，袁文才率領馬刀隊來到新城，被編為寧岡縣保衛(wèi)團。不久，黨組織決定由龍超清動員說服袁文才舉兵起義。保衛(wèi)團在上千農民配合下，于10月下旬的一天夜里，發(fā)動了著名的寧岡起義，一舉打垮了豪紳武裝“清鄉(xiāng)局”，搗毀了縣政府，成立了國共兩黨、土客籍人員組成的縣人民委員會，龍超清當選為主席。他簽發(fā)布告，動員全縣群眾行動起來，開展“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紳”的斗爭。接著成立了工會、商會和婦委會，開辦婦女耕讀學校，在礱市主持開辦了兩期農運訓練班，培養(yǎng)了一批農運干部。袁文才對共產黨十分信任，于同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保衛(wèi)團改名為寧岡縣農民自衛(wèi)軍。12月，農民自衛(wèi)軍包圍縣政府，收繳警衛(wèi)隊的槍支，擊斃了反動縣長林笑佛。</p><p> 馬日事變后，全國革命形勢急轉直下，白色恐怖下的永新，土豪劣紳勾結反動武裝突襲縣城，將縣委、縣農協(xié)負責人及80多名黨員和革命群眾抓進監(jiān)獄。</p><p> 1927年7月26日，在寧岡區(qū)委領導下，龍超清同袁文才、王佐指揮兩支農民自衛(wèi)軍及幾百農民奮力攻下城池，營救了受難的同志和鄉(xiāng)親。在龍超清建議下，永新特別區(qū)委暫去寧岡，隨袁文才部來到茅坪。國民黨調一個團的正規(guī)軍進山“追剿”農民自衛(wèi)軍。袁文才利用山高林密的天然屏障，靈活指揮，將部隊化整為零，出沒無常，有利就打，不利就躲，歷時一個多月，拖得國民黨“追剿”軍精疲力盡，不得不退下山去。</p><p> 毛澤東率工農革命軍到達三灣時，龍超清等人就與工農革命軍接上了頭，使毛澤東進一步堅定了上井岡山的決心。10月3日，工農革命軍由三灣來到古城。龍超清頭一天就為部隊安排好了食宿。3日晚，毛澤東在文昌宮主持召開前委擴大會議，總結秋收起義的經驗教訓，討論建立革命根據(jù)地問題。龍超清是出席會議的唯一地方黨組織負責人。他介紹了羅霄山脈中段區(qū)域的政治、經濟、地理等方面的情況，歡迎工農革命軍進駐寧岡，表示要完成好前委交給區(qū)委的各項任務。重點討論如何對待井岡山地區(qū)的兩支農民武裝。會上有相當一部分同志主張將其消滅，反客為主，站穩(wěn)腳跟。毛澤東不贊同，連聲說道，使不得，使不得，袁文才、王佐這兩個綠林好漢和他們所領導的部隊，專門劫富濟貧，不侵犯群眾利益，老百姓對他們是擁護的，還經常有人為他們通風報信，打他們就要把老百姓都給丟了，不能吞并更不能消滅，只能團結改造。</p><p> 毛澤東率部到達三灣當天，就派人給袁文才送去一封信，表示愿與袁、王二人合作，共同建立紅色根據(jù)地。袁文才接信后，立即召集部眾商議。他的文書陳慕平因在農民運動講習所聽過毛澤東的課，介紹說毛澤東與彭湃并稱為共產黨中的兩大“農運王”，有見地、有思想，具有非凡影響力。袁文才也略知一二，但對毛澤東還是心存戒備。思來想去，他寫了一封措辭婉轉的回絕信：毛委員：敝地民貧山瘠，猶汪池難容巨鯨，片林不棲大鵬，貴軍馳騁革命，應另擇坦途。</p><p> 敬禮 </p><p> 袁文才叩</p><p> 信寫好后，袁文才派陳慕平與寧岡縣中共黨組織負責人龍超清一道送往三灣。見信后，毛澤東熱情地接待了兩位來使，反復向他們說明了工農革命軍的來意，希望袁文才同工農革命軍合作，共同開展革命斗爭，建立井岡山紅色根據(jù)地。為表明誠意，毛澤東還將當時部隊中最好的短槍拿出來，分別送給陳慕平、龍超清及隨行人員各一支。</p><p> 返回茨坪，陳慕平、龍超清向袁文才詳細匯報了此次相見的情況，勸說袁文才與毛澤東合作。將信將疑的袁文才表示愿意合作，但仍存戒備。</p><p> 1927年10月6日，在寧岡縣委書記龍超清安排下，毛澤東在距茅坪不遠的大倉村會見了袁文才。開始袁文才對毛澤東存有疑慮，懷著戒心，事先在會見地點埋伏20多名武裝士兵。毛澤東十分坦然，僅帶何長工等三四人，赤手空拳前來見面。袁文才看出了毛澤東的誠意，心里非常高興。