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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物證史：佛傳漢地始于巴蜀

陳大蔥

<h3>"對我來說，做博物館工作最幸福的事情，莫過于讓一件被遺忘、默默無語的展品，找回自己蕩氣回腸的說服力"。（托馬斯·霍文《讓木乃伊跳舞》）</h3> <h3>教科書上說，佛教是漢代經(jīng)由西域（今新疆）絲綢之路傳入中原地區(qū)，而后向東部和西南擴散的；最早的漢地佛像出現(xiàn)在十六國時期（約四世紀(jì)初）；北方地區(qū)的造像活動在晚唐衰落后，巴蜀地區(qū)續(xù)寫了后半部的輝煌篇章。</h3> <h3>事實果真如此嗎？非也！因為：</h3> <h3>早在東漢時期，巴蜀地區(qū)（今川渝地區(qū)）就有了佛造像，數(shù)量還不少。大約兩百年后，佛像在長江中下游流傳時，北方也還見不到影子。</h3><h3>佛像的存在，才是佛教傳入最直觀最有力的證據(jù)。</h3> <h3>后人欲知前人事，沒有文字之前，只能靠傳說；有了文字，似乎讀史書就可以了。</h3><h3>理論上，文字史可以避免記憶誤差造成的不確定性；但這樣的確定，也只能體現(xiàn)在改朝換代的時序連貫上，并不能保證史實的真確。</h3><h3>本質(zhì)上講，與神話傳說一樣，任何語種的文字史都是選擇性記憶。好在后世有了科學(xué)考古?？脊拍茉谝欢ǔ潭壬蠌浹a這樣的遺憾。</h3> <h3>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h3> <h3>宗教是對人性的思考、掙扎和救贖企圖。這是個漫長而艱辛的過程?；赝哪抗庠竭h，就越能感知具有大智慧的先賢救民于苦難的初心。</h3><h3><br /></h3><h3>有什么途徑能夠使我們從生命的有限性中突圍，從"萬物皆有死期"的幻滅感中解脫出來呢？沒有。生死原本就不是個學(xué)術(shù)問題。但人類至今也沒放棄徒勞的努力。</h3><h3><br /></h3><h3>關(guān)注川渝地界的東漢佛像遺存并推敲佛像史很多年了，一直沉默著。我怕貿(mào)然趟進這條歷史長河，陷入難以自拔的學(xué)術(shù)漩渦；同時，也怕被時間流水沖走當(dāng)仁不讓的講述責(zé)任，淡了殘存于心的某種堅守。</h3><h3><br /></h3><h3>佛教起源于印度，發(fā)展在中國。厘清其傳布中國的流程，無論對佛學(xué)和佛像研究，還是追溯儒釋道思想在中國的混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h3> <h3><b style="color: rgb(22, 126, 251);">一、最初的佛像長啥樣</b></h3><h3><br /></h3><h3>切入正題之前，有必要回顧一下佛教和佛像的起源。</h3><h3><br /></h3><h3>佛教創(chuàng)立于公元前6-5世紀(jì)的古印度。但<span style="color: rgb(22, 126, 251);">早期的佛教并沒有禮佛拜像的做法，甚至有"不表現(xiàn)佛陀"的教規(guī)。佛像崇拜是釋迦圓寂五百年后才產(chǎn)生的。</span>直到公元1世紀(jì)，貴霜君王成為白沙瓦地區(qū)統(tǒng)治者之時，犍陀羅藝術(shù)中才第一次出現(xiàn)了真正意義的佛像。在之前的幾個世紀(jì)里，佛教藝術(shù)中僅以菩提樹、臺座、法輪、足印等象征物暗示佛陀的存在。</h3><h3><br /></h3><h3>犍陀羅佛像之所以有重大的發(fā)展，和貴霜王朝的帝王崇拜及肖像傳統(tǒng)密切相關(guān)。在佛教徒中，將釋迦神格化的觀念已很強烈，佛陀被比作轉(zhuǎn)輪圣王。</h3> <h3>貴霜帝國疆域示意圖</h3> <h3>國際學(xué)術(shù)界公認最早的佛站像是這樣的：</h3> <h3>迦膩色伽一世（公元79年）金幣。正面是國王像，背面是佛陀像，除了予人以安全感的無畏印手勢，犍陀羅佛像的眼睛呈現(xiàn)半睜半閉的內(nèi)省特征，以此吸引禮拜者視線而去探究佛陀內(nèi)在的精神世界。</h3> <h3>但日本學(xué)者宮治昭先生認為，從釋迦菩薩到釋迦佛的轉(zhuǎn)變，始于名為《梵天勸請》的石刻浮雕。它們應(yīng)早于金幣和舍利函上的佛像。</h3> <h3>梵天勸請表現(xiàn)的是大梵天王率眾請求佛陀去鹿野苑說法的故事。這一突破，表明佛教徒們將釋迦神格化的觀念已很強烈。梵天勸請圖像，或為后世一佛二菩薩造像的雛形。</h3> <h3>法國東方語言學(xué)家富歇在其《阿富汗報告書》中的圖片，采集于古代希臘-巴克特利亞地區(qū)（今阿富汗）。也是梵天勸請題材。</h3> <h3>宮治昭認為，"梵天勸請"是關(guān)系到釋迦決心說法的重大事情，犍陀羅的藝術(shù)工匠們表現(xiàn)這一場面時有兩種方式：一種是釋迦接受梵天的請求，表現(xiàn)為在菩提樹下結(jié)跏趺坐的佛陀像；另一種則是表示釋迦決意轉(zhuǎn)法輪，用日輪作為象征。