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四月十九日，董宇輝獲“人民文學獎·傳播貢獻獎”的消息引發(fā)輿論地震。有人將人民文學比作“自降身價的閨閣名媛轉身成了站街女”，將這場頒獎視為文學向流量低頭的恥辱性標志。這場爭議背后，折射出傳統(tǒng)文壇與流量時代的深刻價值沖突，也暴露出文學評價體系在新時代的困境與迷失。</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反對者的憤怒不難理解。當文學獎的評判標準從藝術價值轉向商業(yè)數(shù)據(jù)，我們看到的仿佛是梵高《星空》被拍賣行標成天價時的荒誕。人民文學出版社用四十年積累的學術公信力，為一場商業(yè)行為背書，這種價值錯位如同把《紅樓夢》拆解成短視頻腳本——看似讓經(jīng)典“活”了過來，實則消解了其精神內(nèi)核。更諷刺的是，那些在稿紙上耕耘半生的作家，可能永遠無法用直播間的數(shù)據(jù)證明自己的價值。</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流量時代的文學生存困境，遠比表面數(shù)據(jù)更值得警惕。董宇輝的直播間確實創(chuàng)造了《人民文學》建社以來最輝煌的銷售記錄，但這份“貢獻”的本質(zhì)是商業(yè)奇跡而非文學復興。就像故宮文創(chuàng)靠網(wǎng)紅帶貨賣出天價，當文化符號淪為消費主義的玩物，我們失去的可能是文明傳承的深度。當“用文字照亮時代”的獲獎感言與直播間里“羽扇綸巾讀作lún巾”的知識性錯誤形成荒誕對照，這種傳播是否真正抵達了文學的本質(zhì)？</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獎項的命名更暴露出深層矛盾?！叭嗣裎膶W獎”冠名的傳播貢獻獎，本質(zhì)上是將文學傳播異化為資本游戲。這就像給帶貨主播頒發(fā)“諾貝爾銷售獎”，用權威機構的光環(huán)為商業(yè)行為鍍金。當文學獎開始用GMV論英雄，當傳播效果成為衡量作品價值的唯一標尺，我們不得不追問：那些在小眾領域堅守的作家，是否注定成為流量時代的棄民？</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這場爭議如同一面棱鏡，照出了文壇的焦慮與野心。文學當然需要擁抱新媒介，但絕不能以犧牲專業(yè)標準換取流量。莫言在非洲草原寫作時的孤寂，與直播間里千萬粉絲的歡呼，本質(zhì)上都是文學傳播的不同形態(tài)。真正的破局之道，在于讓流量成為橋梁而非目的——既需要董宇輝式的“擺渡人”，更需要程偉元、高鶚式的傳播者。但若文學獎淪為流量明星的鍍金工具，當公眾對文學的認知被直播間的話語體系重塑，我們失去的將是文明傳承的根系。</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或許真正的危機不在于董宇輝獲獎本身，而在于文學界在流量沖擊下，是否還有勇氣守護那份“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清高。當人民文學出版社用四十年的學術尊嚴為商業(yè)數(shù)據(jù)背書時，我們看到的不僅是獎項的異化，更是一個時代的精神困境。文學的尊嚴，永遠不該在流量的天平上稱重。</p>