毛澤東充分肯定袁文才反抗豪紳地主階級的革命精神，詳細分析了當時的政治形勢，指明革命的道路和前途，并贈送100多支槍、一些馬鞍及手槍套給他們，以表示革命軍不但不會吃掉他們，還用武器裝備他們部隊，增強他們的戰(zhàn)斗力。毛澤東誠懇合作的態(tài)度感動了袁文才，他不但表示同意工農革命軍在茅坪設立紅軍醫(yī)院，10月7日親自帶領部隊和當?shù)厝罕姛崃覛g迎毛澤東和工農革命軍進駐茅坪，工農革命軍終于在井岡山下安了家。</p><p> 工農革命軍在茅坪駐扎后不久，到湖南酃縣水口一帶游擊，消滅地方民團，開展土地革命。袁文才進一步加深了對毛澤東和革命軍的認識，一再主動請求毛澤東派干部到他部隊工作，訓練部隊。毛澤東指派第一批干部如游雪程、徐老剛和陳伯鈞等到袁部任連長、副連長和排長等職。派的人數(shù)雖然不多，幫袁文才清除了一小部分不良分子，清潔了隊伍，部隊的政治素質和軍事素質有了明顯提高，有時毛澤東也親自到茅坪領導練兵。毛澤東真正得到了袁文才的信任。</p><p> 王佐是井岡山上的另一支地方武裝。王佐又名王云輝，家境貧寒，裁縫出身，沒有什么文化，有一身好武藝，由于不堪軍閥、土豪的剝削壓迫，率幾百名農民上了井岡山。他個性強，嗜好搶，雖然也打著“農民自衛(wèi)軍”的旗號反抗舊勢力，但封建習氣較重。1927年以前，王佐在山上屢遭永新縣東鄉(xiāng)拿山地區(qū)地方民團尹道一的追剿，日子不好過。他通過寧岡縣馬刀隊胡萬春的關系結識了袁文才，兩人遂成為知己，八拜金蘭結為兄弟。袁、王為保存實力，依據(jù)險峻地形，一個在山下，一個在山上，遙相呼應，互為犄角。國民黨永新縣警備團幾次圍攻，均未奏效。</p><p> 袁文才遵照毛澤東的囑托做王佐的爭取工作。王佐信服袁文才。袁文才投身工農革命軍，入了黨，對王佐影響很大。他從袁文才那里得知毛澤東派人到袁部幫助訓練，使部隊面貌為之一新等情況，逐漸消除了疑慮，開始歡迎毛澤東派干部到他的部隊工作。</p><p> 1927年10月24曰，工農革命軍自酃縣水口分兵后經遂川大汾、黃坳、荊竹山到達大井時，王佐率部隊前往迎接毛澤東和工農革命軍。毛澤東贈給王佐70條槍，還有一些馬鞍和手槍套等物品，王佐也回贈工農革命軍500擔稻谷作為軍糧。10月27日，王佐陪同毛澤東到達茨坪，請毛澤東及其領導的工農革命軍在茨坪、行洲等地進行了一個多月的整訓。</p><p> 1928年2月，在寧岡大隴朱家祠堂前寬大的草坪上，毛澤東親自主持大會，宣布袁文才、王佐的農民武裝改編為工農革命軍第1軍第1師第2團，袁文才任團長，兼第一營營長；王佐任副團長，兼第二營營長，何長工任黨代表。從此，這支隊伍成為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工農革命軍的重要組成部分。袁文才、王佐兩支綠林武裝的成功改編，是井岡山斗爭史上的一篇杰作，它不僅壯大了工農革命軍的力量，而且為中國共產黨改造舊軍隊、收編雜牌武裝提供了豐富經驗。</p><p> 毛澤東上井岡山不久，便派何長工同志下山，尋找南昌起義部隊下落，幾經周折，在韶關犁鋪頭見到了朱德和陳毅；朱德也從敵人報紙上看到井岡山的消息，并派出毛澤覃到井岡山聯(lián)系。1928年4月28日，朱、毛部隊在井岡山礱縣勝利會師。5月4日將會師部隊改編為紅四軍、袁、王所在的第二團也改編為紅四軍第三十二團，成為工農紅軍的主力之一。下旬，湘贛邊界工農兵蘇維埃政府在茨坪成立，袁文才擔任工農兵政府主席。９月又擔任了寧岡縣委書記。王佐則擔任了湘贛邊界特委委員、井岡山防務委員會主任。</p><p> 1928年12月10日，彭德懷率紅五軍八百多人同紅四軍會合，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得到快速發(fā)展壯大，國民黨反動當局恐慌不已。1928年12月，湘贛兩省敵人對井岡山發(fā)動第三次軍事“會剿”。為粉碎敵人進攻，擴大革命根據(jù)地，毛澤東等研究決定：彭德懷的紅五軍和紅四軍王佐三十二團留守井岡山，毛澤東、朱德率紅四軍主力向外發(fā)展，進軍贛南閩西。</p><p><span style="color: rgb(1, 1, 1);">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 毛主席去世后，以前在歷次運動中先后受過批評的一些人，不改悔自己錯誤，竭力在社會上刮起一股非毛歪風，貶低毛主席，故意歪曲歷史，顛倒是非，誤導民眾。