這兩種表現(xiàn)方法在該地區(qū)持續(xù)了很長時間。</h3> <h3>接下來的兩件，也很著名。特別迦膩色伽舍利盒上的佛像，堪稱早期漢傳的母本：</h3> <h3>大英博物館藏畢馬蘭舍利函。阿富汗出土，時代約公元1世紀(jì)前后。其銘文大意是："Mumjavamda之子Shivaraksita的神圣供品，以眾佛之名，供奉佛陀舍利。"</h3><h3>其上有佛像2尊，右手施無畏印左手提衣襟的佛陀穿希臘袍服，采用單足支撐姿態(tài)。</h3> <h3>白沙瓦博物館藏迦膩色伽舍利盒。時代為公元78年，也即迦膩色伽一世元年。其佉盧文銘文包含的主要內(nèi)容是："為了接受說一切有部諸師，此香函為迦膩色伽大王供養(yǎng)的功德禮物……在迦膩色伽城。以此功德祝愿眾生福德圓滿……"</h3> <h3>難得一見的俯拍圖。居中趺坐的佛陀和兩旁站立的梵天、帝釋天組合造型。</h3> <h3>據(jù)說是因為當(dāng)時印度的民眾只關(guān)心現(xiàn)世和歷史，無心于輪回轉(zhuǎn)世的超驗世界，犍陀羅的佛教美術(shù)在中印度遭到了排斥。佛教開始尋求向中亞和中國傳播。</h3> <h3>于是幾十年后，與上述犍陀羅佛像風(fēng)格類似的造像就大量出現(xiàn)在了以巴蜀為中心的西南地區(qū)（迄今為止我國發(fā)現(xiàn)的東漢佛像，也只在這一地區(qū)）。</h3><h3><br /></h3> <h3><b style="color: rgb(22, 126, 251);">二、巴蜀地區(qū)的東漢佛像遺存</b></h3><h3><br /></h3><h3>巴蜀地區(qū)通過考古手段發(fā)現(xiàn)的東漢佛造像，以材質(zhì)劃分，大致有石刻、陶塑、銅鑄三類。</h3><h3>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迄今能確定的佛像有：石刻類3例（四川樂山麻浩崖墓1尊，柿子灣崖墓2尊）；陶塑類2例（四川彭山崖墓一佛二菩薩搖錢樹陶座1件，云南昭通漢墓陶佛1尊，四川宜賓博物館1尊）；銅鑄搖錢樹佛像80余尊（可以明確的佛像出土地分別是四川樂山、彭山、綿陽、安縣、三臺、梓潼，重慶忠縣、豐都、巫山、開縣，陜西南部的城固，貴州清鎮(zhèn)。國家博物館收藏和流失海外的樹干佛像也皆出土于上述地區(qū)）；另有其它佛教題材實物遺存若干。</h3><h3><br /></h3><h3>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佛像的分布范圍，與搖錢樹的分布范圍高度一致。同時，它們無一例外都出現(xiàn)在墓葬里。承載升仙夢想的神樹被喚做搖錢樹，顯系約定俗成的誤讀（后面將作專門解析）。</h3><h3><br /></h3><h3>從時間跨度看，重慶豐都所出"延光四年"（125年）紀(jì)年搖錢樹佛像，是迄今發(fā)現(xiàn)的紀(jì)年最早的佛像（當(dāng)然，紀(jì)年最早，不一定是實際最早）；最晚出土于重慶忠縣涂井5號和14號蜀漢時期墓出土的搖錢樹佛像。大致而論，搖錢樹佛像在巴蜀地區(qū)的流行年代，前后約100年時間。</h3> <h3>搖錢樹佛像的形態(tài)，先看一件殘損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h3> <h3>搖錢樹銅佛像及陶樹座。</h3><h3>重慶豐都槽房溝出土。陶質(zhì)樹座上有"延光四年"（125年）銘刻。銅佛像位于一截殘存的樹干上，殘高5厘米，下半部缺失，頭后碩大的項光輪廓依稀可辨，高肉髻，大眼圓睜，有彎曲上翹的唇髭，袒右肩，右手施無畏印。</h3><h3>這尊佛像是我國迄今發(fā)現(xiàn)紀(jì)年最早的佛像，可以作為漢地初期佛像的年代標(biāo)尺，也是判斷印度初期佛像年代的重要依據(jù)（國際學(xué)術(shù)界就是依據(jù)它的紀(jì)年推斷出迦膩色伽一世在位時間的）?？上?，重慶三峽博物館并未給予足夠突出的展示。</h3> <h3>是不是看不太清楚&quot;最早佛像&quot;的樣子？下面有幾尊類似模版的：</h3> <h3>A、同棵搖錢樹上的同模佛像（征集于四川德陽）。佛像高5.3厘米，寬2.5厘米，頭后有圓形項光，高肉髻，圓弧形發(fā)際，大眼圓睜，有雙勾髭須；右手施無畏印，左手握衣角，衣呈三道長長的U形花邊，延至右手腕下垂，衣紋精細。</h3><h3>這兩尊佛像與"延光四年"佛像非常相似，保存完整且模版清晰，年代應(yīng)為同一時期?？蓳?jù)以復(fù)原前者全貌。</h3> <h3>B、同棵搖錢樹上的同模佛造像（征集于四川廣漢）。區(qū)別是頭后橫橢圓項光，無唇髭。兩尊各存一殘缺脅侍，推測這類佛像都有左右脅侍。</h3> <h3>無關(guān)搖錢樹的石刻、陶塑佛像發(fā)現(xiàn)較少，搖錢樹陶座佛像也僅存一例，分列于下：</h3> <h3>石刻高浮雕佛像。1940年發(fā)現(xiàn)，尚存于樂山麻浩崖墓享堂門楣。