有一篇題為《不息的軍號》的文章寫道：“朱、毛分歧的起因，是由柏露會議開始。當時，會議的議題就是‘井岡山守不守、留不留’的問題，毛澤東堅持固守井岡山，朱德認為紅軍應出遠道打游擊。實踐證明，朱德的主張更合理一些”。</span></p><p><span style="color: rgb(1, 1, 1);"> 關于“柏露會議”，《毛澤東年譜》上有如下記載: </span>“針對井岡山根據(jù)地面臨的軍事威脅和經濟困難情況，著重研究了粉碎湘、贛兩省國民黨軍第三次“會剿”的策略和部署。會議既否定了主張據(jù)險死守而不能解決經濟困難的消極防御觀點，又反對了主張全部轉移而不要根據(jù)地的逃跑主義，贊同毛澤東提出的內線作戰(zhàn)與外線作戰(zhàn)相結合的策略。會議認為紅軍應當采取“攻勢的防御”方針，將反“會剿”和反經濟封鎖結合起來。”（《毛澤東年譜》第261頁）這本書是近年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其權威性毋庸置疑。</p> <p> 1929年1月4日，中共井岡山前委在柏露召開了紅四軍、紅五軍軍委、邊界黨、團特委及寧岡、永新、遂川、蓮花縣委、茶陵特別區(qū)委負責同志參加的聯(lián)席會議。毛澤東、朱德、陳毅、彭德懷、滕代遠、袁文才、王佐、何長工、譚震林、陳正人等六十多人出席了會議。會議由毛澤東同志主持。</p><p> 會議先傳達了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討論和通過了毛澤東同志代表前委寫給中央的報告即《井岡山的斗爭》；然后著重討論了如何粉碎敵人第三次軍事“會剿”的兵力部署。會議通過激烈的討論和分析，認為：在大敵壓境的情況下，不能單純的消極防守，必須采取積極主動的對策打擊敵人，同時為了解決根據(jù)地的經濟困難，紅四軍主力出擊贛南，突破敵人的包圍，轉到敵后，拖住敵人的尾巴盤旋作戰(zhàn)以解井岡山根據(jù)地之危，紅五軍、紅四軍三十二團和蓮花、遂川、酃縣的赤衛(wèi)隊留守井岡山軍事根據(jù)地堅持斗爭；茶陵、永新、寧岡三縣赤衛(wèi)隊堅守九隴山軍事根據(jù)地。會議既否定了據(jù)險死守而不能解決經濟困難的消極防御觀點，又反對了主張全部轉移而不要根據(jù)地的逃跑主義，一致贊同毛澤東提出的內線作戰(zhàn)與外線作戰(zhàn)相結合的策略方針。１月７日中午，柏路會議正式結束，代表們紛紛起身離座。毛澤東忙向魚貫而出的彭德懷、譚震林以及湘贛邊界特委書記鄧乾元、中共永新縣委書記龍超清、寧岡縣委書記王懷等人招手，將他們留下。毛澤東說：“讓大家留下，要傳達一個文件。上午傳達時，袁文才、王佐在，我跳過了這一段。這是中共六大決議‘關于與土匪的關系’一節(jié)”，毛澤東抬眼看看大家，又念了起來，“暴動前可以同他們聯(lián)盟，暴動后則應解除其武裝并消滅其領袖。與土匪或類似的團體聯(lián)盟，僅在暴動前可以適用。暴動之后，宜解除其武裝并嚴厲地鎮(zhèn)壓他們。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免遭反革命死灰復燃之必要的先決的前提。他們的首領應當作反革命的首領看待，即令他們幫助暴動亦應如此。這類首領均應完全殲除。土匪而浸入革命軍隊或政府中，便危險異常。這些分子必須從革命軍隊和政府機關中驅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們在敵人后方工作，絕不能位置他們于蘇維埃政府范圍之內”。念完這一段，毛澤東放下文件，心情沉重地說：“你們聽明白了吧？就這一段，我上午沒念。真不曉得中央要搞什么呀？弄出這一條政策來。要是老袁、老王曉得了，還不知有啥事？你們幾個議一議，該咋辦”？王懷和龍超清最先站起來表態(tài)：“既然中央有這樣的指示，我們應當執(zhí)行，對于井岡山的土匪，我們也應堅決殲除”。陳毅對此卻不以為然。他說：“前幾天我們紅四軍才發(fā)了《告綠林兄弟書》，號召綠林兄弟們加入紅軍，與共產黨齊心合作，怎么一下子又變了調頭？再說，老袁、老王他們早就是革命同志了”。朱德也表示了異議：土匪的稱呼是土豪劣紳的叫法，老袁、老王是被逼上山，共產黨理應團結他們。再說，中央這么做，不是讓紅四軍去干過河拆橋的事嗎？自相殘殺，怎么也說不過去。譚震林則從戰(zhàn)略的角度支持了朱德、陳毅的觀點，井岡山上的任何事都離不開袁文才、王佐，尤其是在眼前的困境下，更要倚重他們協(xié)助紅五軍守山，可出不得亂子。毛澤東聽到這里，心里一下寬慰多了，他一錘定音說，袁文才、王佐的問題不在中央文件的意思范疇內。對于袁文才和王佐兩位同志，我們不能把他們當作土匪看待。經過一年多的考查和共同的戰(zhàn)斗，我們可以看到，他們?yōu)辄h的事業(yè)，為根據(jù)地的鞏固，為紅軍的壯大，兢兢業(yè)業(yè)，立下了許多功勞。他們是功臣。當然，情況還得向中央報告清楚，免得日后留下什么后遺癥。</p><p> 王懷、龍超清只得不再爭辯。然而，上年底剛接替譚震林擔任湘贛邊界特委書記的鄧乾元卻對毛澤東的決定有異議。在他看來，中央文件對土匪的處置不是憑空制定的。袁文才、王佐二人過去確屬土匪頭目，現(xiàn)在參加了紅軍，進入到蘇維埃政權，不能不引起重視。有鑒于此，他認為應該將袁文才的蘇維埃政府 主席一職免去，另行換崗，不讓他與王佐糾合在一起。鄧乾元的意見得到了眾人贊同。</p><p>毛澤東也覺得換崗位這個提議既可行又合理。于是，他又果斷地提出了將袁文才調離井岡山，改任紅四軍副參謀長，隨大部隊一起遠征贛南。朱德也同意了毛澤東的主張，袁文才上過師范，有一定文化，能打仗，完全可勝任這一職。為了照顧袁文才的情緒，毛澤東又建議并通過了任命袁文才的好友劉輝霄為前委秘書長的決定。</p><p> 值得注意的是，紅五軍軍長彭德懷同志以不清楚袁文才、王佐的情況為由，自始至終沒發(fā)表任何看法。</p><p> 次日，毛澤東找到袁文才，通報了前委對他的任職方案，希望他能顧全大局，出任紅四軍副參謀長，隨軍行動。不過，毛澤東依然對中共六大文件中有關“土匪”問題守口如瓶。</p><p> 袁文才心中割舍不下他熟悉的井岡山，但最終他還是表態(tài)：愿意無條件服從組織的安排。毛澤東心中得到了些許慰藉。不過，井岡山眼前所處的困境實在令他不安：３萬余國民黨大軍壓境，僅剩紅五軍與王佐的三十二團留守，正值天寒地凍，部隊補給困難，他們能守得住嗎？他最擔心的是湘贛邊界特委一班人大多與袁文才、王佐和三十二團的緊張關系，相互摻雜進了許多狹隘的非無產階級思想，猶如一團難以理清的亂麻。</p><p> 大敵當前，他們能否以大局為重，攜起手來，共御強敵，保住這面紅色的旗幟？毛澤東心中很憂慮。為了平衡關系，也為了搞好邊界特委與王佐等人的團結，他將自己一貫器重賞識的黨務工作者、人稱“宛麻子”的宛希先留了下來，反復作了特別交代。</p><p> 1月14日紅四軍離開井岡山，經過連日的長途奔襲后，作短暫休整。這天，袁文才迎著暖融融的陽光，來與他一向交厚的前委秘書長劉輝霄處，準備敘敘話，四周走動一下。袁文才來到劉輝霄處，見門敞開著，院子外兩條破長凳上曬滿了文件。窗戶內，劉輝霄來回走著，不停地整理前委的東西。袁文才望望忙碌的劉輝霄，沒有驚動他，悄悄走到門口。他正欲跨門而入，回頭一瞥只見長條凳上一溜地擺著中共六大的一系列文件，其中一份用鉛筆畫出了粗粗的黑杠，在陽光映襯下，顯得異常醒目。袁文才收住腳，返身仔細一看，那粗黑的鉛筆下畫出一行如此醒目而又刺動他神經的標——“與土匪的關系”。一讀完，他倒吸一口涼氣，頓覺寒徹肌骨，仿佛掉進了冰窖。</p><p> 袁文才放下文件，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劉輝霄聞聲而出，見他失魂落魄，心中頓時明白了。他走過去，用力將袁文才扶進室內，然后瞅瞅四周，卻又不知說什么好。</p><p> 兩人默坐一陣，袁文才怏怏地告退。從此，那份文件像夢魘一樣在他腦海中揮之不去。跟隨南下部隊到了廣昌苦竹壩，袁文才覺得自己已陷入無妄之災，決心脫離紅四軍，再回井岡山。他拉上劉輝霄、謝桂標等人以“到哪里都一樣革命”為由，將一張“告假條”放在軍部，趁著黑夜悄悄離開部隊。