高37厘米。肉髻，有圓形項光，身披通肩袈裟。結(jié)跏趺坐。右手施無畏印，左手執(zhí)袍角。</h3><h3>佛像側(cè)旁有荊軻刺秦王浮雕，這一題材石刻流行于漢代，后不復(fù)有。另外，近旁風(fēng)格相同的崖墓中有順帝永和（公元136-141年）、恒帝延熹（公元158-167年）紀(jì)年銘刻。此墓當(dāng)在同期。 </h3> <h3>石刻浮雕佛像線描圖。位于四川樂山柿子灣東漢崖墓，與麻浩漢墓相去不遠，二尊坐佛也浮雕在墓室享堂門楣上（風(fēng)蝕較重）。該墓群有漢順帝永和（136-141年）和漢桓帝延熹（158-167年）年號，時在東漢中晚期。</h3> <h3>陶塑佛像?，F(xiàn)藏云南昭通博物館。出土于水富縣東漢墓。卷發(fā)高鼻，圓領(lǐng)袍服，跽坐，左手握袍角，右手持環(huán)。采用模制工藝（看實物時頭頂有缺失，似非獨立件）。</h3> <h3>搖錢樹樹佛像陶座。</h3><h3>1941年由夏鼐主持發(fā)掘于四川彭山漢代崖墓?，F(xiàn)藏南京博物院。犍陀羅風(fēng)格的一佛二脅侍赫然其上。該佛像頭上肉髻，右手施無畏印，左手執(zhí)袍角，趺坐，著通肩袈裟。旁立二侍者，右脅侍穿交領(lǐng)衣，手持物；左脅侍右手舉起。座下塑龍虎銜璧。</h3> <h3>除以上幾例，巴蜀東漢佛像都鑄于青銅搖錢樹上。其中位于樹頂枝葉雙面的平面鑄線條佛最為精美，迄今僅發(fā)現(xiàn)3片，粉本類同；位于樹干上的立體佛像約80尊（存于完殘不均的二十余株搖錢樹上）。為海內(nèi)外博物館或民間珍藏。</h3> <h3>正反面都有佛像的青銅搖錢樹葉片。左邊一枚出土于陜南城固，右邊一枚出土于川北安縣。平地起陽線構(gòu)筑圖案，應(yīng)為澆鑄工藝。各有殘缺，互相參看基本能知全貌。安縣的枝葉較為完整，通高20.5厘米，最寬處13厘米，厚約1毫米。現(xiàn)藏綿陽博物館。</h3><h3>相較而言，樹干佛像多采用高浮雕手法，除基本特征符合佛像儀軌外，多數(shù)圖像細節(jié)都不如葉片上的佛像清晰。</h3> <h3>此件雙面佛像葉片是存世三片中信息最全的。征集于四川樂山。搖錢樹枝葉上的"一佛二脅侍"圖像完整清晰，與安縣出土那片似為同一模版。比對早期犍陀羅造像，尙未脫離&quot;梵天勸請&quot;儀軌。年代應(yīng)該偏早。</h3> <h3>何家山1號墓類型搖錢樹銅佛像。大肉髻，有髭須，項光縮小且不再實心，左右已無脅侍。可能時代偏晚。綿陽出土?，F(xiàn)藏綿陽博物館。</h3> <h3>三尊大同小異造型的搖錢樹佛像（征集于綿陽附近）。從其紋飾精度和成像表現(xiàn)看，當(dāng)時的澆鑄水平也參差不齊。</h3> <h3>三尊不同粉本的升仙樹佛造像。右邊一尊樹干上鑄有精細的水波紋。征集于四川三臺。</h3> <h3>同棵搖錢樹上的同模佛像（征集于四川綿陽）。此型不見于館藏著錄。無唇髭，高髻并有圓形頭光，右手施無畏印，左手牽握衣角，結(jié)跏趺坐，著通肩袈裟，U形衣紋。已初顯早期犍陀羅與秣菟羅風(fēng)格的糅合。</h3> <h3>如你所見，花樣不少，還都有早期犍陀羅的形神。</h3><h3><br /></h3><h3>但是曾有專家說，佛像是用來膜拜的，用于陪葬的不應(yīng)該算真正的佛像。</h3><h3>想起了那句"房子是拿來住的，不是拿來炒的"。按那專家的邏輯，拿來炒的房子不是真正的房子？</h3> <h3>過去數(shù)十年里，川渝地區(qū)出土過不少帶佛像的搖錢樹。由于國人缺少認知，這些珍貴文物相當(dāng)部分流失海外；早年甚至有被當(dāng)做破銅爛鐵送到廢品收購站的。</h3> <h3>現(xiàn)藏舊金山亞洲藝術(shù)博物館的這棵佛像搖錢樹，傳出自重慶巫山。1998年3月，比利時古董商古斯·柯羅斯在紐約亞洲文化節(jié)上，以250萬美元將其賣出，創(chuàng)下當(dāng)時單件中國古代藝術(shù)品的最高售價。有趣的是，該棵搖錢樹初次展出時，被稱為&quot;來自兩千年前中國的圣誕樹&quot;。</h3> <h3>流失海外的搖錢樹佛像，引起了國際學(xué)術(shù)界的廣泛關(guān)注，專題研討連連，甚至出現(xiàn)了"四川敦煌學(xué)"之說。研究者們視之為探索漢傳佛像起源的焦點。</h3><h3>令人不解的是，至今國內(nèi)所有關(guān)于早期佛像的展覽和一帶一路專題研討，都還有意無意地回避著最早傳入中國的佛像在巴蜀這個事實。<br /></h3> <h3>我們還是繼續(xù)看看其它同期佛教題材遺物吧：</h3> <h3>圖為有佛塔的東漢畫像磚。這塊殘磚1986年出土于什邡縣皂角鄉(xiāng)，高6.5寬9.8厘米?，F(xiàn)藏四川省博物院。從拓片看，殘磚中部為一印度窣堵坡式多層寶剎頂塔式建筑，兩旁為蓮花，兩邊亦佛塔無疑。磚頭雖殘，意義非凡！因為它有<span style="color: rgb(22, 126, 251);">國內(nèi)現(xiàn)存最早的佛塔</span>形象。</h3> <h3>東漢蓮花百獸畫像磚。征集于四川彭山。據(jù)《觀無量壽經(jīng)》，眾生臨終時，阿彌陀佛及觀音、大勢至二菩薩將持蓮臺來迎九品往生之人。百獸與蓮花相間，當(dāng)有佛教超越生死的觀念包含其中。故推測此磚可能表超度眾生之意。</h3> <h3>成都市博物館藏東漢佛教題材石刻胡人座。左手執(zhí)蓮蓬，右手似施無畏印。</h3> <h3>出土于樂山人民醫(yī)院工地東漢墓的這件陶俑，右手施無畏印，著漢衣，儼然一行腳僧?，F(xiàn)藏樂山大佛博物館。<br /></h3> <h3>征集于成都新津的疑似僧人漢俑。</h3> <h3>墓葬里埋著活人的思想。人對超驗世界的所有想象，都不能完全擺脫現(xiàn)實的影子。所以，當(dāng)某種文化符號出現(xiàn)在某個時段某個地域的墓葬里時，那個文化就一定在當(dāng)時當(dāng)?shù)厣钊肴诵牧恕?lt;/h3> <h3>考古如做歷史偵探。我不是專業(yè)文博工作者，沒有"上班就是上墳"的田野工作經(jīng)歷。因為癡迷于文物收藏，才有了對文獻歷史的叩問考量。</h3><h3><br /></h3><h3>我知道，要在有文獻迷信的國度里提出不為前人蔽障的新知，很難。"史無記載"猶如一座大山。</h3><h3><br /></h3> <h3>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h3><h3><br /></h3><h3>現(xiàn)在，該來解答相關(guān)疑問了。梳理了下，大致有以下方面：</h3><h3><span style="color: rgb(22, 126, 251);">佛教是從什么途徑進入巴蜀的？</span></h3><h3><span style="color: rgb(22, 126, 251);">佛教是如何融入巴蜀民間信仰的？</span></h3><h3><span style="color: rgb(22, 126, 251);">佛像參與喪葬活動時扮演什么角色？</span></h3><h3><span style="color: rgb(22, 126, 251);">佛像漢末為何突然從巴蜀消失？</span></h3><h3>讀圖時代，最怕長篇大論。我盡量少說廢話。<br /></h3><h3><br /></h3><h3>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h3><h3><br /></h3> <h3><b style="color: rgb(22, 126, 251);">三、巴蜀到印度，最近的路當(dāng)然是滇緬道</b></h3><h3><br /></h3> <h3>其實，早在上世紀(jì)20年代，法國漢學(xué)家伯希和就在《牟子考》一文中推測："當(dāng)紀(jì)元一世紀(jì)時，云南及緬甸之通道，二世紀(jì)時交州南海之通道，亦得為佛法輸入之所必經(jīng)。"文中提及的二道，均接巴蜀，尤其滇緬通道。</h3> <h3>古&quot;蜀身毒道&quot;被后世稱為"五尺道"，是從四川往云南永昌再沿南底河到緬甸八莫、密支那，而后通往印度的阿薩姆、馬土臘、犍陀羅等地區(qū)的。</h3><h3>顯然，漢地巴蜀通往犍陀羅之路，這是最便捷的一條。</h3> <h3>從埃及太陽樹到三星堆神樹再到巴蜀搖錢樹，通過物象對比，巴蜀地區(qū)與中亞之間，確乎有一條文化走廊的存在。</h3> <h3>從公元1世紀(jì)的希臘-巴克特利亞雙馬神，到公元2世紀(jì)的巴蜀西王母陶座和三峽鎏金銅棺飾。誰能說它們之間沒有關(guān)聯(lián)？</h3> <h3>這條"近路"的存在，從中外史書里，也能找到諸多有力的佐證。單舉一例：</h3><h3>公元前316年秦滅巴蜀時，有蜀王之子泮率三萬軍隊逃亡，在今越南北部建甌雒國，史稱"安陽王"（蜀泮絕不可能是飛去的）。據(jù)越南《大越史記全書》："安陽王本名蜀泮或開明泮，原是古蜀王子，乃為鱉靈后裔。"這事在中國文獻《交州外域記》和越南史書《安南志略》中也都有記載。<br /></h3> <h3>越南史書把安陽王蜀泮在越南建立的政權(quán)，作為越南歷史上的第一個朝代蜀朝。圖為越南安陽王廟。</h3> <h3>上世紀(jì)八九十年代，考古工作者陸續(xù)在云南晉寧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地發(fā)掘出不少來自印度、伊朗、緬甸的年代久遠的工藝制品。在騰沖還出土了大量的漢五銖錢。在滇西大理、保山一帶的漢墓中,也多有高鼻深目的"胡人俑"出土。這些文物，佐證了這條商貿(mào)之道往日的繁榮。</h3> <h3>巴蜀漢墓中的胡人俑和畫像磚上的胡人屢見不鮮。</h3><h3>《后漢書·西南夷傳》明確記載了大秦(羅馬)人經(jīng)身毒道進入中國：&quot;永寧元年(122年)，撣國王雍由調(diào)復(fù)遣使者詣闕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shù)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撣國西南通大秦。