一路上，他們化裝成商販，晝伏夜行，趕回井岡山。</p><p> ５月中旬，袁文才悄悄回到了井岡山，藏在王佐那里。他痛心疾首地對王佐說：“我們再怎么忠心，他們還是信不過”。王佐沒有因與袁文才是拜把兄弟失去原則，如實向寧岡縣委書記何長工匯報。</p><p> 何長工得知袁文才私自歸來，即與寧岡縣委幾個常委商議。未料，土籍革命派的龍超清、謝希安等人十分不滿。何長工只得向邊界特委巡視員宛希先匯報。宛希先素與袁文才交誼很深，覺得袁文才這次私自離隊，雖錯誤嚴重，但有“苦衷”，又考慮到他對創(chuàng)建井岡山革命地所做的重大貢獻，正是用人之際，于是決定給袁文才一個“黨內警告”處分，考慮王佐已任紅軍獨立一團團長，就把袁文才調任寧岡縣赤衛(wèi)大隊長。劉輝霄、謝桂標等仍回寧岡縣委和政府做事。</p><p> 袁文才愉快地接受了處分。他任寧岡赤衛(wèi)大隊大隊長后，即與王佐的獨立團一起，配合默契，英勇奮戰(zhàn)，先后收復了邊界的部分失地。是年11月，他還在睦村打垮寧岡反動靖衛(wèi)團，擊斃了寧岡縣長陳宗經，赤衛(wèi)大隊也發(fā)展到一個營。</p><p> 由于寧岡的土、客兩籍矛盾歷史上由來已久，袁文才私自離隊授人以炳，土、客籍矛盾帶到黨內領導層來，對革命事業(yè)的危害極大。</p><p> 對于土客矛盾，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曾經做過大量的工作，兩方的矛盾也日趨彌合?？墒钱斆珴蓶|和紅四軍主力下山后，這種矛盾重又泛起。逐漸發(fā)展到永新縣委與湘贛邊界特委之間的對抗，袁文才也卷入這個矛盾中。這個矛盾還升級成宛希先被害的主要原因。</p><p> 宛希先被害經過是這樣的：永新縣委負責劉真娶了個妻子叫龍家衡。龍家衡是永新浬田大土豪龍慶樓的妹妹。龍家衡雖出身富門，卻反叛家庭，投身革命，表現(xiàn)也十分堅定。在1929年秋的一次戰(zhàn)斗中，由于戰(zhàn)斗失利，我方犧牲不少同志，龍家衡率領的婦女部等人僥幸逃出。事后，有人告發(fā)是龍家衡告的密。于是，把龍家衡抓了起來，押送到邊界特委巡視員宛希先處，聽憑處理。宛希先在復雜的情況下，一時疏忽，又交給永新縣委調查處理。途中，龍家衡因受冤與押送的戰(zhàn)士爭吵，而押送的戰(zhàn)士因戰(zhàn)友的犧牲引發(fā)怒氣，私自把龍家衡打死。這原本是一場未明真相的誤會而造成的血案。永新縣委負責人劉真卻把責任歸咎于宛希先，動了私念，公報私仇，把宛希先殺了。</p><p> 袁文才素與宛希先關系親密，對劉真他們不分青紅皂白胡亂加害宛希先十分憤慨，大發(fā)雷霆，狂罵永新縣委一班人。這些話傳到永新，永新的邊界特委委員朱昌楷、王懷等，又反結怨于袁文才，遂多次在邊界特委大損袁文才，致使邊界特委領導人鄧乾元信以為真，在給上級的文件中把袁、王歸類于“土匪”，請求解決他倆。</p><p> 革命隊伍內部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對革命事業(yè)的危害，有時超過直接對壘的敵人。共產黨人只能為理想信仰奮斗，時時處處以革命事業(yè)為重，不可把自己的個人恩怨放在革命事業(yè)之上，更要具備高度覺悟，一事當前，獨立思考，是非分明，不做親者痛仇者快的事，特別是在領導崗位的共產黨人。</p> <p> 直接殺害袁文才的是湘贛邊界鴻溝特委書記朱昌楷。</p><p> 朱昌偕（1908——1931）生于江西省永新縣東鄉(xiāng)石橋水西村一農人家庭。父親早亡，更顯窮困，靠母親織布和給別人做短期工來養(yǎng)家糊口。8歲那年，朱昌偕在舅舅資助下，讀了三年私塾。因家園遭受洪災，無法再讀0，回家給地主放牛。13歲時，母親在縣城給他找到一份當成衣學徒的差事。三年滿師后，他留在縣城，過上成衣師傅的手藝人生活。1926年參加革命，任永新縣青年工人聯(lián)合會委員長，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5月任永新縣工農兵政府主席，9月，任永新縣委書記。1929年被選為臨時特委書記、永新縣委書記。