&quot;撣國故地在今滇、緬邊境,處于當(dāng)時的永昌郡外。</h3> <h3>關(guān)于這條古"蜀身毒道"先秦既存在的考證，已有諸多學(xué)者用力。我不再贅述，有興趣的朋友可自行延伸閱讀。</h3> <h3>有必要一提的是，問世最早的漢字佛學(xué)著作《理惑論》亦出自南方。時在東漢末。</h3><h3>該書為問答式論述文，每篇設(shè)問做答，逐一解答世人對新來佛教的疑惑。其中"漢明帝夜夢金人"的傳說，為古籍中最早記載，也最為人所重視。歷代漢字史書的佛教初傳故事，都是根據(jù)《理惑論》。</h3><h3>借湯用彤教授的話說："漢代佛教，附庸方術(shù)，魏晉釋子，雅尚老莊。牟子恰為過渡時代之人物，則牟子《理惑論》者，為中國佛教史上重要之一頁也。"（見《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h3><h3><br /></h3><h3>兩漢特別是新莽以后，中印交通主要靠海路并非陸路。到桓帝時，大秦（羅馬）遣使來中國也是從日南郡（今越南中部）進入的?！独砘笳摗纺茉跐h末蒼梧（廣西梧州）出現(xiàn)，本身就說明海路亦佛教初傳渠道之一。</h3><h3><br /></h3> <h3><b style="color: rgb(22, 126, 251);">四、"老子化胡說"是佛教借殼上市的計謀</b></h3><h3><br /></h3> <h3>佛教傳入中國，無疑是不同地域文化間的一次大碰撞。</h3><h3><br /></h3><h3>印象中，佛道兩家似乎從未停止過高下之爭。所以過去一直以為，"老子化胡說"是道教編造出來用以打壓佛教的。</h3><h3>后來讀一則趣事時受到啟發(fā)：民國時期，有學(xué)者到西南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做田野調(diào)查時，意外地發(fā)現(xiàn)了一部彝族史詩！學(xué)者們興奮地對該史詩展開了研究，發(fā)現(xiàn)其內(nèi)容跟《圣經(jīng)》非常像。難道各地區(qū)各民族關(guān)于遠古的記憶都是相同的？然后，又偶然從彝族老人處了解到，故事是清末聽天主教傳教士講的……原來，所謂的史詩，卻是西方傳教士將彝族傳說中的一些神靈和人物，套上圣經(jīng)的故事用來宣教的！<br /></h3><h3>莫非，"老子化胡說"是佛教初傳巴蜀時的計謀？</h3><h3><br /></h3><h3>為此，查閱了相關(guān)資料。</h3><h3>道教《化胡經(jīng)》成書于西晉惠帝時（公元290-306年），說的是老子入天竺變化為佛陀，教化胡人之事。此書后來成為道教徒貶低佛教地位的依據(jù)之一。</h3><h3>而實際上，在《化胡經(jīng)》出現(xiàn)之前就有了老子化胡說。公元166年，襄楷給桓帝的上疏中就有這么一句："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這是在文獻資料中看到的有關(guān)化胡說的最早資料。</h3><h3><br /></h3><h3>佛教在傳入中國前，已完成自身的體統(tǒng)建設(shè)，是成熟的宗教組織。而其時道教還處于濫觴期，由原始巫教演化而來的黃老仙道信仰在巴蜀正大行其道。按常理，對初來的異域信仰，道家若主動編造"老子化胡說"去認同并接納，不合邏輯。</h3><h3><br /></h3><h3>可能的情況是，佛教方面巧妙利用《史記》中關(guān)于老子"莫知所終"之句編造出來的。旨在表達佛道同源，且佛教是老子提倡的。這樣，也為佛教輪回轉(zhuǎn)世說融入道家升仙信仰體系找到了理由。把釋迦說成老子的化身，引申一步，就是把釋迦同老子等同看待。人們對釋迦自然就不會排斥了。</h3><h3><br /></h3><h3>東漢末年，道教實現(xiàn)系統(tǒng)化成為宗教組織。其時佛教已通過"老子化胡說"成功借殼上市，在信仰體系中逐步坐大。這才出現(xiàn)了為爭奪信眾而進行的佛道地位之辯。道教方面也將計就計，開始利用"老子化胡說"恣意發(fā)揮。說來好笑，化胡說的真?zhèn)尉钩闪撕笫婪鸬纼山虪幷摰慕裹c之一。</h3> <h3><br /></h3><h3>卻說，巴蜀是個神奇的地方。任何外來文化都很容易與原生文化融合或伴生，并且一旦融入就再難厘清或剔除。這，似可喚作洼地效應(yīng)。</h3><h3>該地區(qū)先秦時期一直游離于大中華文化圈之外。直到公元前316年被秦滅亡。此后秦將巴蜀作為統(tǒng)一六國的戰(zhàn)略基地，巴蜀才真正成為漢地。從秦滅巴蜀到兩漢之交，歷三百余年。</h3><h3>巴蜀地域文化雜糅，既有殘存于記憶中的原生文化，也有強勢洗腦的中原文化，還有來自西南更邊遠地區(qū)的異域文化。通常意義上，離中原越遠，文化就越疏離，對異域文明的接受就越快。</h3><h3><br /></h3><h3>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完成統(tǒng)一征戰(zhàn)后，開始統(tǒng)一文字并焚書滌典，將各國的神話傳說混煮成了一鍋粥。