1930年當選為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執(zhí)委會執(zhí)委。1931年任中共贛西南特委常委，兼管西路分委工作。</p><p> 因受“左”傾錯誤路線影響，認為湘贛蘇區(qū)各級蘇維埃政權“差不多完全被富農、流氓、AB團、改組派所操作”，認定“原西路分委被AB團把持，首要分子是朱昌偕等人。朱昌偕深感憂慮，為防備自己被當作“AB團”分子逮捕，幾經考慮，8月中旬的一個深夜，乘夜逃往永新縣高溪鄉(xiāng)梅花山藏匿在山洞中，靠帶上的口糧度日，希望這陣風潮曩昔，再重新出來。湘贛省委捍衛(wèi)局發(fā)現(xiàn)朱昌偕藏匿在梅花山上，立即發(fā)動數(shù)百人大舉搜山。朱昌偕糧盡水絕，在梅花山上開槍飲彈自盡。年僅24歲。建國后，人民政府對朱昌偕一生作出了公正評價，以為他殺戮袁文才、王佐，是履行左傾路線造成的，遂追認為革命烈士。</p><p> 羅克紹事件”成為導火線</p><p> 羅克紹是茶陵縣反動靖衛(wèi)團團總，又是茶陵、酃縣、寧岡、永新、蓮花五縣“聯(lián)防”總指揮。他有一支300多人的隊伍，還有一個30多人的兵工廠，能造槍。袁文才、王佐一直很想抓住 羅克紹搞到他的兵工廠，使它成為邊界紅軍的兵工廠。1930年春節(jié)剛過，茶陵新游擊隊長吳光濤報告，說羅克紹在茶陵江口蕉坪他姘頭家，袁文才很高興。江口與寧岡接壤，不過五、六十里路，正月初四袁文才、王佐率領部隊斷夜時從新城出發(fā)。那天晚上天空沒有云彩，山路還看得清楚。袁文才要求我們不要點火，不要說話，兵分三路，向江口出發(fā)。這一次，羅克紹被活捉，同時還抓住了羅克紹的28名槍工，把兵工廠的機器等一并搬到寧岡。從新城到羅陂村的路上，袁文才叫人給羅松了綁，在新城還備辦灑席招待他。袁文才、王佐此時不殺羅克紹，反倒招待他，是想爭取他投奔到革命隊伍中來，并要他到長沙去搞鋼鐵、洋硝，以利造槍。若殺了他，這些事就泡湯了。袁文才、王佐的這種想法，當年在袁部當兵的老同志劉良益、鄭善致和老蘇干劉克猶、江照明、蘇蘭春都有回憶。不殺羅克紹，是袁文才、王佐企圖掌握他的兵工廠，為我所用。在當時的戰(zhàn)爭年代不失為一個好主意。然而，正是這個“羅克紹事件”，成為袁文才、王佐被殺的直接導火線。后來定為“勾結羅克紹，擾害永新赤色政府”，成為殺害袁、王的重要理由之一。</p><p> </p><p> 于田會議的錯誤決策</p><p> 1929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派彭清泉（即潘心源）為巡視員來湘贛邊界巡視工作。彭清泉來湘贛邊界巡視之際，正是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向湘贛革命根據(jù)地過渡時期。對于彭清泉的到來，湘贛邊界特委書記朱昌偕等自然十分高興，陪他巡視了永新、寧岡后，又派人陪送他前往永新的五軍軍部天河，巡視五軍的情況。彭清泉在天河受到了彭德懷、滕代遠的熱情接待，并與彭德懷就當時邊界的形勢交換了意見。根據(jù)半個月的巡視，彭清泉覺得有三件事急于處理：一是將湘贛邊、贛西兩個特委合并，組建新贛西特委；二是成立紅六軍；三是處理袁文才、王佐。在彭清泉的授意下，在彭德懷的紅五軍幫助下，于1930年1月18日至21日，在遂川縣于田召開了紅五軍軍委、湘贛邊特委、贛西特委聯(lián)席會議。這次會議的具體內容有三。這在1930年3月《贛西南特委向省委報告》中有記載：“適中央巡視員彭清泉同志到來，向西特發(fā)起在遂川召集五軍委、邊、西特委聯(lián)席會議。在會議中除接受西特打吉安的正確主張外，還決定統(tǒng)一邊界兩特組織，集中江西紅軍獨立二、三、四、五團，編成紅軍第六軍?！边@里，講到了攻打吉安，成立紅六軍，將贛西特委與湘贛邊特委合并為贛西特委，這些，在當時都是積極的。但沒有馬上實施。而另一件事，即殺掉袁、王的事，在此雖未有記載，卻不過一個月就實施了。對這次會議研究殺袁、王的事，我們可在另一份文獻，即1930年7月13日的《關于五軍經過和贛西贛東贛北鄂南等地工農革命軍的情形》中找到。該文記載說：“在五軍的幫助之下，在遂川于田圩于1月18日開幕至21日閉幕。這一會議的精神，將湘贛邊特委和贛西特委合并，堅決的集中贛西南紅軍游擊隊編為紅六軍，準備積極奪取吉安，打破一切地方觀念，堅決的與機會主義斗爭，堅決的執(zhí)行進攻富農的策略，堅決的將袁、王解決”?！踢€有一份文獻可以佐證。那就是1930年7月22日《贛西南劉作撫同志（給中央的綜合性報告）》。文中記述說：“這一問題是中央巡視員彭清泉同志負責辦理的。”“由彭同志指定幾位同志開會，CY完全沒有通知，設法把袁、王騙到永新城里來。”足見于田會議不僅作出了殺掉袁、王的決議，而且研究了策略，是一場有目的、有預謀的會議。</p><p> 潘心源（1904-1931）湖南省瀏陽縣(今瀏陽市)人,又名潘心元, 1904年2月生于瀏陽縣豐裕鄉(xiāng)一個富裕家庭。1916年底,由家庭安排,與周坤元女士結婚。1920年考入長沙岳云中學讀書。他眼界大開,投身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業(yè),成為青年學生運動的積極分子。1922年把妻子接到長沙,先后在崇實職業(yè)學校、明憲女中讀書,直到長沙馬日事變后因被捕而輟學。192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與封建家庭徹底決裂,全心全意為勞苦大眾的解放而奮斗。王震當時在長沙做工,他借用王震的工錢做黨的經費開支,讓王震帶著他的借條到鄉(xiāng)下潘家去挑谷還賬。1924年,中共湘區(qū)委員會派他到瀏陽,以小學教師身份為掩護開展革命工作,建立了瀏陽第一個農村黨支部,掀起農村革命高潮。1926年10月中共瀏陽地方執(zhí)行委員會成立并任書記。他動員母親參加革命活動,任鄉(xiāng)婦女主任兼管農會財務工作。1927年2月,他積極培訓農民革命武裝力量,組織了瀏陽工農義勇隊,任黨代表。他是中共黨內較早一從事革命武裝力量組織工作的領導干部之一。他作為湖南代表,出席了在武漢召開的中共五大。會議期間寫信給瀏陽縣委,要求將工農義勇軍擴大為一個師。他回瀏陽后,用國民黨縣黨部和縣工會、縣農會的名義,收繳全縣團防局的100多支槍,擴大農民武裝。長沙發(fā)生馬日事變時,他掌握了用槍支、梭標、大刀武裝起來的數(shù)萬農軍,并率瀏陽農軍參加了湖南10萬農軍圍攻長沙的戰(zhàn)斗，打到長沙小吳門后奉命撤退。他千方百計保存瀏陽農軍武裝,為毛澤東發(fā)動秋收起義準備了有生力量。</p><p> 1927年9月,他參加秋收起義的準備工作,出席了在安源召開的軍事會議。陪同毛澤東到銅鼓直接指揮起義部隊。曾被國民黨地方武裝兩次逮捕,都機智地逃脫。他一協(xié)助工農革命軍第二團攻打瀏陽縣城,救出被關押的革命群眾。秋收起義部隊上井岡山后,他留在當?shù)貓猿钟螕魬?zhàn)爭。組建了北區(qū)游擊隊,改組瀏陽縣委后,任書記。1928年任中共湘東特委副書記、中共湖南省委委員兼農民部長,堅持在平、瀏、醴地區(qū)領導革命斗爭。1929年任中央巡視員,到湘贛紅軍中傳達黨的六大精神,檢查工作,參加朱毛紅軍的領導工作。1930年2月當選為紅四、五、六軍總前委常委。歷任紅三軍代理政委、紅四軍政委、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委員,參加了紅軍第二次攻打長沙之役。他多次往來于上海與蘇區(qū)之間,傳達黨的指示,了解紅軍斗爭情況,寫了多篇報告,總結秋收起義和紅軍斗爭的歷史經驗。1930年底,他以中央巡視員身份留在湘鄂贛蘇區(qū)指導反“圍剿”斗爭。在極度危險的情況下曾寫信給妻子:“吾有隨時犧牲的可能,望汝對俠仙、俠游、俠仁吾兒,萬勿使其失學,務必教其以吾志為志?！彼炎龊昧藶楦锩I身的準備,并希望兒女繼承父業(yè),革命到底。</p><p> 1931年,經周恩來安排,他以中央巡視員身份,赴浙南地區(qū)工作,任浙南紅十三軍政委。1931年在浙江省玉環(huán)縣因叛徒出賣,被捕犧牲,年僅27歲。在就義地建有“紅十三軍烈士墓”,以志紀念。</p><p><br></p><p> 紅五軍領導人的“偏聽偏信”</p><p> 由于“于田會議”定下了殺害袁文才、王佐的基調，研究了如何鏟除袁、王的策略，所以，此事在經過一個月的準備和尋找時機，終于時機成熟了。