漢字語境下的文化重塑，對地方史的破壞，超乎想象。<br /></h3><h3><br /></h3> <h3>許慎《說文解字·序》：七國之時，"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又云"秦?zé)郎缃?jīng)書，滌除舊典……而古文由此絕矣"。</h3> <h3>統(tǒng)一異形同義的漢字，影響尚且如此；廢除不同符號體系的文字，于地域文化傳承的破壞，就是滅絕性的了。</h3><h3><br /></h3><h3>改夷歸夏前，巴蜀是有自己的文字的（估計絕大多數(shù)人沒見過）：</h3> <h3>考古發(fā)掘得來的巴蜀圖語，也許是破解西南地區(qū)上古史的鑰匙。但是研究者們，卻一直在漢字重構(gòu)的偽史中折騰。</h3> <h3>東晉時，強烈崇尚和標(biāo)榜華夏正統(tǒng)的蜀地史家常璩在撰《華陽國志》時，將《戰(zhàn)國策》中稱古蜀為"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的文字，改為"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為鄰"。這顯然不合于史實，因為比之更早的東漢班固《漢書》仍明確記載："巴、蜀、廣漢本南夷，秦并以為郡。"</h3><h3>為使巴蜀改夷歸夏，用漢字書寫的巴蜀先秦史從此便充滿了"相傳"和"或許"。所以唐代大詩人李白也要發(fā)出&quot;蠶叢和魚鳧，開國何茫然&quot;的慨嘆了。</h3><h3>可以說，<span style="color: rgb(22, 126, 251);">我們今天能讀到的巴蜀先秦史，都是秦滅巴蜀后由華夏正統(tǒng)史家改裝出來的</span>。（關(guān)于這，以后專文論述，在此不再展開）</h3> <h3>十多年前在雅昌論壇做了篇名為《從三星堆神樹到漢代搖錢樹－原本與拜金無關(guān)的夢幻》的帖子，由此涉足對喪葬文化的探究。發(fā)現(xiàn)佛教在漢代的傳播，竟然是從介入喪葬活動開始的！</h3><h3><br /></h3><h3>漢代流行事死如事生的厚葬，巴蜀地區(qū)尤甚。佛初來時，入鄉(xiāng)隨俗。既然冒充了老子化身，佛像就不可避免地要被卷入喪葬活動。因為，喪葬行為是民間信仰最集中的體現(xiàn)。能夠與昆侖諸神之首西王母同在，是佛陀當(dāng)時的榮幸。</h3> <h3>"搖錢樹"的名稱是上世紀(jì)40年代中央博物院發(fā)掘四川彭山漢墓時馮漢驥提出的。脫離信仰背景的名稱附會一傳至今，淡化了其宗教意義。搖錢樹，實際上是承載著"通天、祈壽、升仙、轉(zhuǎn)世"等仙道思想的神樹。樹上的孔方兄，表達的當(dāng)是升仙路上不差錢的祈愿吧。</h3> <h3>不是所有的巴蜀漢墓里都有搖錢樹（經(jīng)濟原因之外，也有如方言般的表達差異）。也不是每一一棵搖錢樹上都有西王母或熊或佛像，惟有溝通天地的鳥不可或缺，足見前三者都是輔助。</h3> <h3>古人眼里，鳥是能夠溝通天地的神靈，不管什么形制的搖錢樹，鳥都居于樹頂，寓意"上天"。</h3><h3><br /></h3><h3>西王母則是傳說中擁有長生不老仙藥的昆侖諸神之首，無論出現(xiàn)在什么載體上，都是"祈壽"的指代。在搖錢樹上，西王母或位于樹座，或位于僅次于神鳥的高位。</h3> <h3>搖錢樹上的熊是象征"升仙"的圖騰，是仙道信仰中對黃帝的指代。據(jù)《史記·夏本紀(jì)》，黃帝原本有熊氏的后裔，且文獻中多有鯀、禹死后化熊的記載；上海博物館藏戰(zhàn)國竹簡《容成氏》篇講禹聽政三年后"始為之號旗"，制作了東、西、南、北、中五方之旗，其中將熊作為最重要的"中正之旗"的標(biāo)志。</h3><h3>熊作為華夏族的圖騰，可謂"根正苗紅"，因為它不僅是中華民族公認的祖先黃帝所在部落的姓氏，還是傳說中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王朝夏的信仰。史載"黃帝有熊氏"，"本是有熊國君之子"。</h3> <h3>佛像最初是被信眾視為老子化身的，或曰"被當(dāng)成老子像的佛像"，在搖錢樹上應(yīng)寓"轉(zhuǎn)世"之意。能夠蛻變重生的蟬，在古人眼里無疑是具有神性的，道家借表重生之愿；佛初來時，也巧借了本土信仰，以蟬取代了佛身旁的梵天和帝釋天，傳達轉(zhuǎn)世輪回思想。</h3> <h3>順便說一句，現(xiàn)藏于日本和泉市久保紀(jì)念美術(shù)館的這件名為"青銅佛錢樹盆"的器物，顯然是用搖錢樹殘件焊接拼湊而成。國內(nèi)學(xué)者屢屢引用而不質(zhì)疑，鬧笑話了。</h3> <h3><span style="color: rgb(22, 126, 251);">綜上所述，佛教于兩漢之際傳入漢地，卻只在西南地區(qū)留下了佛像。除了路徑之便，究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巴蜀亡國后，處于重新認祖歸宗的文化迷惘期；而其它地域更堅守于既往的文化認同。