那就是：贛西特委準備發(fā)動第一次攻打吉安行動，以及紅五軍已返回至永新、安福一帶，不僅有了政治借口，也有了軍事力量可以借助。沒有紅五軍的幫助邊界特委殺袁王是難以實現(xiàn)的。更惡劣的是特委竟偽造毛主席的親筆信。1930年2月22日，袁、王突然收到“毛委員來信”，說是要袁、王部隊配合紅五軍攻吉，將隊伍開到永新城聽編。袁、王歷來崇拜毛澤東，王佐雖有些懷疑，但袁文才一口認定“不會有假”，故率兵前往，傍晚到達永新城。其時，永新、蓮花、茶陵、酃縣的地方武裝也來了，儼然一片編隊攻打吉安的氛圍。傳聞袁、王部隊編為紅六軍第三縱隊，袁為司令，王為副司令。特委事先安排了袁、王部隊的住宿地點，袁住在尹家巷22號，王佐住在尹家祠。</p><p> 晚上，特委通知開會，袁、王皆按時出席。會議由中央巡視員彭清泉主持。彭清泉以整頓思想為由，不點明地指責袁、王“受編不受調”、“反對分田”、“勾結土豪，破壞蘇維埃政府，擾害永新赤色政權?！痹牟?、王佐對此莫須有的責難，極為惱火，耐著性子一一辯駁。彭清泉啞口無言，氣得把勃朗寧手槍往桌上一拍說：“你到底有沒有錯？”袁文才說：“我錯誤是有，問題并不是你們說的那么嚴重。”王佐是個烈性子，也把手槍往桌上一拍，與彭清泉對斥起來。會議弄得不歡而散。會議雖然爭辯得很激烈，但特委對袁、王及其部隊仍然很好，熱情招待。當晚，特委還安排了采茶班子唱《劉?？抽浴?。23日照例無事。晚上，還備了大量酒菜招待。但其他地方武裝在店鋪里買白布做帶子的現(xiàn)象，引起了王佐的懷疑。王佐向袁文才講這其中可能有問題，但袁文才仍然堅信無事。袁文才不知道，22日晚彭清泉和特委已給紅五軍去信，并派朱昌偕、王懷連夜前往紅五軍駐地，請求彭德懷派兵，立即解決袁、王。彭德懷派出了第四縱隊，于23日晚連夜趕到永新。到永新后，即包圍了袁、王及其部隊，每人手臂上扎白帶子為記，更換的口令，遇到沒有白帶子和對不上口令的即開槍。24日拂曉前，邊界特委書記朱昌楷等人闖進袁文才房間，袁文才尚不知何事即被朱昌偕開槍打死在床上。負責解決王佐的永新縣蘇主席彭文祥剛趕到王佐住處，王佐聽見槍聲，情知有變，即與刁飛林等幾人騎馬往寧岡方向的東門外逃去。未料通往東門的浮橋已被拆掉，水急河深，王佐等不會游泳，冒著密集槍彈死在東關潭里，幾天后尸體才浮出水面。</p><p> 袁文才、王佐這兩位曾為井岡山根據(jù)地的創(chuàng)建作出了重大貢獻的人物，倒在了“左”傾錯誤的槍口之下。革命力量受損，不得不放棄井岡山根據(jù)地，地方黨組織和紅軍隊伍先后轉移到中央根據(jù)地去，重新與毛澤東匯合。</p><p> 這件事，彭德懷同志在他的《往事回憶》中說：“假使當時特委同志所報非實，那就特委也有責任，我也有輕聽輕信的責任”。彭有些推諉，因為，歷史文獻記載于田會議彭、滕都到會，不可能對殺袁、王“感到突然”。王佐曾與紅五軍一起到湘鄂贛邊境游擊過，表現(xiàn)不錯，立不少戰(zhàn)功，如今會不會反叛？彭作為紅軍高級指揮員心里不可能不清楚。還歷史本來面目，是歷史研究者的重要責任。觀點正確與否，留此存疑吧！無產階級革命是個復雜而艱難的過程，外有強敵，內有各種錯誤思潮。在艱難的革命斗爭中，中國共產黨內聚集了大批英杰，毛主席是這班英杰中的奇才。他有很高的洞察力，新情況剛露苗頭，就能敏銳捕捉到它，準確預見，提出正確的應對辦法。周總理曾說中國革命可以缺少任何人，唯獨不可缺少毛澤東，有人說毛澤東思是集體智慧的結晶，事實上毛澤車思想是毛澤東獨創(chuàng)，不是因為有了共產黨才使毛主席更聰明，是因為有毛主席才使共產黨更光榮偉大。毛主席有時也孤獨，很多人的認識水平達不到毛主席的高度，認為毛主席犯了錯誤就排擠他打擊他。每當革命到了生死存亡關頭，拿不出良策時又只好請毛澤東重回領導崗位。創(chuàng)建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充分證明:中國幸虧有毛澤東這樣難得的偉人，革命才取得了成功！底層百姓之大幸。</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