二是佛教初入是搭車仙道信仰傳播的，傳播范圍亦必受制于此（事實上，佛像的流布，也未超出搖錢樹的分布范圍）。</span></h3><h3>直到五胡亂華，佛教才得以在中原趁虛而入。</h3><h3><br /></h3> <h3>佛像在漢代巴蜀地區(qū)流布，從"延光四年"算起，大約歷時百年左右。到蜀漢政權(quán)時，蜀地已不見佛蹤；晚期的搖錢樹佛像只在渝東南忠縣、巫山等地的蜀漢墓中有零星發(fā)現(xiàn)。</h3><h3>此后的佛像史出現(xiàn)一段空白期。沉寂數(shù)十年后，三峽之外的三國吳地才重現(xiàn)佛的身影。</h3><h3><br /></h3> <h3><b>是什么原因?qū)е铝朔鹣裨诎褪竦貐^(qū)的突然消失？ </b></h3> <h3><span style="color: rgb(22, 126, 251);">宗教領(lǐng)域的問題，還得從宗教出發(fā)去尋找原因。</span></h3><h3>漢末有一件影響深遠的大事發(fā)生，那就是黃巾起義。起義是由道教的初期組織太平道和五斗米教發(fā)起的。"蒼天已死，黃天當(dāng)立"，這還了得！黃巾起義以失敗告終，帶頭的道教組織遭受政權(quán)嚴厲打壓，作為道家升仙信仰載體的搖錢樹自然淪為邪教邪物。搖錢樹消失了，附著其上的佛像焉能幸免。（這個視角，之前被研究者們忽略了）</h3><h3>這樣的變故，是佛教始料未及的。這迫使佛教開始撇清與道教的關(guān)系。但佛在民間的印象，已被深深打上了道家的烙印。</h3><h3><br /></h3><h3>于是，佛道兩家的相愛相殺大劇，就此拉開大幕。</h3><h3>佛教在漢地借殼上市后，一直到西晉還是小眾信仰。佛經(jīng)內(nèi)容也多有道教思想雜糅。大家也搞不清這個佛教怎么回事，把佛教徒也稱為"道人"。而佛教徒也多以"貧道"自稱。據(jù)南宋葉夢得 《避暑錄話》卷下：" 晉宋間，佛學(xué)初行，其徒猶未有僧稱，通曰道人。"<br /></h3><h3>到南北朝中期，佛道爭鋒，南朝北朝都舉行過多次辯法，佛教徒為了區(qū)別于道士，曾改稱和尚（不過這個詞可不一般，梵文中是"師"的意思。"和" 、"尚" 在文言文都是高等、高尚、崇高的意思）。</h3><h3>但受化胡說影響，到唐代時仍還有僧人以"貧道"自謙。玄奘《大唐西域記》："貧道為求大法，發(fā)趣西方"。佛道爭辯依然很激烈，一會毀佛，一會毀道。玄奘取經(jīng)歸來后，才僧歸僧道歸道的。</h3><h3>到宋朝，佛道基本合流，加上儒家理學(xué)，一番加工，到明清，儒釋道三家一體，就是我們今天說的中華文化和傳統(tǒng)。</h3><h3>另外，佛道兩家都念經(jīng)。道教為爭正統(tǒng)，將自己念的經(jīng)稱為"真經(jīng)"。佛教徒自然不會應(yīng)允。也許，這才是玄奘西行的真實緣由吧。（似乎跑題了，算是小插曲）</h3><h3><br /></h3> <h3>連道家信仰的主神西王母都穿上了大翻領(lǐng)的西裝（樂山大佛博物館藏品）。足見，佛道兩家從開始就相互滲透和借鑒了！貌似中原地區(qū)胡服的流行，是在唐代吧？</h3> <h3>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h3> <h3><b style="color: rgb(22, 126, 251);">五、魏晉時期佛像在長江中下游的傳播</b></h3><h3><br /></h3> <h3>佛像的漢傳，起于巴蜀，而后順長江流布，在長江中下游完成與海上絲路一脈的融合。海路而來的佛，多點登陸，時間應(yīng)該不晚于前述《理惑論》產(chǎn)生的年代，即東漢末年。</h3><h3><br /></h3><h3>從實際考古材料看，三國時出現(xiàn)了有年代證據(jù)的鎏金銅像和陶瓷佛像。西晉時，佛教造像特別集中在陶瓷谷倉罐和銅鏡圖紋上，而且都分布在吳境之地。其它僅有零星材料。到目前為止，北方地區(qū)尚未發(fā)現(xiàn)早于下列佛像的實物遺存（請留意時序和空間關(guān)系）：</h3> <h3>三國·吳（公元262年）鎏金銅佛像飾片。出土于武昌蓮溪寺東吳墓。墓中有永安五年鉛地券。飾片高約5厘米，上有透雕加線刻佛像。像戴寶冠，有項光，裸上身，佩項圈，披飄帶，下系裙。右手抬起。立于覆蓮臺上，蓮臺兩旁又各有一朵蓮花。墓主人是校尉彭盧。用途應(yīng)為腰帶之飾。</h3> <h3>三國·吳（公元222-280年）青瓷佛像。1992年湖北鄂城塘角頭出土。湖北博物館藏。</h3> <h3>三國·吳（公元222-280）青瓷佛像香薰。1967年鄂鋼孫將軍墓出土。</h3> <h3>三國·東吳（公元222-280年）末期青釉褐釉盤口壺上的佛像。1983年南京雨花臺長崗村出土。南京博物院藏。</h3> <h3>三國·吳（公元222-280）黑釉樓閣佛像陶魂瓶。江蘇南京出土。</h3> <h3>西晉（公元265-316年）佛像夔鳳鏡拓片。安吉梅溪出土。安吉博物館藏。</h3> <h3>西晉（公元265-316年）青瓷禪定印佛像。由陳萬里先生于長江中下游地區(qū)蒐集?，F(xiàn)藏北京故宮博物院。犍陀羅很早就出現(xiàn)了這種禪定印，但在秣菟羅則一直沒有出現(xiàn)。這種禪定印給中國帶來了很大的影響。</h3> <h3>西晉（公元265－316年）貼佛像青瓷三足盆。鄂州市寒溪公路4號墓出土。湖北省博物館藏。</h3> <h3>西晉（公元265-316年）青瓷奩上的佛像。上海博物館藏。</h3> <h3>魏晉期間的佛像青瓷谷倉罐，分布于長江下游地區(qū)。其上造像尺寸都很小，可分為二個類型： 模印貼塑于罐和各種器皿的腹部；堆塑或模制置于罐的肩部以上或樓閣門闕中。 （模印貼塑的蓮花坐佛是陶瓷佛像中最典型的儀態(tài)）</h3> <h3>東晉十六國后，造像勃興，石窟興起。與中國傳統(tǒng)神仙一起裝飾器物的陶瓷銅鏡佛像就退化消失了。它們造型上獨特的組合形像特點再也沒有出現(xiàn)。</h3> <h3>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h3> <h3>兩件出土地不確定的十六國時期金銅造像：</h3> <h3>有明確紀(jì)年的十六國佛像當(dāng)數(shù)后趙建武四年（338年）鎏金銅佛坐像，像高39.7厘米，是現(xiàn)存的十六國佛像中首屈一指的名品（原出土地不明，現(xiàn)藏美國舊金山藝術(shù)館）。</h3> <h3>肩生羽焰的釋迦佛坐像，十六國時期（公元4世紀(jì)），美國哈佛大學(xué)弗格藝術(shù)博物館藏（傳出土于河北省石家莊）。結(jié)禪定印，仍有搖錢樹佛像的影子。</h3> <h3><b style="color: rgb(22, 126, 251);">六、關(guān)于&quot;褒衣博帶&quot;和&quot;秀骨清相&quot;</b></h3><h3><br /></h3> <h3>十六國也即"五胡亂華"時期，中原地帶文化雜糅。從西域絲綢之路傳入的佛教開窟造像之風(fēng)，由麥積山、敦煌而云岡、龍門，開始在黃河流域勁吹，繼而引燃全國，于南北朝達到第一個高峰。</h3><h3>佛教在傳入漢地兩百年后，終借異族皇權(quán)之力而盛極一時，將漢傳佛像藝術(shù)推上了頂峰。漢傳佛像史，至此登上漢字正史。北朝佛教中心早期在平城（今山西大同，那里有云岡石窟），晚期在洛陽（那里有龍門石窟）。南朝佛教中心則在建業(yè)（南京）和成都。</h3><h3>對以上內(nèi)容，學(xué)術(shù)界早就予以濃墨重彩。也不是本文的重點。從略。</h3> <h3>籍由東漢既打下的民間信仰基礎(chǔ)，當(dāng)石窟寺摩崖造像在南北朝大興之時，巴蜀地區(qū)再度異軍突起。下面僅述其可圈可點之處。</h3> <h3>以萬佛寺（大慈寺）為代表，高僧大德和文人畫士在成都創(chuàng)作或改造的一些佛教題材，千手觀音、西方凈土變、明王像、羅漢像、地獄變相圖、水陸懺法、各種圣僧等繪畫作品名噪一時。<br /></h3><h3><br /></h3><h3>尤其在佛像的中國化方面，成都率先推出的"褒衣博帶"和"秀骨清相"藝術(shù)特征，風(fēng)靡全國。而這兩種形態(tài)，似乎又與道教有關(guān)。特別是<span style="color: rgb(22, 126, 251);">"秀骨清相"的表述，如果我用"道骨仙風(fēng)"替代，大家不會有意見吧？！</span></h3> <h3>無量壽佛像碑。南齊永明元年（483年），紀(jì)年最早的褒衣博帶。1921年四川省茂縣東較場壩中村寨出土。現(xiàn)藏四川博物院。</h3> <h3>一佛二菩薩像。齊永明八年（490年），殘高64厘米，座寬46厘米，厚22厘米，成都市西安路出土。</h3> <h3>一佛二菩薩像。齊建武二年（495年），殘高36厘米，座寬27厘米，成都市商業(yè)街出土 ，現(xiàn)藏成都博物館。</h3> <h3>南朝造像碑，佛像身前的道士身影時有所見。貌似在巴蜀地區(qū)，佛道兩家從來就沒決裂過。有道是：來巴蜀時，為神仙助力，似借殼上市；漸中土后，以道士侍從，猶翻身做主。</h3> <h3>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h3><h3><br /></h3><h3>做這樣的文字，有點自討苦吃。不知道這些與當(dāng)下沒有直接關(guān)聯(lián)的事情，會有多少人去關(guān)注。</h3><h3><br /></h3><h3>就算是對自己和同好做個交代吧。</h3><h3><br /></h3> <h3>所幸，眺望歷史，并不妨礙我們投入日常，為現(xiàn)世的幸福努力；身處俗世，也不影響我們以更宏大的視野看待得失，理解瑣碎忙碌的長遠價值。</h3><h3><br /></h3><h3>許多事，急不來。我們只需靜候花開。</h3><h3><br /></h3><h3><br /></h3><h3> 2017年12月25日 于重慶南岸</h3><h3><br /></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